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新聞工作者的風貌
新中國的新聞界，在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貫徹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報道社會主義建設，反映人民的新生活，進行新聞輿論監督和堅持真理等方麵，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直至“文化大革命”時期，雖然犯有一些嚴重錯誤，但中國新聞界卻不乏有思想，敢於為事實和真理鼓與呼的戰士。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尤淇是突出的代表。一九五六年由於批評地方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熱、步子過快問題，尤淇受到嚴厲的抨擊。一九五九年，他被調到新華社浙江分社期間，在深入調查諸暨縣楓橋公社之後，曾寫了4篇內參稿，反映“大躍進”使農業生產出現萎縮，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以及農村幹部在不合理的分配製度下受益等問題，明確地說：“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希望中央趕快糾正，若不糾正，天下從此多事矣”為此，在“反右傾”運動中，他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連降4級，並被下放回無錫家鄉農村勞動。但是，政治壓力、行政處分無法禁錮他的思想，也未能泯滅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心和骨氣。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他又兩次上書毛澤東主席，反映人民公社的弊端及普通老百姓對人民公社的反感情緒。“文化大革命”中，尤淇因兩次上書而受到更加嚴厲的製裁，一九七○年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下放工廠勞動。一九八一年尤淇得到徹底平反，調任新華社安徽分社社長。在他重新工作之後，又在尚有較大思想阻力的情況下，寫出了對農村改革有促進作用的新聞報道。較早地察覺並且勇敢地批評了當時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左”的思想的。正是由於這些新聞工作者能夠深入實際，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又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論水平，因此，他們能夠不為世俗觀念和錯誤潮流所動，在錯誤路線、政策占統治地位時，他們能辨明大是大非，堅持正確主張；在曆史變革的新時期，他們又能超越傳統觀念，衝破陳舊輿論的束縛，敏感到曆史發展的趨勢，為變革做輿論上的準備。
在“四人幫”製造了萬馬齊喑局麵時，新聞界的一些人曾以各種方式與“四人幫”進行鬥爭，其中有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間《人民日報》一批老共產黨員、老新聞工作者與“四人幫”進行的較量，即被“四人幫”誣蔑為“一股邪氣，一股勢力”和“《長短錄》俱樂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陳伯達進駐人民日報社奪權，《人民日報》的老新聞工作者絕大多數都受到迫害。但是，老新聞工作者與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也從此開始，至一九七二年，鬥爭趨於白熱化。一九七二年三、四月間，《人民日報》“看大樣”小組趁張春橋、姚文元不在北京之機，發了一整版反“左”、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等，又寫信給毛澤東彙報情況。與此同時，人民日報社的一批老幹部常常聚會，發泄對“四人幫”的不滿，決定由老記者顧雷執筆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人民日報》的問題。這兩封信都落入“四人幫”的手中。從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七四年，“四人幫”在人民日報社追查告狀信，進行長時間的批判運動，將老幹部聚會打成反黨性質的“《長短錄》俱樂部”，對顧雷、李莊等人進行大規模批判。姚文元親自指揮，並定這些老幹部為“地地道道的反黨集團成員，三反分子”。
在新華社，“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社長吳冷西等一大批老新聞工作者都被打倒，各編輯部（組）的許多負責人成了審查和批鬥對象。重要稿件都要通過姚文元的審查方可發稿。但是，仍有不少老幹部暗中活動，抵製和反對“四人幫”。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在周恩來親自指導下，朱穆之、穆青等相繼複職，新華社一批老幹部也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他們在新聞報道上曾多次與“四人幫”進行迂回曲折的鬥爭。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由鄧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四人幫”千方百計進行幹擾破壞。在這種情況下，新華社明確表示一切聽從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五年新華社國內分社工作會議上，社長朱穆之指出：“新華社不能是自動電梯，誰都能坐，誰都能開。”“我們應該聽取各方麵的意見，但是，必須根據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決定、指示來衡量，符合的我們就聽，不符合的我們不聽。”不久，“四人幫”便指使在新華社發動了對所謂“自動電梯論”的批判。
這種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在這一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因“朱穆李事件”被推向高潮。在中共中央於山西省昔陽縣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鄧小平曾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就農業發展的部署作了重要講話。“四人幫”對中央的部署，特別是對鄧小平主持工作以來執行的路線、方針極為不滿。江青在受到毛澤東批評後，又擅自到昔陽參加會議，在鄧小平講話時不斷插話幹擾。更為惡劣的是，她邀集百餘名新聞界和文藝界人士在大寨招搖，特意在單獨接見他們時發泄對中央的不滿。江青說：“在北京整老娘整了幾個月，我悶氣喲。現在是貪官上台了。反我老娘就是反馬列主義，反黨。現在老娘要說話了。”
對於江青在大寨的醜惡表演，新華社記者及時向總社彙報。穆青、朱穆之、李琴決定冒風險，直接向毛澤東反映。穆青讓記者將材料詳細地整理出來，並以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材料和信由采訪中央外事活動的李琴轉交毛澤東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王海容。但是，由於很快開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信未能遞交毛澤東。
在悼念周恩來的報道中，中國新聞界又與“四人幫”進行了智慧與力量的抗衡。“四人幫”加快篡黨奪權的步驟，極力壓製、衝淡億萬人民對周恩來的悼念活動的新聞報道。但是，新華社部分人抵製“四人幫”旨意，采取巧妙的寫作方式，力爭多一點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情感和意願。在高壓之下，新華社仍舊播發了悼念周恩來的消息、唁電、紀念文章等等700餘篇，並且編輯出版了紀念周恩來畫冊。新聞紀錄電影《十裏長街送總理》也在電視中播放了。
周恩來逝世不久，“朱、穆、李”上書中央一事事發。在“四人幫”的直接指揮下，新華社又掀起新的批判浪潮。朱穆之、穆青、李琴等人再次被撤職，強製勞動。對“朱穆李”的批判進行了將近半年，直至“四人幫”被粉碎。
中國新聞界不乏為真理而奮鬥的勇士，他們是中國新聞界的脊梁。
為社會變革鼓與呼，是中國新聞工作者神聖而又特殊的使命。新聞記者提供的信息和意見，受到中共中央和領導人的特別重視。記者所寫的許多內部參考資料成了中央決策的一種依據。早在一九三一年《紅色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的前身）在江西瑞金誕生以後，中共中央就重視內部參考資料，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又規定公開報道和采寫內參資料作為新華社記者的兩項根本任務。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為此曾作過多次指示。因此，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不論是革命戰爭，還是和平建設，中國新聞記者都不是旁觀者，而是積極參與者。他們聯係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及時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早已成為中國新聞工作者的一個優良傳統。
粉碎“四人幫”以後，百廢待興。全國的戰略目光很快放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並且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在農村改革醞釀初期，由於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束縛，對於農村形勢的估計、農村發展究竟要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需不需要改革等等，都在探索之中，當時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八年八月新華社記者馮森齡再次對延安地區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寫出了係列調查報告：《林彪、“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破壞的惡果：在舉世聞名的革命聖地延安竟有很多農民上街討飯》、《生產不斷下降，很多農民口糧不足200斤，群眾懷念毛主席在延安時的幸福生活》、《過高估產，強購過頭糧，大購大銷，勞民傷財》、《農田基本建設搞形式主義、瞎指揮、不實事求是，害苦了延安人民》，從老根據地延安生產水平不斷下降，群眾生活貧困，甚至不及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這一事實，揭示“四人幫”推行的極“左”的農業政策造成的惡果，為調整農業政策提供了反證。正在這時，中國農民生產自救，突破了舊農業政策的某些束縛，做出了創造性的舉動。對農民的突破究竟如何估價和認識，涉及農村改革的路子該怎麼走的問題。一九七八年十月，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對安徽省農村做了長時間調查，寫了《災年奪高產，一年大變樣——魏郢生產隊實行定產到組，以產計工的調查》、《新街公社實行產量責任製棉花大增產》、《農業勞動計酬必須緊密聯係產量，才能從根本上調動集體生產積極性》的係列調查報告，最早提出了農村隻有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才可能從根本上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接著，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研究人員吳象，一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寫了一篇使人耳目一新、思想豁然開朗的文章《陽關道與獨木橋——試談包產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從理論與事實相結合的高度分析比較並且肯定了農村實行的多種生產責任製。《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李克林和新華社記者伊心恬也到河南省農村做調查，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在探索中前進——河南農村生產責任製發展紀事》。
農村改革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而新聞工作者的敏銳發現，勇敢的支持與宣傳，也起到了積極推動的作用。新聞工作者對農村體製改革的推動作用，還僅僅隻是一個方麵。在中國經濟體製、政治體製進行全麵改革時期，中國新聞工作者活躍在各個領域。《經濟日報》在總編輯範敬宜領導下，進行的如“關廣梅現象”等一係列涉及重大經濟政策、經濟活動的報道、討論、評論，使該報成為經濟問題發言的一家權威。《中國青年報》一批思想活躍的青年新聞工作者，將視線集中在當代青年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上，寫出一係列報道，如《第五代》等等。《人民日報》記者羅榮興、祝華新、曹煥榮寫的《中國改革的曆史方位》、《改革陣痛中的覺悟》，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高度，清醒地觀察和分析中國正在發生的偉大變革。新華社記者的《中國走勢采訪錄》，也是從宏觀角度提出了經濟發展的一些重要問題。這些報道引起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對中央決策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樣，在精神文明的建設中，新聞工作者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光明日報》記者王晨、張天來寫的《劃破夜幕的隕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郭梅尼寫的《一個普通的靈魂能走多遠——留學生袁和的故事》，《北京日報》記者劉娟、張延軍、耳青寫的《他為事業燃燒——記優秀共產黨員、長城風雨衣公司經理張潔世》，新華社記者宋熙文發現並采寫的一係列關於張海迪的報道，如《癱瘓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團火》、《即使我是顆“流星”，也要為人民發光發熱——再訪癱瘓姑娘玲玲》，以及關於對越自衛還擊戰英雄的一係列報道，都鮮明地提出了一個觀點：在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新長征途上，人們也需要有理想、有信仰、有精神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即在於對祖國、對人民、對社會的奉獻。
在社會處於激烈動蕩、變革的時期，新聞工作者也不可能未卜先知，把握住每一脈跳、每一個步驟。但是，他們在勇敢開拓的同時，不斷在總結經驗教訓。例如，關於改革家步鑫生沉浮的報道，就曾引起新聞界的反思，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報道改革，同樣也需要改革報道。在報道改革的同時，更要學會唯物辯證的認識方式、思維方式和報道方式。克服至今還存在的“高大全”和片麵的、形而上學的報道思想方式問題。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在促進社會變革的同時，也在變革和完善著自己。
新中國的肌體也含有不良因素、蛻變因素甚至腐敗因素，為中共和國家肌體的健康，中國共產黨提出要開展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並將開展正常的新聞批評作為對中共和政府的監督的重要手段。一九五○年和一九五四年中共中央關於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文件發布後，新聞工作者曾熱情而主動地揭露社會上和國家機關內部存在的貪汙腐化、官僚主義等問題，如揭發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和副書記兼專員張子善的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當時很有社會影響與教育意義的批評報道，如揭露大詐騙犯李萬銘的報道，因批評揭露的人物和事件很典型，還被作家老舍改編成轟動一時的話劇《西望長安》。粉碎“四人幫”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聞工作者在揭露“四人幫”罪行及其流毒影響，清除“左”的思想方麵開展的批評報道，曾對解放思想，為改革開放掃除思想障礙，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新聞界出現了一批采寫批評報道的記者。他們的獨特風格和知名度，使他們擁有讀者群，這不僅是新聞批評的進步，也是整個新聞界的進步。這一時期的批評報道，集中於揭露中共一些幹部官僚主義，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汙腐敗以及為改革呐喊，披露改革遇到的阻力與艱難，如報道的“渤海2號”沉船等等，在讀者受眾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了不可低估的輿論力量。從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四年底，僅《人民日報》記者王艾生一人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40餘篇（包括與別人合作）批評稿件。其中，引起較強烈社會反響，並引起領導機關震動和重視的，多為對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進行監督批評的稿件。如《這裏領導幹部多占住房為何遲遲不能糾正》、《山西省直機關私分公物必須製止》、《山西基建征地中敲國家竹杠現象嚴重》以及《揭發者為何成了“被告”？》等。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央電視台連續披露北京首都機場空運進口貨物積壓嚴重，無人認領問題；七月，首都報界駐成都記者衝破阻力，揭露了“部令專車”特大販煙案；十二月，新華社和《經濟日報》衝破有關部門定論，公開報道分析了劣質產品展覽的流產原因；接著又報道了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如出國留學人員回國學無所用問題、住房問題、物價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