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研究
中國的新聞研究工作，是隨著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而興起的。清朝末年，王韜、梁啟超等著名報人寫過一些文章，為興辦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進行鼓吹。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徐寶璜、邵飄萍創辦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個新聞研究團體，出版了中國第一個新聞專業刊物《新聞周刊》，開展了有益的新聞研究與新聞教育活動。徐寶璜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聞學》，是中國第一部新聞理論著作。任白濤一九二二年出版的《應用新聞學》，邵飄萍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實際應用新聞學》，是中國最早的應用新聞學著作。戈公振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國報學史》，是中國第一部係統論述中國新聞事業史的專著。一九二七年黃天鵬等人創辦北京新聞學會，出版會刊《新聞學刊》。四十年代末，國民黨南京《中央日報》創辦綜合性新聞學期刊《報學雜誌》。舊中國的資產階級新聞研究，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觀點，並結合中國的新聞事業進行了闡述。一九○三年翻譯出版的日本鬆本君平的《新聞學》，是中國最早翻譯出版的外國新聞學書籍。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勃然興起，揭開了中國新聞研究的新篇章。中國共產黨很重視新聞宣傳工作，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曾作出許多關於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決議，對建立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發表過許多關於新聞宣傳工作的論著，如毛澤東的《〈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國工人〉發刊詞》、《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等等，都是指導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文獻。一些新聞工作的負責人，如瞿秋白、張聞天、陸定一、博古、胡喬木等，也寫了不少關於新聞宣傳工作的文章，為建立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做出重要貢獻。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新聞事業的過程中，注意建立新聞研究團體和機構，出版新聞專業刊物，開展新聞研究活動。一九三一年在左翼文化運動中，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在上海成立，它在《文藝新聞》上開設《集納》專頁，探索用唯物主義觀點闡述新聞學的理論與實踐。一九三二年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成立，出版新聞學刊物《集納批判》，“闡揚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科學的集納主義”。一九三八年在周恩來指導下，範長江等人在武漢建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出版新聞專業刊物《新聞記者》，為團結和培養抗日的進步的新聞記者做了許多工作。一九四一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設有新聞研究室，專門從事新聞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報刊在新聞研究方麵也做出重要貢獻。一九三○年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在發刊詞中明確提出：“報紙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進行整風改版，批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和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發表了許多論述新聞工作的社論和文章，如社論《致讀者》、《黨與黨報》、《新聞必須完全真實》、《提高一步》，陸定一的論文《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等等，對發展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具有重要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無產階級的新聞研究為新中國的新聞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的新聞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新聞研究也有新的發展，四十多年來走過了曲折前進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前，新聞研究取得重要成績。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內，新聞研究也取得重要成績，但受到“左”的錯誤的嚴重影響。一九六六年五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間，極左思潮猖獗，新聞研究遭到嚴重破壞。一九七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聞研究大力清除“左”的影響，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新聞理論撥亂反正，新聞思想活躍，新聞學會和新聞研究機構普遍建立，新聞學著作和新聞專業刊物大量出版，新聞研究進入繁榮昌盛的黃金時期。但這期間的新聞研究也曾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總的看來，四十多年來新聞研究的成績是很大的，但也有錯誤，有右的和“左”的錯誤主要是“左”的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共和國建立以前人民新聞事業的新聞理論和優良傳統，又作出一些有關新聞工作的決定和指示，強調新聞工作要加強黨性，密切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為生產建設中心服務。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闡明了在中共領導全國政權的情況下，報紙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重大意義和基本原則。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布《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強調報紙要“適應全國逐步轉入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情況”，“應當用首要的篇幅來報道人民生產勞動的狀況，宣傳生產工作和經濟財政管理工作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教訓，討論解決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項困難的辦法”。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對報紙如何加強黨性和思想性、密切與實際和群眾的聯係、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理論宣傳、改進經濟宣傳、加強評論工作、改進新聞報道等問題，都進行了論述和指示。一九五六年五、六月間，劉少奇對新聞工作作過兩次重要講話，強調要克服新聞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片麵性、公式化等問題。這些決定、決議和講話對當時新聞工作的改進具有重要意義。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強調向蘇聯學習的情況下，學習了蘇聯的新聞理論和新聞工作經驗，對中國的新聞研究和新聞工作有好的影響，但在學習中有教條主義的錯誤。一九五六年，新聞研究和新聞工作在克服教條主義方麵很有成績。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新聞思想一度比較活躍。《人民日報》七月一日改版，在社論中提出擴大報道範圍，開展自由討論，改進文風等三方麵意見。特別是中共中央對《人民日報》改版的指示，強調《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也是人民的報紙，一般的社論和文章可以不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報紙上可以開展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這個批示推動了當時新聞工作的改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新華社編委會在向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根據劉少奇當年五、六月間對新華社工作的兩次指示，提出新華社盡可能少用官方的麵孔出現，要全麵地報道世界各國發生的各種各樣的重要事件，報道時應立場堅定，但應以客觀報道的形式，要克服國內新聞報道報喜不報憂的片麵性，等等。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在廣播宣傳方麵提出，要改進新聞節目，在擴大取材範圍，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讓聽眾聽到更多、更好的節目。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次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思想活躍，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如階級鬥爭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報紙的性質、任務、作用應有新的發展；黨報應辦得生動活潑，不應像“布告牌”，等等。發言中也有偏激的甚至是錯誤的觀點。這些都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隨著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新聞理論中“左”的錯誤嚴重發展起來。六月下旬，第二次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召開。這次會上對第一次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的許多新聞觀點，從政治上、理論上進行了過火的、錯誤的批判。同時，報刊上也發表了許多有關的批判文章。第一次座談會上的許多發言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在阻聞研究方麵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寫了《給劉建勳、韋國清的信》，要求中共廣西區黨委負責人認真研究省報問題，強調省委負責人要加強對省委機關報的領導。許多省委書記紛紛撰寫文章，發表講話，論述黨的新聞工作問題，論述全黨辦報問題。毛澤東在信中還提出了黨報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問題。毛澤東的這封信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新聞研究。不過，在當時“大躍進”的形勢下，新聞研究也染上了“大躍進”提倡主觀唯心主義、哄氣候、造聲勢、大搞寫作的群眾運動等“左”的色彩。
一九六○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曾開展一次新聞學“學術批判運動”。這是在當時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形勢下開展起來的，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批判了許多正確的新聞觀點。如批判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是“教科書”等觀點，認為這否認了“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批判“報紙的真實性是新聞工作的根本原則”的觀點，認為這否定了“黨性原則是報紙的根本原則”。批判記者要“獨立思考”、記者是“社會活動家”觀點，認為這是“向黨鬧獨立性”，是“反黨的論調”。這次運動給被批判的觀點扣上“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帽子，在校內以至在社會上造成了壞影響。次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派出調查組，糾正了錯誤，並指出那次“學術批判運動”混淆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違背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劉少奇對於新聞工作發表兩次重要講話，闡述了當時中共中央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精神，總結了“大躍進”以來新聞宣傳工作中的主要錯誤，指出造成這些錯誤的主要教訓就是沒有做好調查研究。劉少奇提出，報紙工作人員是調查研究的專業人員，報紙上的新聞和文章，都應該是調查研究的結果。調查的目的有三：一是了解中央已經實行的政策是否正確，二是已經實行的政策有那些要根據新情況進行修改，三是根據新問題提出應製定什麼新政策。這次講話使新聞工作者加深了對中央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認識。同時，新聞界總結經驗教訓，寫出了一批新聞工作者應加強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理論文章，對新聞實踐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其中也有“左”的錯誤的影響。
一九六一年七月，《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線》、《北京文藝》等4家報刊的負責人舉行座談會。鄧拓在會上提出，各報刊麵臨的一個共同任務，就是要“努力打開一條新路”。反映了許多新聞工作者對當時的新聞工作要求改革的思想。當時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如何改進報紙工作的文章，如主張報紙要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要增加知識性、趣味性等等。後來“左”的錯誤日益發展，這些再次活躍起來的思想和新聞實踐，在“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聲中又被打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新聞界成了被徹底批判和奪權的對象，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基本理論觀點和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遭到否定。新聞觀點是非顛倒，一片混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炮製的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是他們反革命新聞觀點的一篇綱領性文章。它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國十七年的新聞工作成就和新聞理論研究成果，采用造謠、誣陷、顛倒黑白的手法，徹底否定劉少奇的新聞觀點，並誣之為“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文中還宣稱：“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反革命思想，是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一個重要方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鼓吹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甚至“全麵專政”的工具，就是要利用新聞輿論工具來批判所謂“黨內資產階級”，以打倒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幹部。他們還鼓吹“事實要為政治服務”、“沒有的加上”等謬論，以製造“假、大、空”新聞。他們這些極左的新聞謬論，實質上是要使新聞事業為他們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路線服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還鼓吹新聞工具要突出宣傳毛澤東語錄，提倡語錄新聞，對語錄斷章取義，曲解原意，欺騙群眾，鼓吹個人崇拜。這些都是“左”的新聞觀點的嚴重表現，危害極大。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進入新的曆史時期，中國的新聞研究事業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新聞理論和新聞觀點擺脫了“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做出了很大成績：
（一）撥亂反正。清算了林彪、“四人幫”利用新聞媒介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罪行，揭發批判了他們的封建法西斯新聞觀點的反動性，特別是揭發批判了他們的所謂“報紙是全麵專政工具”的謬論。揭發批判了他們對劉少奇新聞觀點的誣陷和歪曲，肯定了劉少奇新聞觀點的正確和重要意義。還通過對“右派分子”的平反改正，清理了反右派鬥爭時期對一些所謂“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錯誤批判。
（二）開展對馬克思新聞思想和毛澤東新聞思想的理論研究，並對改革開放後新聞實踐中的許多理論問題進行探討，特別是關於報紙的性質、任務、作用問題，普遍認為“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一提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完全適用的。強調報紙是黨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還對新聞改革、新聞真實性、新聞指導性、新聞批評、新聞自由、“輿論一律”、新聞與宣傳的關係、新聞的定義、新聞職業道德、新聞人才培養等問題進行了研討。新聞改革的學術研究，在深度和廣度方麵進一步發展，還對新聞立法、新聞體製、輿論監督、新聞價值、服務觀點、競爭觀點等問題進行了研討。
（三）開拓了新聞學研究的領域。除新聞理論、新聞史、新聞業務等內容外，新聞心理學、新聞美學、新聞社會學、新聞語言學、新聞管理學、新聞作品評析學等都被列入研究課題，其中有些已被列入國家社會科學的研究項目。還進行了對西方傳播學的理論研究，對它既不一概否定，拒之門外；也不一概肯定，全盤照搬。如應用受眾調查的觀念和研究方法，在實踐中已取得好的效果。
八十年代在新聞理論研究方麵，成績巨大，但也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思潮，其中主要的論點是：1.否定或淡化黨性原則，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2.鼓吹抽象的絕對的新聞自由；3.盲目地崇拜西方新聞學觀點；4.否定或淡化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對這些錯誤觀點，雖然有幾次批判，但都軟弱無力，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之後，才予以有力的批判，從而端正了認識，對無產階級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加以重視。
新中國的新聞學會在“文化大革命”前為數很少。一九五八年江西省新聞學會成立，一九五九年河北省新聞學會成立。這些新聞學會活動不多，影響較小，“文化大革命”中，新聞學會被迫停止活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聞學會才恢複並蓬勃發展起來，它們對繁榮新聞學術和促進新聞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七九年十月，北京地區社會科學界舉行慶祝新中國建立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新聞學術組討論會上，與會者共同發起籌建新聞學會。一九八○年二月六日，北京新聞學會正式成立。這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最先成立的一個新聞學術團體。該會的宗旨是：“組織和推動會員，對新聞學進行研究，對新聞理論和實踐以及新聞事業史中的問題進行探討，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學，以促進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發展”。成立大會上推舉胡喬木為名譽會長，選舉胡績偉為會長，安崗、熊複、李普、金照、王揖、戴邦為副會長。北京新聞學會是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因一九八三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新聞學會，故從一九八四年起改名為首都新聞學會。該會設有新聞理論、新聞寫作、新聞改革、新聞教育、新聞法規、經濟報道、廣播電視、對外宣傳、副刊研究、新聞攝影、新聞史等學術組，由會員自願報名參加。該會積極開展研究活動，舉行各種大型的、小型的學術討論會，組織讀者調查，組織全國好新聞評選，開展國際的學術交流，還編輯出版會刊《新聞學會通訊》以及一些新聞學書籍和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