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宋誌堅雜文精選小輯(1 / 3)

宋誌堅雜文精選小輯

亂彈

作者:宋誌堅

“宣傳語”選注

專述宣傳的書籍,亦有專用術語體現此行特色,或可稱為“宣傳語”。如今以宣傳為業者甚多,上下左右,已成龐大網絡,理當建立宣傳學,宣傳語即為宣傳學之重要元素。然非此行中人,難以盡知宣傳語之豐富內涵與深厚底蘊,極需相關辭書予以注釋。

現不揣冒昧,選注若幹,藉以拋磚引玉。

不良信息

“百科名片”稱:信息論“常常把消息中有意義的內容稱為信息”。例如,“一葉知秋”這個成語中,就有消息與信息——樹葉落了,這是消息;秋天到了,就是此消息中的“有意義的內容”即其透露的信息。

消息是客觀的,消息中所包含的“有意義的內容”也應當是客觀的。消息報告的事情有好壞之分,故有好消息或壞消息的說法。台風來了,地震來了,這種事情當然不好,但報告這種事情的消息及其承栽的信息,沒有良與不良之分。

宣傳卻是主觀傾向性很強的一行。於是,依照“好消息”與“壞消息”之先例,信息即消息中承載的“有意義的內容”一分為二,有“不良意義”的內容即“不良信息”,也就作為宣傳語應運而生。

按信息論所謂之信息推論,宣傳語把消息中有“不良意義”的內容稱為“不良信息”,在實際操作中,這種“不良信息”就是不利於當地官員的形象、政績與升遷的信息。

封堵刪

作為宣傳語,這個詞彙由意義相近的三字組成。封:與開字相對而言,意即隔絕。以封字組詞,可有封閉、封殺、封口、封鎖;堵:與疏字相對而言,意即阻塞。以堵字組詞,可有堵塞、堵截、堵擊、堵嘴;刪:與增字相對而言,意即削除。以刪字組詞,可有刪除、刪改、刪節、刪刈。這些字眼都很有力度。疊加在一起。足見行為主體絕不心慈手軟之姿態。

封堵刪的對象就是“不良信息”。在傳統媒體時代,一般不必如此繁雜,隻需一個“封”字即可了結。用一位新聞官的話說:剛剛發生的事,我不報道,它就不是新聞。在網絡媒體時代,光有這一招就不行了:你不報道,別人還要報道呢!

封堵刪三字的字義相近,卻也有別。細察之,便見層層遞進:封不了的,就堵;堵不了的,就刪。如此這般,肅殺之氣畢現,極易引起人們聯想到當年的“圍追堵截”。

采訪線工程

按照幾何學的常識,兩點成一線,這是直線。多幾個點呢,也可以是曲線。

采訪線就是由點連結而成的。這些點,是有關地方的有關部門希望記者去采訪的點,也是當地的重點與亮點,就像盆景一樣,打扮過的,通體光彩奪目。

這是隻見“優良信息”的采訪線:陽光明媚,紅旗招展,鶯歌燕舞,鑼鼓喧天;這是繞開“不良信息”的采訪線——在這條采訪線上,沒有髒亂差,沒有黑磚窯,沒有群體性事件。至少,走馬看花並有人熱心陪同的采訪者無緣碰到這種“不良信息”。

采訪線而稱之為工程,足見宣傳部門投入之多,不但盡心,而且盡力。

少數不明真相的群眾

既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就不可能隻有“少數”——“群眾”的“多數”都明白了“真相”,難免以一傳十,以十傳百,“群眾”的“少數”還能被蒙在鼓裏?然而,這句宣傳語的高明也正在於此。倘若“不明真相的群眾”竟是多數,搞宣傳的都幹什麼去了?

“真相”都是多側麵的,不會隻有“優良信息”,沒有“不良信息”。既有“群眾”之“不明真相”,不論是“少數”還是“多數”,都得追究“不明真相”之原由,追究誰該為“群眾”之“不明真相”承擔責任:你把“不良信息”統統封了堵了刪了,隻讓“群眾”接受通過“采訪線”得到的“優良信息”,此“信息”的“良”與“不良”,又都以當地官員的利害與好惡來區分,你叫“群眾”如何明白“真相”?然而,此“真相”非彼“真相”。把握了這一點,方知這句宣傳語原也妙不可言。

有人建議相關編輯對此類“宣傳語”予以刪改,聞之啞然失笑。大凡此類書籍,豈是“有關編輯”便可輕易刪改的?況且,刪了改了,失卻了當今宣傳之原生態也未免可惜。對於後人,這可是一種藉以窺見真相的信息。

從“花瓶”到“寵物”

在傅國湧先生的《知識分子群體高度分化》(原載《同舟共進》雜誌)一文中,看到“知識分子的寵物化”這個詞組,覺得有些新意,細看全文才知所說的“寵物化”應該稱之為“動物化”。文章隻是說了知識分子“對物質的膜拜遠遠超過了對精神世界的關注”,作者援引了哈維爾的話:這屬於蔬菜、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與“遙遠而深邃的星空”無關。

傅國湧將知識分子分為“本質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職業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並認為“本質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從產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與人類的道義責任緊密相連”。然而,在他列舉的教師、醫生、作家、律師、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研究者等“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中,哪些屬於“職業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哪些屬於“本質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恐怕不大說得清楚。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因為受到較好的教育,不論學的是什麼專業,從事的是什麼工作。都應該“與人類的道義責任緊密相連”。至於作者所說的“擔任行政職務的知識分子”,因為實現了某種角色轉換,是不再把他們當做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倒不是說他們不再“與人類的道義責任緊密相連”,他們既然掌握了可以造福人民也可以禍害人民的某種權力,實施對這種權力的監督製約,也就成了知識分子對於人類的一種相當重要的“道義責任”。

民間曾有過一個流傳很廣且略帶貶意的稱謂,叫做“花瓶”。誰都知道。花瓶是用來插花的,擺在那裏很好看。可以用來裝飾門麵。也可以用來點綴喜慶的氣氛。但花瓶沒有自己的耳目,沒有自己的嘴巴,沒有自己的手腳,更沒有自己的大腦,隻能任人擺布,發揮不了任何主觀能動作用。富有幽默感的黎民百姓稱某些被明確賦予參政議政和權力監督責任的知識界人士為“花瓶”,其寓意是很明白的。當然,這個詞彙諷刺的不僅是那些“花瓶”,他們隻是因為有前車之鑒而變得安分守己以求自保而已,“花瓶”這種社會現象的出現。其實還包含著相當複雜的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