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教育
幹部教育工作概述
新中國的幹部教育工作，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以全麵提高幹部的政治、思想、文化、業務素質為目標而進行的有計劃的經常性的教育、培養和訓練工作，通常也稱為幹部培訓工作。狹義地說，幹部教育包括按照一定計劃來組織實施的幹部在職學習和選送幹部到中國共產黨的黨校、政府各部門的幹部學校以及其他各種幹部培訓基地學習。廣義地說，還包括按照一定目標在實踐中對幹部的鍛煉和培養。幹部教育是人事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幹部人事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新中國的幹部教育工作繼承了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培訓幹部的光榮傳統和成功經驗，並且根據新的曆史時期的需要加以發展，逐漸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幹部教育格局。
一、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幹部教育
中國共產黨曆來重視對幹部的教育、培養和訓練，把它視為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重要一環，是領導全國人民奪取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中共建黨初期，即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地舉辦工人夜校等，向工人、青年知識分子灌輸革命思想，培養革命鬥爭的骨幹。這是中共幹部培訓的先導。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決定“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在黨的曆史上開始了以黨校為陣地培養教育幹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中共派出得力幹部參與或直接舉辦諸如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校等培養幹部的機構，從中培訓出大批領導骨幹。土地革命時期，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中共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裏，設立了黨校和一些幹部學校來培養工農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所需要的幹部，毛澤東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為中共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關於做好幹部培養工作、實行十大教學原則（如采用啟發式、廢止注入式，幹部班要用討論式等）的論述，不僅對人民軍隊中的幹部教育、而且對全黨的幹部教育，都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抗日民主根據地得到很大發展，在這一曆史時期，幹部教育工作有了成熟的指導思想，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他要求全黨來一個學習競賽，培養“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中共既大力加強幹部的在職學習，又建立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青年幹部學校以及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醫科大學等一批幹部學校，對黨政軍在職幹部和從全國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愛國青年進行政治、軍事、文化和業務培訓。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對在職幹部教育和幹部學校教育，確立了“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還相繼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以貫徹上述幹部教育方針，並對幹部的政治、理論、業務和文化學習作出全麵的安排。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廣大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密切結合的基礎上，達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空前統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對幹部教育的指導方針和整風經驗，是新中國幹部教育所繼承的最寶貴的曆史遺產。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既結合當時戰爭任務不斷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又盡最大可能繼續舉辦黨校和幹部學校，培養和積蓄幹部，為執掌全國政權進行組織準備。為了加強對幹部學習的指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時，還確定出版一套《幹部必讀》叢書，包括《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前蘇聯共產黨（布）曆史簡要讀本》、《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十二本書。這套叢書的出版，成為當時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幹部學習的主要教材。總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教育工作，始終圍繞革命鬥爭的需要。為不同時期的形勢和任務服務，逐漸形成了明確的指導方針，樹立了理論密切聯係實際的學風，全麵展開政治、理論、文化和業務培訓，從而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領導骨幹和專業人才。既有力地從組織上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又為取得全國政權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方麵的工作準備了幹部。
新中國成立後，幹部教育工作麵臨著新的艱巨任務，必須為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培養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備的幹部隊伍。因而，幹部教育無論在對象、內容和形式上，都同新中國成立以前有了深刻的變化和發展。在繼承和發揚曆史傳統與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幹部教育工作不斷總結新鮮經驗，逐步走上正規化、製度化的軌道。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幹部教育工作在新中國的幹部隊伍建設和幹部管理工作中，在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做好幹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意義
幹部教育的直接作用是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幹部進行的政治、理論教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武裝幹部，增強了幹部的社會主義信念和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提高了貫徹執行中共和人民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對幹部的文化、業務教育，提高了幹部的科學文化水平、專業技術能力和領導管理能力，在各自崗位上創功立業。全國已經有了一支具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係、在業務能力上基本能適應各方麵事業發展需要的幹部隊伍。幹部教育在這支隊伍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從曆史回顧中，可以看到，幹部教育工作對於提高幹部隊伍政治、業務素質的巨大作用。事業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因素。培養造就成千上萬有政治覺悟、有業務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幹部隊伍，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巨事業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是加強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自身建設的需要，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建設的需要，是正確地順利貫徹中共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需要，是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勝利的需要。總之，幹部教育工作是關係到黨和人民事業盛衰成敗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它已經對新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還將繼續起更大的作用。
幹部教育工作沿革
新中國的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隻不過是象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是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本著毛澤東的上述精神，開展了大規模的幹部教育工作。四十年來，既有成功和發展，也有挫折與失誤。總體上說，取得了重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它的發展進程，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幹部教育（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新中國建立之初，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入城市，從戰爭轉向和平建設，但幹部隊伍中一部分老幹部文化水平不高，要適應這種新的複雜任務，還有不少困難。大量新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從舊政權留用的人員，思想改造和轉變立場的任務十分艱巨，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亟待提高。針對幹部隊伍的這種狀況，建國初期的幹部教育工作，主要有以下幾種：（一）加強在職幹部的政治教育。對幹部普遍地進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社會發展簡史》的學習，進行和圍繞中心工作的政策學習；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隨著《毛澤東選集》第一至三卷的出版，又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學習方式起初采取每天學習兩小時。一九五○年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改變為舉辦各機關幹部學校進行業餘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還創辦了《學習》和《學習（初級版）》兩種雜誌來輔導幹部的在職學習。（二）對廣大新參加工作的幹部進行短期培訓。這又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於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各族工農積極分子，采取舉辦短期訓練班的辦法，進行政治、政策和工作方法等方麵的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政策水平，然後充實進幹部隊伍；二是對於青年學生和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包括國民黨政府的公教人員），采取舉辦軍政大學、人民革命大學等專門學校的辦法，主要進行革命人生觀（包括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階級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等）的教育，使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得到改造，同時，也進行必需的政策教育和業務教育，學習結束後分配到各級政權機構和國營企事業單位工作。（三）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文化補習學校，大批吸收新中國成立前後參加革命、文化程度偏低的工農幹部和優秀工人學習文化；創辦中國人民大學，同其他高等學校一起向工農幹部開門，吸收已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工農幹部學習專業知識，並選派一批工農幹部和革命青年知識分子到前蘇聯等國留學，學習經濟建設所需的各種專業知識。上述這些做法，適應了建國初期各項政治任務（如建立各級人民政權機構、恢複國民經濟、進行土地改革等項民主改革等）對幹部隊伍政治、業務素質方麵的需要，取得了很大成效。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幹部隊伍從60萬人增長到390萬人，大量增長的新幹部一般都經過短期政治培訓，初步改造了世界觀，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念，保證了人民政權的根本性質。這一期間，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還有120多萬名在職幹部接受了政治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和業務知識教育的輪訓，使幹部隊伍的整體素質得到了提高。幹部隊伍數量增長和質量的提高，為勝利完成恢複國民經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各項民主改革任務，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同時，也為開展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準備了幹部條件。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製定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同時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形勢的發展對於幹部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共和人民政府在繼續加強在職幹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形勢政策教育，並圍繞中心工作短期培訓幹部的同時，對於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文化科學知識教育和專業教育分別采取了新的更有力的措施。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方麵，中共開始對全國幹部實施比較正規的培訓製度，並提出了正規化理論教育的計劃。一九五三年起，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全國幹部以一年半時間進行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學習。這一學習，按幹部現有的文化和理論程度分為高、中、初級三組，高、中級組學習《聯共（布）黨史》第九至十二章和《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書中的部分文章（高級組學習26篇，中級組學習8篇），初級組學習經濟建設常識。這一學習基本結束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發出《關於輪訓全黨高、中級幹部和調整黨校的計劃》，確立高、中級幹部的輪訓製度。這一計劃首次規定馬列學院（即中央高級黨校）輪訓高級幹部，開設中共黨史、蘇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問題、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黨的建設等5門課程；中級黨校輪訓中級幹部，開設中共黨史、《聯共（布）黨史》第九至十二章或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部分、黨的建設、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等4門課程。修業期限均為一年。計劃規定，把原中共中央東北局、西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中南局、華南分局和西南局的7所黨校改為中共中央第一至第七中級黨校，還要求把北京市委黨校擴建為中級黨校，各省市準備條件逐步建立新的中級黨校。鑒於完成一輪輪訓需時太長，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又發布《關於黨的高級幹部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辦法的規定》，要求在五年內，將參加理論學習的高級幹部，一半分批進高級黨校輪訓，一半實行在職自修，每年輪流離開工作脫產學習兩個月，專修1門課程，並於學習結束後進行考試。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加強初級黨校工作指示》，把各省市委黨校一律改稱為初級黨校，每年舉辦兩期為時五個月的輪訓班，開設理論常識，政治常識和黨的基本知識3門課程，同時設立一些短訓班，對不夠進初級黨校條件的幹部和不及初中文化程度的幹部進行當前形勢、方針、政策的教育。在這個文件中，還規定了黨校的教學方針是“學習理論，聯係實際，提高認識，增強黨性”，指明黨校必須運用理論聯係實際的方針，既反對教學上的教條主義，又反對教學上的經驗主義。這一係列規定和製度，表明中共對於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已初步做到比較正規化和製度化。實踐也證明，這幾年貫徹執行這些文件精神，已經取得成效。僅一九五五年一年，全國便有250多萬名幹部參加理論學習，其中高級組約2.3萬名，中級組約40萬名，初級組約210萬名，幹部的理論素養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文化科學知識教育方麵，中共和人民政府繼續為改善幹部隊伍的文化結構而采取有效措施，幫助大批文化程度低的幹部提高文化。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發出《關於加強幹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大量培養和提拔工農幹部，和有計劃地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業務水平，使他們成為各項建設事業中的骨幹，是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十分重視幹部的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工農幹部的文化水平。根據這一指示，一方麵繼續辦好原有的工農速成中學，並把工農速成初等學校改為幹部文化補習學校或黨校的幹部文化補習班，有計劃地抽調文化水平低的老幹部（指建國前參加革命、已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幹部）離職專門學習文化；另一方麵，在縣以上的各級機關、單獨或聯合舉辦幹部業餘文化學校，配備專職的文化教員，為各機關在職幹部提供學習文化的更充分的條件。當時這些學校以使學員逐步達到高小以至初中畢業水平為目的，後來，有一部分學校還延伸到高中程度。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五三年全國參加業務文化學習的有65萬名幹部，一九五四年增長到86萬餘名，還有6萬餘名幹部離職學習文化。這兩年間，通過離職和業餘學習，有17萬名幹部脫了盲，26萬名幹部達到小學畢業，6萬名達到初中畢業。到一九五五年，全國共有幹部文化學校265所，離職學文化的幹部8.4萬餘名；幹部業餘文化學校3546所，學文化的幹部130餘萬人。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經濟建設對專業人才的大量需要同當時專業人才不足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因而，中共和人民政府對於幹部的專業教育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采取了許多措施。主要的是：（一）高等學校招收幹部入學，培養專業幹部。為此，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五六年二月兩次發出關於培養專業技術幹部和工交企業領導骨幹的文件，要求加強全國工科的高等院校和中等技術學校，有計劃地抽調在職幹部入學，並在幾所基礎好的工業大學，象辦高級黨校那樣舉辦領導幹部特別班。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全國高等院校招收了2.2萬餘名機關、企業的幹部和優秀工人入學深造。一九五六年起舉辦的領導幹部特別班計劃三五年內分批抽調2000名企業領導骨幹入學，一九五六年一年就抽調了500名。這批幹部學員經過係統的專業學習，以後大部分都成長為領導經濟建設的業務骨幹。（二）由各級政府及其業務部門開辦專業幹部學校和訓練班，進行政治和業務的培訓。據中共中央組織部一九五六年一月對政法、財貿、群眾團體係統的不完全統計，這些係統舉辦的幹部學校和培訓班也在全國開辦幹校和幹訓班347所，幾年來訓練幹部127萬多人。工業係統已發展到有一定規模。（三）各生產部門和廠礦企業還廣泛采用舉辦技術講座、組織技術研究、開辦技術夜校、技術訓練班等方法，提高在職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水平。此外，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累計還派出留學生6000多人到前蘇聯等國學習，以培養較高層次的技術幹部。
總之，建國之初的七年裏，新中國的幹部教育工作興旺發達，積累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培訓幹部的新鮮經驗，既緊緊把握住以政治思想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為重點，又有力地開展了文化教育和專業技術教育，初步形成比較正規的幹部培訓製度，並相應地建設起黨校教育網絡和各門類的幹部學校，構成適應需要的比較健全的幹部培訓基地。通過大規模培訓幹部，提高了幹部隊伍的政治、理論、文化、業務素質，保證了恢複國民經濟和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對幹部隊伍建設的需要。
二、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幹部教育（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四月）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基本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已提前完成，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和人民政府麵臨著如何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國家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和文化需要。這次大會，標誌著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端。適應新的形勢，中共中央要求全黨幹部根據執政黨的地位，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並且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和業務能力，向科學進軍。本著這一要求，幹部教育工作為貫徹執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大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培養起來的，這是主要的方麵。但是，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過一些失誤，也使幹部教育出現了某些曲折和失誤。
這一時期幹部教育工作的重點，是圍繞中心工作進行的政治和理論教育。根據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批準的中央宣傳部的報告，在中級以上黨校和全國高等學校設立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全黨中級以上幹部，各級國家機關、軍隊、企業的主要幹部和知識分子也組織這一課程的在職學習。這一課程以毛澤東於當年三月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主要教材，同時，圍繞該文的十二個部分，選編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和中共文件，作為閱讀文件。為此，出版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分為最低限度閱讀文件的第一編和最高限度閱讀文件的第二編兩種，每編各約70餘萬字。黨校開設這一課程後，在一段時間裏代替了原來的四、五門課程。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六○年，針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兩次倡導高、中級幹部讀斯大林《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前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許多領導幹部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聯係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讀了這些書，對於澄清當時普遍和嚴重存在的違反價值規律的“左”的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為了進一步糾正政治生活和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貫徹執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要求通過輪訓，學習理論，聯係實際，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健全黨的生活。輪訓的主要教材是專門選編的《黨的生活的幾個問題》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兩本書，輪訓對象主要是縣級以上的中共黨員幹部。從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參加輪訓的幹部共11萬餘人，其中相當縣委書記一級以上的幹部9萬餘人，占這一級幹部總數（當時約15萬人）的57%。這些政治、理論學習，針對性很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不但對提高幹部的理論和政策水平起了好的作用，而且對指導實際工作也起了重大作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進一步係統化，隨之發動了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與此同時，林彪、康生等人鼓吹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學習毛澤東著作，導向簡單化、腐俗化、形式主義。對林彪、康生的這一套，當時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曾進行了抵製和鬥爭。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高級幹部學習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列出30本書目，還發出《關於縣以上幹部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的決定》，要求精讀《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四篇文章，又一度推動了幹部的理論學習。這十年中，作為培訓幹部主要陣地的各級黨校，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決定將7所直屬中級黨校恢複為省市委黨校，全國大多數省、地、縣委陸續建立了黨校，形成了從中央到縣的四級黨校教育網絡。雖然前已初步形成的較正規的輪訓幹部製度沒有完全堅持，但各級黨校還是輪訓了大批幹部，中央黨校還舉辦理論班和民族幹部班，專門培訓理論骨幹和少數民族幹部，在幹部的政治理論教育上作出了貢獻。各級黨校的師資力量也有一定的充實，但在反右派鬥爭和“反右傾”鬥爭中各級黨校錯誤地批判鬥爭了一些教員和學員，又使黨校建設受到一些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