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新華社的建設事業受到了嚴重破壞。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幹擾下，新華社的宣傳報道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但是，新華社的幹部和群眾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是不滿的，曾利用各種方式進行過抵製和鬥爭。一九七五年，當中共中央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時，江青在會內會外公開散布種種謬論攻擊中央，矛頭指向鄧小平，幹擾和破壞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的部署。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副社長穆青和總編室副主任李琴把江青在大寨的言行材料轉送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反映真實情況。“四人幫”發現後下令停止3人的工作，對他們橫加迫害。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使黨和國家實現了新中國建立以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偉大轉折，新華社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曾濤任新華社社長；一九八二年四月，穆青任社長。新華社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肅清“四人幫”的流毒，恢複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同時，積極進行新聞改革，加強思想和業務建設。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批準了新華社關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世界性通訊社的報告。圍繞這一宏偉目標，新華社堅持“在改革中發展，在發展中改革”的方針，把新聞改革和事業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使新華社的報道工作、經營管理工作和國內外各項事業都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經過長期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開拓奮進，新華社初步形成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功能的新聞報道體係，從過去的單純的國內通訊社，發展成為具有初步現代化水平的、有一定規模的世界性通訊社。這是新華社曆史上的深刻改革。
報道業務——
一、報道業務的構成
新華社作為通訊社這一傳播媒介，廣泛地收集新聞和信息，及時地、大量地發布新聞和信息，是它的基本功能；通過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向受眾提供新聞產品，是它為受眾服務的主要渠道。長期以來，新華社報道業務的構成，包括這幾個方麵：從報道形式看，有文字新聞，圖片新聞；從報道內容看，有國內新聞，國際新聞；從發稿對象看，有對內報道，對外報道；從發稿用途看，有公開報道，內部報道；從報道手段看，有通用稿，對內專稿，對外特稿；從發稿方式看，有“大廣播”（即向不隻一家傳播媒介播發的通用稿），專線廣播；從發稿語種看，有中文，外文（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葡萄牙文）。對國內用中文發布的國內、國際新聞，又分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中央級報紙；第二個層次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報紙；第三個層次是地（市、盟、自治州）、縣（市、旗）級報紙，即“地方廣播”；第四個層次是中央和地方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專線廣播。這種互相交叉的方陣式的報道網絡，已成為新華社“三多”（多層次、多渠道、多功能）的報道體係的基礎。
新華社新聞業務有四個係列同時並舉，相輔相成：一是公開報道，即通用電訊稿（簡稱通稿）及各種形式的專線、專稿、特稿等；二是不同層次的國內、國際的內部參考報道；三是一係列社辦刊物、報紙；四是經濟信息。新華社的報道工作實行三個“內外並重”方針：一是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並重；二是對國內報道和對國外報道並重；三是內部參考報道和公開報道並重。
通稿是新華社的主要產品：“大廣播”是新華社新聞改革的“龍頭”。因此，刻意經營國內、國際的文字和圖片新聞通稿，努力加強和改革中文和外文的“大廣播”，使之成為“拳頭產品”和“名優產品”，一直成為新華社著力抓的頭等大事。從一九八三年起，新華社在發布新聞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了較大的改進和發展，即根據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特點的傳播媒介的要求，加強專稿、特稿和分區發稿工作。
二、新聞報道
新華社既是國家通訊社，又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針。它的報道是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通過對新聞的客觀報道，來引導輿論，給讀者以影響。它的新聞報道發揮下列各種作用：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打擊敵人；反映實際，指導工作；溝通新的信息；傳播新的知識。
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新華社新聞報道的主要任務。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新華社集中宣傳了中共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方針，報道了各族人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開展勞動競賽的生動事實，激勵人們為爭取國民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而鬥爭。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新華社突出宣傳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反映了全國人民為實現總路線所進行的英勇鬥爭及其取得曆史性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新華社大量宣傳了中共和政府在建設時期的各項方針政策，鼓舞了全國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奮發前進。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華社大量報道各條戰線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對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政策；連續報道了全國各地開展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宣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共工作重點的轉移，自八十年代以來，新華社從各方麵加強了經濟報道，反映激變中的農村形勢，充分報道各地農村放寬政策後所顯示出來的威力，以及農村生氣勃勃的大好形勢；反複宣傳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宏偉目標、戰略措施，以及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政策；宣傳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黨的基本路線；宣傳鄧小平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等等。所有這些報道，對於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創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局麵，起到推動作用，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新華社始終遵循把握大局，堅持正麵宣傳為主的方針。堅持以人民群眾為新聞報道的主體，謳歌他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創造的英雄業績，大力報道先進人物和先進經驗，報道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宣傳共產主義風格的發揚，激勵人民克服困難，振奮精神，開拓前進。新中國建立初期，新華社報道的全國工業勞動模範馬恒昌和他領導的小組、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李順達和他領導的互助組，向全國發起愛國主義勞動競賽，曾促進全國生產高潮。愛廠如家的老工人孟泰、走在時間前麵的車工王崇倫、創造細紗擋車工作法的紡織女工郝建秀，以及以王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一批先進人物的模範事跡，經新華社報道後，推動了各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突飛猛進。新華社的報道，還反映了人民群眾偉大的精神麵貌和蓬勃的革命朝氣，它用黃繼光、雷鋒、王傑、焦裕祿和時傳祥等英雄模範人物活生生的榜樣，為人民提供豐富的思想教材，指出前進方向，樹立一代新風尚。新華社報道的吳吉昌、沈鴻、蔣築英、羅健夫、趙春娥、張海迪、鄧稼先等先進人物和中國女子排球隊，為全國人民樹立了學習的楷模，激勵了人們為祖國現代化建設而獻身的熱情。同時新華社還認真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要求、願望和呼聲。它運用記者來信、采訪劄記、調查報告等形式，及時地反映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促使有關部門注意和解決。對於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亂紀和不正之風，也不斷進行揭露和批評，堅決維護人民的利益。
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大搞調查研究，是新華社報道工作所遵守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新華社長期培育起來的一種優良傳統。新華社發表的在群眾中較有影響的重要稿件，沒有一篇不是經過深入調查並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進行正確分析而寫成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為了周總理的囑托》、《沒有寫完的報道》、《曆史的審判》等稿件，就都是總社領導人穆青和記者馮健、周原、郭超人、陸拂為、廖由濱等人一起調查研究後完成的。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寫好新聞，充分反映中共路線、方針、政策的威力，反映時代精神，新華社大批記者不畏酷暑嚴寒，長年堅持在工農業生產和科研、文教、國防第一線調研、采訪，廣泛同人民群眾接觸，同各階層人士交朋友，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呼聲，進行周密的實地考察，寫出了大批有血有肉有見解的報道，對推動各項政策的落實，促進各方麵工作的開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不少報道和調查報告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讚揚。在國際報道方麵，新華社一些駐外記者也由於重視調查研究而能準確地反映國際鬥爭的動向。新華社駐聯邦德國記者王殊，曾因準確地反映駐在國情況而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表揚。
新華社堅持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的原則。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新華社就以報道的事實準確可靠而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對於個別失實的報道，一經發現立即嚴肅糾正。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新華社就曾對失實報道進行過清理，並正式把新聞必須完全真實這個原則作為業務方針確定下來。一九四七年，全社開展過反對“客裏空”（指新聞報道中虛構浮誇的作風）運動，檢查和批判了弄虛作假的報道。一九五三年，在全社開展的“練筆運動”中，反對“客裏空”是一項主要內容。在五十年代後期“大躍進”中，新華社報道中浮誇風一度比較嚴重，特別是農業“放衛星”是新華社首先在全國報道的，造成惡劣影響。六十年代初，新華社對“大躍進”三年中的浮誇報道作了嚴肅檢查，重申新聞報道的材料必須絕對真實，不容許對事實作任何渲染和誇大，更不允許絲毫虛構。可是在十年動亂期間，把持宣傳大權的“四人幫”大肆鼓吹“事實服從路線鬥爭的需要”，把事實當成麵團隨意揉搓。在這種荒謬的報道方針影響下，新華社的不少報道被弄得假話連篇，甚至顛倒黑白，使新聞必須真實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粉碎“四人幫”後，新華社端正了思想路線，檢查和批判了這方麵的錯誤，肅清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散布的流毒，並且把這一曆史的沉痛教訓作為反麵教材教育幹部，引以為戒。
新華社在報道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倡敢於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在新華社的曆史上，有不少編輯記者不顧個人得失，不怕遭到指責、非難甚至打擊而在報道中堅持了這一原則。就拿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幾年中的農業報道來說，新華社就是這樣。一九七七年，當有人在農村繼續推行“窮過渡”的一套做法時，新華社從農村已瀕臨破產這一實際出發，宣傳了鄧小平提出的在農村恢複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即尊重生產自主權、實行定額管理、開放集市貿易、讓農民發展正當的家庭副業、保護自留地、農田基本建設要因地製宜講究實效，等等。在有人指責這種報道是“刮黑風”時，新華社派出一批記者下去調查，並依據調查到的實際情況，反映了“窮過渡”破壞生產的真象，抵製了不符合實際的批評。記者尤淇一九八○年初寫的調查報告《火山在蕪湖爆發》，用充分的材料揭露了當地一些幹部強迫農民退出“包產到戶”而引起的“罷割、罷耕”事件的真象。這篇調查報告發表後，曾一度遭到省內一些人的指責。但是，由於它有著經過調查的事實為基礎，安徽分社領導人和有關記者未為所動。後來有關方麵又派人去複查所得結論，與記者尤淇所寫相同，證明“包產到戶”符合農民的要求。中國在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改革中，從最初推行定額管理到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下達有關文件，肯定“包工到戶”、“包產到戶”的做法，經曆了從實際出發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逐步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華社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斷排除非議和阻撓，如實地反映了各地農民要求“雙包”和實行“雙包”取得的成效，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開道，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在國際事務方麵，新華社反複宣傳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堅持不懈地報道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和作用，闡明了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張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家之間的關係等基本立場。新華社始終把第三世界作為國際報道的重點，堅持為第三世界各國人民說話，它的報道忠實地記錄了全世界近百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勝利進程。由於新華社在國際報道中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大力支持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所進行的鬥爭，因而贏得了各國人民的信任。
新華社的國際報道力求全麵、客觀、公正。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新華社曾經以有關國家同中國關係的好壞為轉移來決定報道的口徑，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八十年代改變了這種狀況。例如，對於美國經濟和社會情況，新華社既報道了美國社會的某些弊端和問題，也報道了美國經營管理的好經驗、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以及人民的智慧和求實精神。對於同中國友好的第三世界國家，新華社不僅充分地報道了它們在鞏固政治獨立、發展民族經濟方麵的成就，以及它們為加強團結合作和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方麵所作的種種努力，也實事求是地報道了它們麵臨的種種難題。
新華社無論在進行國內報道還是國際報道時，都是聯係中國和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來觀察問題和選擇報道主題的。
三、內部參考報道
內部參考報道在新華社業務中占有重要地位。紅色中華社一九三一年剛成立的時候，就開展了參考報道業務，編印《參考消息》，提供給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參閱。從此，它就形成了公開報道和參考報道並重的傳統。新中國建立以後，新華社的參考報道業務有了很大發展，陸續創辦了多種國內國際的內部參考刊物。它們是中國獨特的傳播媒介，具有特殊的功能，起到了一般報刊起不到的作用，成為中國領導人和廣大幹部了解情況的重要渠道。新華社參考報道影響之大，已引起海外研究者的重視。
新華社參考報道的功能，其核心是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決策服務，但是它又是有分工的，不同層次的參考報道承擔著不同的職能。八十年代以來，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報道已形成高、中、低三個層次，讀者對象包括中國高級、中級和基層的各級領導幹部，它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決策依據、交流情況、提供形勢谘詢的作用。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簡稱內參）報道發揮了重大作用。這些作用概括起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對中共中央決定某些重大問題起了參考作用；（二）對貫徹中共的路線、方針和國家政策、法令起了指導工作的助手作用；（三）對重大事件和突出事件起了“靈通的耳目”作用；（四）對中央重大決策、重要政策的執行情況起了信息反饋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政治體製改革和新聞改革的進行，新華社的內參報道工作也在進行改革，除了擴大內參業務，完善內參報道體係外，特別注意加強調研工作。各分社都把專題調研作為重要任務，寫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內參報道。此外，內參傳送手段也逐步得到改善。過去內參稿件的傳遞，主要靠郵寄、航寄，急稿用電話傳抄，時效差。一九七八年以後逐步改用中文傳真機傳遞，大大提高了時效。
新華社國際參考報道的主要功能是，向中央領導人及有關的中央單位提供外部世界的重要信息，供決策參考。新華社辦有多種國際參考刊物，有的選載外電外報和台灣、香港、澳門報刊的材料，有的刊載新華社駐外記者和總社編輯撰寫的調研分析稿件。它們各有特點，自成體係，信息麵廣，迅速及時。特別是駐外記者發自第一線的材料，采寫的反映和分析世界各方麵的新情況新動向的內參稿件，受到各方麵的重視和歡迎。
國際參考報道另一個主要功能是，為廣大幹部、大專院校教師學生、企業職工和其他社會成員了解外部世界提供服務。在發揮這一功能上，《參考消息》比起其他參考刊物來，具有獨特的優勢。《參考消息》用報紙型出版始於一九五七年，它刊登的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國家宣傳機器的材料，既不加修改，也不加評論，它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毛澤東語）。無論是在十年動亂時中國高度封閉的年月，還是在當今改革開放的時代，它都是全國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的報紙。人們喜歡看《參考消息》，就是因為從中“可以看到在別處看不到的東西”，開闊眼界，增長知識，成為人們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