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福利
在舊中國，企業的福利設施很少，而且主要是為上層管理人員服務的，廣大工人群眾往往無權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為建立職工福利事業，改善職工的物質文化生活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新中國的職工福利，是國家和職工所在單位通過舉辦集體福利設施，建立補貼製度和組織開展業餘文化體育活動，為職工提供生活上的方便，減輕職工經濟負擔和豐富職工文化生活的事業，它是消費基金分配的一種形式。有些福利設施，既是職工生活福利，也是生產和工作的必要條件。發展職工福利事業的目的，是改善和豐富職工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提高職工素質，以利職工經常保持充沛的精力進行生產和工作。它的具體內容、方式和水平，決定於不同時期的社會生產水平與職工的消費水平，以及單位經營成果的大小。職工福利事業是社會福利事業的一部分。中國職工福利事業的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為方便職工生活，減輕職工家務勞動而舉辦的集體福利設施，如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浴室等；二是為了解決職工的不同需要，減輕職工生活負擔而建立的福利補貼製度，如生活困難補助製度、上下班交通費補貼製度等；三是為豐富職工生活建立的文化福利設施和組織的活動，如文化宮、俱樂部、圖書館、閱覽室，以及開展各種文娛體育活動等。中國職工福利工作是由有關政府行政部門及工會、婦聯等群眾團體共同協作配合進行的。在基層單位，職工福利的具體事宜由行政部門和工會分頭負責，協同管理。
中國職工福利事業的發展
職工福利事業的建立
一、國家舉辦職工福利事業的方針、原則
新中國成立之初，工農業生產水平極其低下，職工生活困難重重，就業人口少，收入低，吃、住、行等諸多不便。主要工礦企業職工住公房的不到十分之一；許多人聚居在條件極為惡劣的貧民窟(如上海的“棚戶區”，北京的“龍須溝”)。工人工作地點很少有食堂，大部分人自帶幹糧。婦女想參加工作，但孩子無處可托。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為了盡早地解決群眾的困難，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利國民經濟的發展，製定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和原則。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關於建築工程部工作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從國家建設的長遠利益與保護工人當前切身生活利益出發，適當解決工人的工資福利問題，甚為重要。正確的方針應該是在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使工資福利適當地逐步增加。一九五六年九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職工生活，對於提高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具有重大的作用。為了改善職工生活，應當逐步增加職工的福利設施，積極設法解決職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難。一九五○年六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明確規定，工會有改善工人、職員群眾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各種設施的責任，並規定各級政府應撥給工會必需的房屋與設備作為舉辦集體福利事業之用。一九五○年召開的第一次工會俱樂部工作會議，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製定了工人文化宮、俱樂部組織條例、工作條例。從一九五一年起，多次召開的婦女兒童福利工作會議，都把托幼工作作為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認為它不僅是推動婦女解放事業的重要關鍵，也是增進中華民族健康，有助於國家生產建設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九五三年公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中規定，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應根據工人職員的需要及企業經濟情況，單獨或聯合其他企業設立營養食堂、托兒所等。國務院一九五七年一月發出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麵若幹問題的指示，對職工的住宅、上下班交通、職工的疾病醫療、職工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職工困難補助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指示》提出，對於現在一部分職工所缺少的住宅，應該本著艱苦樸素、厲行節約的精神，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決。對於遇有特殊事故而生活上發生困難的職工，應該給以適當的補助。《指示》還指出，有些職工生活問題比較簡單，可以解決得快些和多些；有些問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和步驟才能夠解決。《指示》還要求各級領導機關一定要經常注意職工生活問題，要根據需要和可能作適當的解決，並提醒各級領導注意，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還很落後，人民生活的改善還不可能太多和太快。這些方針、原則和指示，大大促進了各地職工福利事業的建立和發展。
二、國家為舉辦職工福利事業提供資金
為了創辦和發展職工生活、文化福利設施和建立福利補貼製度，國家在經費方麵作了若幹具體規定：
(一)國家給各單位提供非生產性建設投資費用，以興建職工基本生活所需的設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非生產性投資占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20.3%。《國務院關於職工生活方麵若幹問題的指示》中還明確提出，今後中央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在根據國家核定的基本建設計劃分配基本建設投資的時候，應該適當地注意建築住宅的投資，逐年為缺房的職工增建一部分住宅。企業中曆年積存下來的獎勵基金，都可以撥出一部分用來建築職工住宅。
(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設有福利費，企業設有福利基金。職工生活困難補助以及企業單位職工食堂、托兒所、浴室、理發室等設施的經常性費用，均由福利費和福利基金開支。關於機關、事業單位的福利費和企業單位的福利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國家有明確規定。
1.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福利費製度。一九五四年以前，財政部在各級人民政府供給製標準規定中按供給製人數提取一定的經費，用於幹部家屬補助費、供給製人員病號補貼和幹部家屬醫藥補助費。一九五四年政務院根據過去福利費項目多，標準不夠合理，家屬補助標準不一致，執行起來不易掌握等情況，公布了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福利費掌管使用辦法，以代替過去幾種補助辦法，並將這些費用統稱為工作人員福利費。福利費的預算標準是：中央、大區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10個工資分；省級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8個工資分；縣、區人民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6個工資分。福利費主要用於解決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的生活困難。一九五六年規定，區以上工作人員福利費標準按工資總額5%提取；鄉鎮幹部的福利費標準按工資總額3%提取。
2.企業的福利基金製度。一九五三年，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規定，國營企業可提取一定比例的附加工資，其中按工資總額2.5%提取福利基金，用於一切有關福利方麵的經常補助和浴室、理發室、洗衣房、哺乳室、托兒所、食堂的開支除去收入的差額。同年十一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在企業獎勵基金辦法中規定獎勵基金的一部分可以用於改善職工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各種福利設施和集體福利事業。同時，國家規定私營企業的盈利部分按四方麵分配，即“四馬分肥”，其中，以盈利的5—15%用於舉辦職工集體福利事業和獎勵先進職工。
(三)從機關的行政經費、企業的管理費和事業單位的事業費中開支的福利費用。如機關、事業單位對食堂、托兒所等的補貼，職工上下班交通費補貼、房貼、水電貼、冬季宿舍取暖補貼等。
(四)從工會經費中開支的職工福利費用。
(五)福利設施本身的收入。例如職工電影院、溜冰場和職工業餘文藝演出、體育競賽等活動的收費，都可以積累一部分用於有計劃地新建、擴建或修建文化宮、俱樂部等。
三、職工福利事業的成就和問題
在國家的關懷和各有關部門、單位的努力下，職工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等集體福利設施及文化福利事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逐步地建立起來；除了國家辦的、單位辦的幼兒園、托兒所外，還普遍發展了“自辦、自管、自給”的街道托兒所(站)。幼兒的教育，逐漸走上正規化、係統化。幼兒園、托兒所的大量建立，保證了兒童的身心健康，解放了一大批婦女，使她們積極地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中去。大多數的大、中型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都辦起了職工食堂、浴室，有些單位還建立了理發室、休息室等等。
全國市文化宮和廠礦企業俱樂部一九五○年有789個，一九五四年有12,376個，五年之內增加了14.7倍。工人圖書館從無到有，發展到9,650個，藏書達1,170萬冊。一九五六年全國職工業餘曲藝觀摩會演，檢閱了職工業餘文藝成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參加各種業餘文藝組織的有60多萬人，職工業餘創作組有6,000多個。這些文化福利事業的發展，既豐富了廣大職工的文化生活，又為職工學政治、學科學技術，參加各種業餘文藝活動創造了良好條件。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舊社會工人被關在文化大門外的狀況。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住房建設投資相當於國家基建投資的9.1%，建成職工住宅9,454萬平方米。大量的職工從解放初住的草棚、木板房中搬進了工人新村，較快地改善了職工的住宅條件。
職工在以上的集體福利事業中享受著減費或免費的待遇。
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職工生活困難補助製度和職工冬季宿舍取暖補貼製度。據當時對部分地區的調查，生活有困難的職工一般占職工總數的5—10%；建立了生活困難補助製度以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或減輕了這部分職工的生活困難。一九五六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有關部門還幫助因治病而長期負債、無力償還的職工還清了債務，使數十萬職工不同程度地解除了生活上的困難。工會還在基層單位開展職工生活互助互濟活動，以解決臨時性的資金需要。這種活動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下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係和新的社會道德風尚。
總之，這一階段，經過各方麵的努力，新中國的福利事業開始建立，並有了較快的發展。職工生活比過去方便多了，職工的一些個人難以解決的困難得到了解決，職工的文化生活開始活躍起來。這些都大大地激發了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對於促進社會主義生產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五十年代初期，由於對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情況了解不夠，對從六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體會不深，職工福利事業的發展與我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不相適應，某些待遇規定偏高，同時掌握又偏鬆，不少單位福利項目繁多。據對天津市274個國營、地方國營及老公私合營企業、事業單位的調查，共有36種福利補貼。有些企業職工住單位宿舍，每一間房僅收房租0.30元。有的單位的單身職工住集體宿舍不僅不交費，還享受一份房貼。有的單位甚至允許托兒所報銷擦皮鞋油的費用。有的還給職工發火柴、黃煙。
周恩來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上，對這一階段的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工作作了全麵總結，對職工福利，在肯定了成績的同時，指出了存在的缺點和問題。他說：我們確實為廣大職工辦了許多必須辦的好事。但有缺點，主要是走得快了一些，辦得多了些。某些福利待遇過高，是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職工家屬大量進城的重要原因。它助長了職工對國家的依賴心理，一切由國家包下來。再者，項目混亂，有些製度不合理，管理不善，掌握偏鬆偏寬。周恩來還指出：今後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開展職工福利事業的方針；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對勞保福利工作和製度應該著重整頓。整頓的方針是：簡化項目，加強管理，克服浪費，改進不合理的製度，適當降低過高的福利待遇；同時提倡少花錢多辦事，提倡依靠群眾集體力量辦福利，提倡用互助互濟的辦法解決職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難問題，提倡由職工自建一些標準低的住宅，適當提高住公房的收費標準，做到以租養房。
四、整頓福利製度
一九五七年一月，國務院發出關於職工生活方麵若幹問題的指示，同年二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一九五七年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這些指示，在職工福利方麵與周恩來的上述報告中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指示及周恩來提出的整頓方針，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做了許多工作。
(一)勞動部於一九五七年三月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局暫緩建立房租及上下班交通費補貼。
(二)勞動部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向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局發出報送整頓獎勵、福利、津貼製度情況及意見的通知。根據通知的要求，有的單位取消了一些突出不合理的補貼製度，如向職工發火柴、黃煙、茶葉等；屬於變相工資待遇的，通過增加工資並入工資當中。
(三)降低福利費標準。一九五七年國務院規定，中央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福利費，由過去按工資總額5%提取改為按2.8%提取，區以上各機關和中央各機關駐在外地的機構按3%、鄉鎮機構按1%提取。
(四)有的產業部門取消了不合理的房貼製度。住公家宿舍原享受房貼者，取消房貼，並按規定交納房租；住私人房屋享受房貼者，隻限於原享受者，不準擴大範圍。
在整頓福利製度的同時，為了動員廣大職工到外地、到祖國邊遠地區參加建設，國務院於一九五八年頒發了《關於工人、職員回家探親的假期和工資待遇的暫行規定》。
排除幹擾繼續前進
一、“大躍進”時期職工福利事業受到幹擾
正在各地對福利製度進行整頓的時候，我國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麵，“左”傾思想泛濫，使職工福利工作受到很大影響。在農村人民公社運動的影響下，個別地區組織試驗城市人民公社。在“大躍進”浪潮的推動下，城市大批婦女勞動力走出家門參加生產勞動。為了適應這種形勢，城市的職工食堂及托兒所、幼兒園一哄而起。有的企業搞起了半供給半工資的分配製度，各項福利待遇標準定得很高，範圍一再擴大，造成了很大浪費。
“大躍進”追求高指標、高速度；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削減了基建投資中的非生產性投資比重，一些新建企業隻建廠房，不建生活福利設施。房租過低，本是造成住房緊張的原因之一，“大躍進”中不但沒有提高房租，有的地區和單位反而繼續降低房租，更加造成原有房屋失修。有的企業為了擴大生產，擴建生產車間、倉庫而占用了飯廳、幼兒園和職工文體活動的場所。一九五七年全國省、市、自治區一級工人文化宮有1,634個，到一九六○年隻剩下752個。
二、在暫時困難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幫助職工渡過困難
“大躍進”加上連續兩年的嚴重自然災害，農業大幅度減產，城鄉人民的口糧降低，主副食品供應緊張，有相當一部分職工處於困難的境地。據國家統計局一九六二年六月對15個大中城市1,738戶職工生活情況的調查，入不敷出的達980戶，占56.3%。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及時提出必須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要求各級黨委注意安排職工的生活。有關部門采取多種措施，搞好職工福利工作。
首先，普遍加強了對困難職工的補助和救濟工作。一九六二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上，對職工生活困難補助工作專門進行了討論和布置，會後發出了關於當前城市工作若幹問題的指示，提出要努力保證職工生活穩定在現在的水平上，並且力爭有所改善，要求各地重視和加強職工的困難補助工作，適當提高補助標準。隨後，勞動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出通知，規定了困難補助的具體標準，增加了困難補助的經費。
其次，搞好食堂工作，千方百計幫助職工渡過災荒。一九六○年，中共中央發出管好糧食，辦好食堂，生產渡荒，節約渡荒和關於開展大規模采集、製造代食品運動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號召和動員下，職工食堂工作人員大搞副食品、代食品的生產，補充食堂物資供應之不足；大搞粗糧細做，瓜菜代糧，在糧食定量降低的條件下，盡量使職工吃得飽。
第三，開展了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一九六一年一月創建了大慶北安職工農場，當年開荒1萬畝。職工農場和家屬農場以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解決了嚴重的生活困難，為大慶油田的開發立下了功勞。其他一些有條件的廠礦企業也搞起了農副業生產。農副業生產的類型有兩種：一種是遠離城鎮的礦山、森林、石油、軍工等大型企業創辦的。這些企業占地寬廣，職工、家屬人數眾多，財力、物力比較雄厚，具有搞農副業生產的優越條件。它們一般采用大慶方式，在企業本身的地界以內開荒造田，安置家屬和抽調職工就地生產農副產品。另一種是普通的工業、建築、交通企業創辦的。這些企業一般是靠近城鎮或在城鎮以內，本身沒有土地，以買地、租地等方式取得耕地，生產一些農副產品，目的隻是為了幫助職工渡過暫時困難。國家經濟形勢好轉，農副產品供應比較充足以後，這些農場便陸續停辦了。
第四，為了減輕職工的負擔，一九六二年國務院規定，職工回家探親所需的往返車船費全部改由職工所在單位負擔。
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通過做好包括職工福利在內的各方麵的工作，保證了廣大職工渡過了比較艱難的歲月。
三、調整時期福利事業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頓和恢複
在“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職工福利也得到整頓，“左”的偏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
(一)提高了非生產性基本建設投資占基建總投資的比重，使各項集體福利設施有所增加，其中，住宅投資占基建投資總額的比重，由“二五”期間的4.1%提高到6.9%。一九六五年四月，國務院批轉國家房產管理局的報告時，提出公有住宅租金應貫徹“以租養房”的原則。
(二)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福利費的提取使用上作了一些調整。一九六三年將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福利費從一九五八年按工資總額的1%提取提高為按2%提取；一九六四年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地方各級機關工作人員福利費按工資總額的2.5%提取。一九六五年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福利費又改按每人每月1.8元提取。一九六五年，內務部在關於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福利費掌管使用問題的通知中規定，福利費仍以解決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生活困難為主，如果還有結餘時，可以補貼工作人員家屬統籌醫療費用的超支和用於哺乳室、托兒所、幼兒園、少年之家、理發室、浴室的零星購置費的開支、慰問住醫院的患病工作人員少量慰問品的開支。
(三)在行政、工會和婦聯組織的協作配合推動下，職工食堂和托兒所、幼兒園經過整頓得到了發展。
在調整時期，職工福利事業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頓和恢複，但是，由於“左”的思想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指示沒有得到很好貫徹，職工福利事業的發展還是比較緩慢的。
“文革”中職工福利事業遭到嚴重破壞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職工福利事業也受到衝擊。他們顛倒是非，把方便職工生活、有利於生產的職工福利事業誣蔑為“福利主義”、“修正主義”。
十年動亂中，主管福利事業的領導機構處於癱瘓狀態，許多基層單位的福利機構被解散。工人文化宮、俱樂部被砸、被毀、被搶占。許多集體福利事業的設備、圖書、資料、玩具、教具、戲裝、樂器也被搶占。許多從事職工福利事業的幹部、積極分子、優秀保育人員受到迫害，行之有效的規章製度被廢棄，福利事業的服務質量普遍下降。
“文化大革命”期間還大幅度降低了非生產性基本建設投資比重。“三五”期間城鎮住宅投資占基建投資總額的比重降為4%，一九七○年下降為2.6%。同時，社會上商業、服務業網點也大大減少，造成職工住房難、外出吃飯難、洗澡難、理發難等，生活很不方便。在職工的業餘文化生活方麵，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豐富多彩的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文藝、美術等，都被扣以封、資、修的罪名，打入禁區。
關於企業職工福利基金，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取消了財政部、國家經濟委員會一九六二年規定的國營企業提取企業獎金的製度(其中有一部分可用於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的各種集體福利設施)，改為不管企業計劃完成情況和經濟效益高低，一律按工資總額的11%提取職工福利基金。這種辦法，完全和企業經營成果脫鉤，不利於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十年動亂中，福利工作雖然遭到破壞，但是，在老一輩革命家的親切關懷下，在廣大福利工作者的努力下，一些福利工作仍在繼續進行著。周恩來、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時，抵製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曾兩次提出對企業(包括福利工作)的整頓。一九七二年十月，規定國營企業在完成七項計劃指標後，可以從利潤中提取獎勵基金，其中一部分可用於職工集體福利。在十年動亂中，許多從事福利事業的工作人員堅守崗位，堅持做好本職工作，抵製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一部分職工福利設施得以保存下來。
調整中的職工福利工作
一九七六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特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麵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一係列。“左”的錯誤，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全國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職工福利工作也隨著走上了新的軌道，並著手進行改革的探索。
一、撥亂反正，糾正重生產、輕生活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