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永陵發掘70周年研究綜述
文史信息
作者：韓莎
提 要：1940年在成都老西門外挖建防空洞，意外掘開了塵封一千多年的永陵，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重大考古發現到文物保護單位再到永陵博物館，關於它的研究層出不窮。對永陵過往研究的總結，當有利於今後永陵研究的深入發展。
關鍵詞：永陵，墓葬，石刻，博物館
前蜀光天元年（918年）六月，前蜀皇帝王建薨，年七十二，“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1]；後主王衍命趙德齊“與高道興畫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宮寢嬪禦一百餘堵”[2]；後蜀孟知祥於長興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采”[3]；至南宋陸遊遊訪永陵時即說“後陵永慶院在大西門外不及一裏蓋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猶當時物，又有太後墓啄石為人為馬，甚偉”[4]，可見永陵到南宋時已經凋零。之後的明清史料記載皆轉抄以上文字，永陵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直到1940年，在被盛傳是撫琴台的成都老西門外挖建防空洞，永陵才從文字轉載變成了重大的考古發現。1942—1943年的考古發掘至今已逾70年，學界對於它的介紹和研究層出不窮。此時對其研究進行一個歸納總結，對今後的工作會有一定價值。本文將它們大體分為陵、園墓葬研究，隨葬品研究，石刻研究，博物館研究四類。現分述如下：
一、永陵陵園、墓葬研究
《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後簡稱《報告》）中認為永陵建造在一個漢代遺址之上，並複原了陵台外形，在陵台圓形石條外還有三道磚基，“或與陵園的建築有關”。[5]馮漢驥將司馬相如琴台的曆史記載進行考辯，認為琴台是一種附會之說，琴台與永陵混為一談的具體時間大概係在清初。[6]1971年發現的石人[7]、1990年發現的永陵後妃墓[8]對於認識永陵陵園具體規模有重要意義。樊一《永慶院考》以永慶院為切入點，認為永陵園寢大約在1014年被拆毀，惟僧侶居住之“永寧佛宮”保存下來，至宋徽宗時更名為永慶院，一度成為“西郊淨坊之勝”，[9]並對永陵被盜年代進行考辯，認為大約在926-933年這數年間，亦不排除係後唐軍將所為。[10]秦方瑜認為王建墓分為地下地上兩部分建築，地下埋葬屍體，上部則表現的是一個物化道教齋醮活動的道場。[11]耿麗娜將永陵墓葬與大唐秦王陵進行對比研究，指出兩者之間在隨葬品、墓葬結構方麵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但兩墓中均有墓主人圓雕坐像、墓壁作畫的共同特征。[12]安瑜琴則由永陵講起，梳理了中國古代墓葬建築的發展脈絡。[13]學者還有對墓葬建築結構的科學穩定性[14]、永陵壁畫[15]等方麵的論述。另外，關於五代十國墓葬方麵，學者亦有綜合研究的文章，[16]對於整體了解永陵乃至五代十國時期成都的墓葬特征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永陵隨葬品研究
永陵墓雖然曾被盜掘，但仍出土了王建石像、玉大帶、諡寶、諡冊哀冊和銀豬等珍貴文物。楊有潤根據永陵墓中散落的額、板門、門飾、栓、鎖、地栿等複原了永陵墓門，[17]並對出土的冊匣、寶盝兩種漆器進行了介紹，認為漆器上麵的銀質裝飾展示了前蜀精湛的手工技法。[18]主持發掘者馮漢驥則對永陵出土的玉大帶與文獻中唐代大帶規格級別進行比較，並認為玉銙上所刻龍是唐五代時期的標準龍形，鉈尾文字補充和更正了史書記載，[19]並對漆器中的漆碟、鏡匣進行介紹，認為金銀胎的剔紅器至遲到唐末五代即已出現。[20]曾如實也從永陵出土的金銀平脫器談及金銀平脫技法的發展演變。[21]《報告》則對墓中所出玉冊及諡寶與唐宋時期的文獻進行對讀與解釋，指出諡寶係仿自唐製，玉冊合於唐代封禪玉冊製度，且與宋代上尊預策製度尤為相合。[22]張勳燎、白彬認為，哀冊文字中的“痛仙馭之莫留”“朱草長搖”“我祖為何？實曰子晉，上賓於天，爰生聖胤”是道教思想的體現。[23]《報告》說，墓中置鐵牛、鐵豬“係盛唐以來的葬俗”[24]。對此，孟元召著《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鐵牛鐵豬》一文，首先對唐至元墓葬中出土的鐵牛鐵豬從形製的演變、數量和位置變化進行分析，進而談及鐵牛鐵豬的“厭勝”性質和鎮墓壓邪的作用。[25]另有學者就永陵出土的銅獸麵銜環鋪首進行描述，並對鋪首的工藝、來曆和種類予以分述。[26]
三、永陵石刻研究
永陵石刻是五代十國時期最豐富的一批石刻資料，故曆年來對於它們的研究都相當重視。在發掘過程中莫宗江即對永陵墓葬結構、石刻及彩繪圖案進行繪圖記錄與臨摹，並對石刻藝術風格、源流甚至民族樂器史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撰文十萬餘言，但未及刊行就遺失，[27]但還是保留下了一部分珍貴的圖像資料，[28]有一部分現藏於永陵博物館。
（一）關於後室石刻研究。《報告》認為後室石床“必係仿生時禦床而建造”，石床上的雕像為王建，“陵中置像，或係五代時的風氣”，對雕像服飾及色彩進行甄別，雕像的坐具為“駕頭”。[29]關於石像雕塑，秦方瑜後來質疑報告的觀點，認為後室雕像應為王衍，[30]另有石像為道教石真說。[31]
（二）關於中室棺床石刻研究。1.十二抬棺力士。《報告》中將之推定為六壬十二神，意在除凶邪。[32]後張勳燎、白彬更是通過考古材料中的文字記載判定它們是與道教有關的隨鬥十二神。[33]鄭以墨將之與法門寺地宮比較，認為十二半身像是藥師淨土中的十二神將，描述保護墓主人向西方淨土的飛升。[34]王援朝則認為十二力士是古代帝王貴族墓中常見的侍從武士雕像之類。[35]2.二十四樂伎。馮漢驥撰文著重對石棺床伎樂予以旁征博引的考察，在梳理了三大主流音樂派別以及立坐部伎之後，對棺床上的各種樂器進行分別論述，指出這部樂器的性質“無疑地是屬於燕樂係統的，特別是華樂化了的龜茲樂係統，但其中羼雜有清樂係統的樂器”[36]。是文當為永陵樂器研究的經典之作。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則根據楊有潤發表的有關王健石刻的文章[37]，對二十四樂伎予以一一定名，並認為樂器編排非常接近唐、宋宮廷宴饗樂。[38]李成渝也在各家研究的基礎上對永陵二十二件樂器進行了綜合定名研究。[39]秦方瑜認為兩舞伎所跳正是唐代流行的霓裳羽衣舞，且舞姿是《霓曲》中序初舞身段；[40]樂舞伎呈現的是唐代霓裳羽衣舞，反映了唐代宮廷坐部伎演奏燕樂的曆史風貌，印證了唐代龜茲樂的樂隊編製。[41]他還並對伎樂中的群鼓予以釋源，遠追上古，近述龜茲樂、唐樂，充分證實了民族大融合的史實；[42]又對比《韓熙載夜宴圖》，認為王建墓樂伎側重宮廷樂舞雅的成份，《韓熙載夜宴圖》則側重民間性的俗的成份。[43]《報告》對女伎服飾與頭飾亦有簡單論述。[44]劉曉東、劉蓉英從永陵石刻談及五代婦女服飾，頗有心得。[45]關於二十四樂伎的曆史藝術價值，其他學者也有不同論述。[46]
對於棺床的性質，沈仲常從須彌底座、蓮花紋裝飾以及力士圖像綜合推斷，指出永陵棺床應為佛座。[47]張勳燎、白彬在《中國道教考古》一書中認為，棺床石刻為守護屍體之隨鬥十二神，二十四伎樂演奏的是王建屍解升天的仙樂，音樂很有可能是霓裳羽衣道教法曲，是道教思想的一種反映。[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