一九六三年七月，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關於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這個條約旨在鞏固核大國的壟斷地位，剝奪中國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權利，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政府、中國工人和工會的反對和揭露。世界工聯總書記賽揚不聽取中國工會駐會書記康永和的意見，發表聲明歡呼這個條約。中華全國總工會於八月十四日發表聲明揭露這個條約是個騙局，同時對賽揚“尾隨一個國家的外交需要”，表示十分遺憾。接著世界工聯書記處竟發表聲明，指責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聲明是“十分錯誤的”。從此中國工會同世界工聯的矛盾和分歧向全世界公開，雙方關係急劇惡化。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世界工聯在索非亞舉行第十六次理事會會議，在會上又一次發生激烈爭論。世界工聯領導集團借口中國工會代表團“違反議事規則”，竟剝奪中國代表團繼續參加這次會議的權利。當然，在當時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代表團在會上也有過“左”的行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聲明，提出世界工聯必須公開承認錯誤等3點要求，否則停止參加其活動。從此，中國工會終止了同世界工聯的關係，但世界工聯仍將中華全國總工會列為其會員，並在其領導機構執行局和理事會中保留中國工會的席位。
四、同前蘇聯和部分東歐國家工會關係的惡化
中蘇工會關係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惡化而逐步惡化，是兩黨關係在兩國工會關係中的反映。中蘇工會的分歧和矛盾集中反映在世界工聯內，開始時隻涉及世界工聯的方針、任務和工作方法等問題，而且一般都是通過內部協商求得解決。隨著六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的開展，這種分歧從工會運動本身的問題擴大到涉及時代的特征、國際形勢和國際工人運動形勢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從內部交換意見發展到在世界工聯大型會議上公開進行麵對麵的爭論。爭論的實質是世界工聯是否應成為推行前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隨著爭論的發展和逐步升級，雙邊關係也逐漸冷淡、疏遠直至嚴重惡化。從過去內容豐富的頻繁的往來減少至隻是“五一”節交換代表團，在雙邊交往中也經常就一些重大問題發生爭論。一九六四年三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反華決議，公然聲稱要同中共的“分裂行為”作堅決鬥爭，緊接著前蘇聯工會致函中華全國總工會，撤銷已經向中國工會發出的“五一”節邀請，並拒絕了中國工會對它的“五一”邀請。一九六五年，中國工會本著世界工人階級團結的願望繼續向前蘇聯工會發出了“五一”邀請，雙方恢複了“五一”往來。可是一九六六年“五一”節前蘇聯工會代表團來華後卻借故提前離華，之後，雙方雙邊關係中斷。
中國工會同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民主德國等東歐國家工會的關係，基本上是和中蘇工會的關係同步發生變化的。一九六四年，前蘇聯工會將給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中斷“五一”交往問題的信件同時抄送給東歐各工會（阿爾巴尼亞除外），意在施加壓力，要求它們采取共同行動。因而，這一年“五一”，除羅馬尼亞、波蘭工會派團來華外，其它幾個工會都未派團，但都未撤回對中國工會的邀請並接待了中國工會派去的代表團。一九六六年“五一”節，多數東歐國家工會代表團追隨前蘇聯工會代表團提前離華，之後也中斷了雙邊交往。
中國工會同阿爾巴尼亞工會的關係在這一段時間前期比較密切，雙方對世界工聯的觀點相近，都反對前蘇聯工會將世界工聯作為推行前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一九七六年，隨著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對華態度的變化，阿爾巴尼亞工會中斷了同中國工會的關係。中國工會同羅馬尼亞工會的關係，沒有受中蘇工會爭論的影響，一直保持穩定友好，雙方交往經常不斷。
中國工會同南斯拉夫工會在五十年代中期建立了關係，不久因兩黨關係惡化而出現波折，並在一九五八年中斷。
五、“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會國際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停止了活動，中國工會的國際活動也於一九六七年起停止。但是國際上仍有一些工會希望繼續與中國工會聯係。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的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在這樣的形勢下，周恩來親自過問，於一九七二年初在中共中央聯絡部成立工青婦組織，抽調了一部分原來從事工會國際工作的幹部從事必要的工會國際工作，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工會召開“九大”恢複活動。這一段時期的國際活動任務是保持和發展同一些外國工會的聯係和交往，了解和研究國際工會運動的動向，為中國工會將來恢複活動後開展國際工作作準備；工作對象主要是左派和中間派；由於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團體會員，因此對外活動主要以對外友協或一些地方總工會的名義，對一些左派工人組織則用中聯部的名義。
在此期間，同朝鮮、羅馬尼亞、越南、阿爾巴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工會繼續保持友好往來。日本工會同中國工會有著長期的友好關係和頻繁的交往，“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中斷關係，一九七二年總評議長市川誠和中立勞聯議長阿部萬龜四郎率工會代表團來訪，之後，其下屬的動力車、全電通、電機勞聯等產業工會也同中國工會繼續保持和發展了交往。第三世界國家工會是這個時期工作的主要對象，在西亞非洲，來訪的有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南也門、坦桑、布隆迪、岡比亞、加納、馬裏、毛裏塔尼亞、索馬裏等國的工會，中國工會也派出兩個代表團訪問非洲。一九七三年，非洲國家工會聯合成立了非洲工會統一組織，這是非洲工會運動曆史上團結統一的裏程碑，中國工會很快與之建立了關係，其總書記阿庫穆於一九七五年應邀訪問了中國。在拉丁美洲，來訪的有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阿根廷、多米尼加和洪都拉斯等國的工會代表團或工人代表團，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馬列主義組織派遣的工人代表團。
這個時期，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接待了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新建的馬列主義組織派遣的工人代表團，也同法國工人民主聯合會，英國的煤礦工會、鐵路工會、混合機械工會等產業工會以及美國紐約1199地區工會等建立了關係，接待了他們的代表團。
在這時期，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有些國際活動受到極“左”思潮影響，背離了一貫堅持的正確原則，主要是以蘇劃線，強加於人。如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後，美國國際碼頭倉庫工會主席哈裏·布裏奇斯要求率團訪華，該工會在“文化大革命”前同中國海員工會有長期友好關係，中方原則上同意他們訪華，後來了解到他獲得過前蘇聯頒發的和平獎，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前蘇聯侵略中國珍寶島問題上曾有過偏袒前蘇聯的言論，便撤回了對他的邀請。又如一九七七年日本總評議長槙枝元文率團來訪，會談時雙方在日本北方四島問題上的觀點有分歧，中方有關人員對日方橫加指責，力圖把中方觀點強加於人，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從一九七八年中國工會九大到八十年代末期
這個時期國際形勢的特點是，美蘇爭霸激烈，國際局勢緊張動蕩；南北矛盾擴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全世界麵臨的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世界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鬥爭取得新的發展。在國際工會運動中，自由工聯和世界工聯繼續對峙，區域性和次區域性工會開始興起，廣大工會獨立自主、聯合自強的傾向有所發展。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中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中國外交的大踏步前進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工會九大以後全麵恢複了工會活動，這些都為工會國際工作開創新局麵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中國工會國際工作麵臨的主要任務是，恢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的對外聯係，廣泛發展同各國工會的聯係，擴大中國工會在國際工運中的作用和影響，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工會建設服務。中國工會遵循中共中央的對外方針政策，結合國際工會運動和中國工會國際工作的實際，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製訂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方針和政策。中國工會堅持獨立自主、廣泛聯係的方針，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所屬國際工會組織的不同，在獨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內部事務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各國工會的友好關係，為解決國際工會運動麵臨的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和捍衛工人權益三項主要問題共同努力。在這個時期，中國工會全方位地發展了同世界各國工會和各國際工會組織的關係或聯係，進一步加強了同發展中國家工會的團結合作，廣泛開拓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傾向的工會的聯係，恢複了同前蘇聯東歐各國工會的關係，恢複了在國際勞工組織中的活動並積極開展活動。中國工會的國際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開創了曆史新局麵。
一、加強同亞非國家工會的團結合作
中國工會九大後，立即致力於恢複和加強同亞非國家工會的關係。在雙邊活動中開展多種形式的友好交流，在多邊活動中發展廣泛接觸，互相聲援。
對於亞洲各國工會，在鞏固同朝鮮工會友好關係的同時，著重發展同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工會的關係，一如既往地既注重同執政黨工會的關係，也同在野黨影響下的公開合法並有群眾基礎的工會恢複並發展關係。全國總工會恢複活動後即向印度參加工會、雇主和政府三方性勞動機構的各派工會表達了與它們恢複和發展關係的願望，得到了它們的積極響應。印共（馬）影響的印度工會中心首先於一九八一年來訪，並於一九八二年邀請中國工會派代表團回訪，實現了一九五九年以來中印工會間的首次互訪。一九八二年參加自由工聯的印度兩大工會組織、國大黨的印度全國工大主席巴特和人民黨的印度勞協總書記瓦希斯特分別率團訪華。一九八四年三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倪誌福應印度全國工大邀請率團訪問了印度，這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曆史上首次訪印，受到印度總理英·甘地夫人的接見。中國工會代表團拜會了印度各派總工會，向他們表示“中國工人和工會熱烈歡迎和真誠支持中印兩國關係的改善，希望看到中印兩國人民傳統友誼不斷發展”，推動了同印度各派工會關係的全麵發展。其後，不參加國際工會組織的印度人民黨的印度勞工工會、參加世界工聯的印共的全印工大等分別派團來華訪問。在發展同印度工會關係的同時，同巴基斯坦、斯裏蘭卡、緬甸、孟加拉、尼泊爾等國各派工會的關係也得到了發展。同蒙古和老撾工會也於一九八八年恢複了關係。對於東南亞各國，由於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同這些國家的工會關係建立較晚，隨著國家關係的發展以及一九八三年中國恢複在國際勞工組織中的活動，開始了在國際多邊活動中同東南亞同盟國家工會的接觸。一九八六年，受新加坡執政黨領導、參加自由工聯的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派團首次訪華。鑒於當時東南亞一些國家工會直接同中國工會往來有困難，采取了在國際多邊活動中發展雙邊接觸的作法，如中國工會代表利用去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參加國際勞工組織亞大地區討論會的機會，拜會了這些國家各派總工會的總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國際勞工組織在北京舉行亞洲太平洋地區工人教育研討會，參加這兩次會議的東盟國家工會有參加自由工聯的馬來西亞職工總會、菲律賓工會大會、泰國勞工大會、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有參加世界勞聯的菲律賓自由工人聯合會、泰國全國勞工大會，還有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全國工會和菲律賓工會及服務同盟，會後邀請他們在中國參觀訪問，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誼，為直接開展雙邊往來創造了條件。同時，南太平洋的斐濟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工會也參加了這兩次會議，同中國工會建立了友好關係。
在同西亞和阿拉伯國家工會發展關係中，中國工會堅定地支持阿拉伯人民收複失地和巴勒斯坦人民恢複民族權利的正義鬥爭，同時主張西亞地區和阿拉伯國家及工會加強團結，通過耐心談判和協商，互諒互讓，解決分歧和爭端，這一立場及據此展開的活動，推動了中國工會同西亞和阿拉伯國家工會關係的全麵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工會除恢複並發展了同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民主也門、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等國工會和阿拉伯工聯的友好關係外，還同伊朗、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亞以及塞浦路斯的工會發展了友好關係。
對於廣大非洲國家，中國工會九大後迅速同五六十年代就已同中國工會建立起友好關係的工會恢複關係，同時也同那些在中蘇分歧中同前蘇聯工會關係比較密切的工會消除隔閡，積極同一大批過去沒有聯係的工會建立關係。到八十年代末，中國工會已同非洲工會統一組織以及五十多個非洲國家工會建立和發展了良好的不受一些國家政權更迭影響的、穩定的關係。在這期間，中非工會間高層領導人頻繁互訪，對推動雙方關係的持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四年四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倪誌福率團訪問非洲，提出了中國工會對非洲工作的四項原則：（1）支持非洲各國工會加強團結，反對外來幹涉，從非洲地區實際出發，走獨立發展的道路。（2）支持非洲各國工會和工人為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3）堅決同第三世界各國工會站在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而鬥爭。在國際性的工會多邊活動中，為維護第三世界工人和工會的權益，加強同非洲國家工會的磋商、相互支持和合作。（4）根據平等、自主、量力而行、講究實效的原則，同非洲國家工會在雙方感興趣的領域，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加強交流和合作。這些原則受到非洲各國工會的熱烈歡迎，推動了中非工會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工會堅決支持非洲人民根除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爭取非洲大陸完全獨立和解放的正義鬥爭，發展了同正在進行艱苦鬥爭的南非、納米比亞工會的友好關係。進入八十年代，非洲國家爭取發展經濟以鞏固政治獨立的任務更為迫切。一九八四年十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金直夫在非洲工會統一組織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國工人和工會積極支持非洲工人和人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強調非洲是屬於偉大的非洲人民的，中國工會堅決同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人民一起，為促進南南合作，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鬥爭。對於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的工會，中國工會同它們開展了多種形式的互助合作，通過接受考察團、派出報告員等方式，交流工會工作經驗，並於一九八七年同非洲工會統一組織合作，在北京舉行有幾近半數非洲國家工會參加的“工會在發展中的作用研討會”。中國工會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非洲一些國家工會以小額的物質援助，並同加蓬、幾內亞工會探索了技術合作的路子，幫助他們培養縫紉機繡花、養魚等專業人才。一九八五年，非洲遭受嚴重幹旱，中國工會向12個受災最嚴重的國家的工會捐贈了糧食。
二、支持巴勒斯坦和南部非洲工人和人民的正義鬥爭
進入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已從政治領域轉入經濟領域，但巴勒斯坦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仍在為爭取民族權利、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種族隔離進行艱苦的鬥爭。中國工會繼續堅決支持他們的正義鬥爭，並向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援助。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國工會派代表團參加了非洲工會統一組織和阿拉伯工人工會國際聯合會共同在利比亞的黎波裏召開的“聲援巴勒斯坦、納米比亞和南非工人和人民國際工會會議”。這是中國工會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自一九七九年中國同美國建交以來，第一次參加聲援性國際工會會議。中國工會代表團的到來以及在會上重申中國工人和人民堅決支持巴勒斯坦、南非和納米比亞工人和人民正義鬥爭的一貫立場，聲明中國工人和人民永遠同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的鮮明態度，消除了一些持激進觀點的阿拉伯國家工會的誤會和疑慮，增進了同阿拉伯及非洲各國工會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也鼓舞了共同的鬥誌和信心。同年四月，中國工會邀請巴勒斯坦工人總聯合會派出代表團參加北京“五一”節慶祝活動，組織群眾集會歡迎代表團並請他們作關於巴勒斯坦工人和人民鬥爭情況的報告。中國領導人會見了代表團長，重申中國政府和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義鬥爭的一貫立場。中國工會還通過巴勒斯坦工聯向巴勒斯坦烈士子弟學校贈送一批機床，供教學培訓之用。一九八三年，中國工會派代表團出席了巴勒斯坦工聯於同年十二月在突尼斯舉行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重申一如既往地堅決支持阿拉法特為首的巴解組織和巴勒斯坦工人與人民恢複民族權利、收複失地的正義鬥爭。同時表示“殷切希望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有關方麵以阿拉伯民族利益為重，團結起來，消除分歧，共同對付以色列擴張主義。巴勒斯坦工人兄弟完全可以信賴，中國工人和人民將永遠是你們可靠的戰友”。一九八五年，中國工會邀請總部設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工聯派代表團參加“五一”節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活動，強調中國工會一貫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業的立場，希望他們搞好內部團結和同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相信他們必將取得最後勝利。中國工會自一九八三年恢複在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以後，在每年國際勞工大會期間，都參加阿拉伯國家和工會組織的聲援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義鬥爭的大會，並在會上強調中國工人和人民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工人及人民正義事業的堅定立場。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工會同納米比亞工人聯合會以及南非的各派黑人工會南非工會大會、阿紮尼亞工會協調中心和南非工會全國理事會建立和發展了友好合作關係，並同南非其他的工會組織如南非礦工工會有友好接觸。中國工會通過這些雙邊活動以及提供文教、辦公用品，聲援和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義鬥爭。同時，中國工會強烈譴責南非當局剝奪南非17個反種族隔離組織及南非工會大會的合法權利。中國工會還積極參加聲援南部非洲工人和人民的多邊國際活動。繼一九八二年參加在的黎波裏舉行的國際工會會議以後，於一九八四年又參加了非工統和世界工聯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召開的“聲援南非和納米比亞工人和人民國際工會會議”。一九八八年，國際勞工局在津巴布韋召開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三方國際會議，中國工會代表、國際勞工局工人副理事王家寵在會上重申了中國工人和人民在南非和納米比亞問題上一貫堅決支持人民正義鬥爭的立場。他在曆數南非當局拒不釋放納爾遜·曼德拉、鎮壓民主組織和黑人工會運動、繼續非法占領納米比亞、對鄰國進行侵略和顛覆等罪行後，強調當前最重要的是在各個領域加強有效的具體行動，包括對南非實行全麵強製製裁；支持南非黑人工人及其工會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進一步支持和援助納米比亞民族解放運動反對種族隔離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增加對前線國家和南非鄰國的援助，尤其是經濟上的援助等等。這些意見被吸收進會議通過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兩個文件中。中國工會自一九八三年恢複在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後，每年都積極參加國際勞工大會種族隔離委員會的工作，為推動這個國際組織堅持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作出了貢獻。
三、全麵發展同拉丁美洲工會的關係
八十年代，隨著拉美地區民主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工會逐步地全麵發展了同拉美3個政治傾向不同的區域工會組織以及它們的會員組織的友好關係，也同一些重要的獨立工會建立和發展了友好關係。一九八○年四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顧大椿率團參加墨西哥工人聯合會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並應拉美工人中央工會的邀請訪問委內瑞拉。墨西哥工人聯合會是自由工聯在拉美的重要會員，拉美工人中央工會係世界勞聯的拉美區域組織。中國工會代表團的這次活動是中國工會第一次同拉丁美洲的自由工聯、世界勞聯這兩個係統下屬的全國性總工會直接交往。顧大椿在訪問中闡明了中國工會獨立自主、廣泛聯係的方針以及對拉美工人和人民捍衛自決、獨立和不幹涉原則，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改善生活和勞動條件的正義鬥爭的支持，並廣泛接觸了各派工會人士。從此中國工會同這兩個係統的拉美工會陸續建立了友好關係。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國工會代表團出席了世界工聯的會員組織哥倫比亞工人工會聯合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廣泛接觸了與會的世界工聯的會員組織代表，推動了中國工會同世界工聯係統拉美各國工會關係的恢複和發展。一九八六年二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羅幹應邀參加墨西哥工人聯合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的致詞中宣布了中國工會發展同拉美工會友好關係的四項原則：（1）根據增進友誼、互相學習、團結聲援、共同發展的原則發展友好合作關係；（2）發展人員交往，采取多種形式交流工會工作經驗，促進中拉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3）支持拉美各國工人和工會反對外來幹涉、發展民族經濟、推進民主化進程的鬥爭；（4）在國際活動中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加強合作，共同為加強各國工人團結、保衛世界和平、維護工人權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努力。針對當時拉美地區突出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他表示，中國工人和工會堅決支持中美洲各國人民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和孔塔多拉集團關於和平解決中美洲爭端的立場，堅決支持拉美各國以發展促還債的嚴正主張。這些原則和立場受到了拉美各國工會的廣泛讚賞。八十年代後期，隨著民主化進程的鞏固和發展，拉美國家出現了一批不參加國際工會組織的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獨立工會，中國工會同這些獨立工會全都建立了友好關係。
拉丁美洲工會運動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中國工會同各派工會或一個工會內的各派交往時，注意互相尊重、不幹涉內部事務、一視同仁和求同存異，因此同各派工會都能保持良好關係，增進了解和友誼。而所有拉美國家各派工會雖在其他問題上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分歧，但在同中國工會發展友好關係方麵卻都是一致的。
中國工會堅決支持拉丁美洲工人和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捍衛國家主權，反對外來幹涉的正義鬥爭。一九七九年當尼加拉瓜人民取得反對親美獨裁政權勝利時，中國工會向尼加拉瓜各派工會表示了熱烈祝賀。一九八二年當阿根廷人民就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歸屬問題同英國發生戰爭，當美國於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分別入侵格林納達和巴拿馬時，中國工會強烈譴責美國侵犯他國主權、危害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霸權主義行徑，對阿根廷、格林納達和巴拿馬人民的正義鬥爭表示了聲援。中國工會也堅決支持拉丁美洲工人和人民維護民主權利和工會權利的鬥爭。一九八○年七月，玻利維亞發生軍事政變，中國工會強烈譴責政變當局鎮壓工會運動，聲援被迫害的玻利維亞總工會。智利在皮諾切特軍政權統治期間，中國工會多次譴責智利當局嚴重踐踏民主和工會權利，拒絕智利軍政府支持的工會要同中國工會建立聯係的要求，並在國際勞工大會上投票反對承認該工會代表智利工人，在這以後，中國工會先後接待了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智利工會委員會代表團，以及來自智利國內的智利民主工人中央代表團和智利全國工人指揮部代表團。在智利民選的文人政府成立後，同智利工人統一工會建立了友好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