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的曆史回顧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是由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的舊中國產生、發展起來的。為了不割斷曆史，在論述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的問題時，有必要首先對新中國建立以前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的曆史，作些回顧。
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和早期鬥爭
一、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壯大及其特點
工人階級，是近代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產物。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工業和工人階級，是在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由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隨著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的外資企業、六十年代開始的清政府官辦企業和七十年代開始的民辦企業，產生、發展起來的。據估計，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全國大約已有近代產業工人10萬餘人；一九一三年增加到100萬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較快發展，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隊伍開始壯大起來。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全國產業工人大約已有200餘萬人。
近代中國工人階級，具有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共同的特點和優點。即：他們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係，是新的、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他們在社會化的大生產中勞動而沒有任何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他們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製下的雇傭奴隸。他們的這種經濟地位和勞動方式，決定了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最富於革命徹底性和組織性、紀律性的階級，是最有前途的階級。除此以外，中國工人階級由於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還有一些特殊的優點。首先，它身受外國侵略者、本國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沒有產生工人貴族階層的經濟條件，所以它的革命要求特別強烈，鬥爭特別堅決、勇敢，整個階級除了個別壞分子外都是要革命的。其次，它的人數不多，但在地區和產業部門的分布上特別集中。這有利於在鬥爭中團結起來，表現出它在爭取自身利益、促進社會改造中的作用和力量。第三，它的大多數直接來自破產的農民，同農村有天然的聯係，有利於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第四，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整體，除了產業工人外，還有上千萬的手工業工人和人數更多的商業職工、苦力運輸工人以及農牧漁業的雇工等非產業工人。他們同樣身受三重壓迫和剝削，其嚴重程度甚至超過產業工人，因此他們的革命要求也特別強烈。
二、中國工人的早期鬥爭和組織情況
近代中國工人階級從產生的一天起，就開始了反對三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首先，早期工人參加了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曆次反侵略戰爭和其他愛國運動。其次，早期工人參加了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三，早期工人自發地進行了許多維護自己切身利益的經濟鬥爭。根據現有不完全的材料統計，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的近八十年間，工人群眾為經濟要求舉行的罷工鬥爭，共有500多次。
早期工人中的組織，一般是參加明清時代流傳下來的幫口、行會和秘密結社。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為了利用工人進行革命活動，曾經派人在香港、廣州等地，建立過有機器工人參加的“中國研機書塾”、“廣東機器研究總會”和主要吸收海員參加的“聯義社”等組織。一九一一年出現的中國社會黨，一九一二年出現的中華民國工黨，一九一三年出現的無政府主義組織，都曾在一些地方的工人中進行過活動，試圖建立在他們影響下的工會。在這期間，還出現過廣州工團總會、湖南工業總會、四川工務總會一類團體。但是，所有這些組織和團體，大多是勞資混合的，其宗旨和主張主要是反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要求，或者隻是為了實現少數領導人的政治企圖；同時，它們大多有名無實，壽命不長，在工人群眾中影響很小。在五四運動以前，能夠說明早期工人隨著鬥爭的發展和階級意識的提高，在組織方麵真正有了進步的，是在辛亥革命前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人群眾在鬥爭中自己建立的一些組織，如上海江南製造局的“製造工人同盟會”、商務印書館職工的“集成同誌社”、漢口租界的“人力車夫同益會”、漢陽兵工廠工人的“工業同盟會”等等。他們可以說是早期工會組織的萌芽。
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和第一次全國工人運動高潮
一、五四運動中的六三愛國大罷工
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政治舞台，是從一九一九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由“自在的階級”到“自為的階級”、由自發鬥爭到自覺地作為一個階級參加和領導革命的偉大曆史轉折點；是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運動，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首先由北京學生發起、隨後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的一次空前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眾愛國運動。它的直接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把原德國在山東侵占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同時反對北京軍閥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賣國政策。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隻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這種情況，到六月三日以後才有了變化。六月三日，北京軍閥政府開始出動大批軍警逮捕在街頭進行愛國宣傳的學生，企圖用武力把群眾愛國運動鎮壓下去。但是，軍閥政府的暴行進一步激怒了各階層人民，特別是激起了上海等地工人的愛國大罷工。從六月五日到十一日，上海紡織、機器、印刷、電車、電話、汽車、造船、碼頭、航運、煙廠、鐵工廠和滬寧、滬杭鐵路等50多個單位、6萬多工人，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愛國行動。繼上海之後，唐山京奉鐵路工人、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以及濟南、南京、長沙、九江、漢口、杭州、蕪湖、無錫等地的工人，也都舉行了愛國罷工或集會、遊行示威。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六三愛國大罷工。六三罷工和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共同形成三罷運動，使五四運動由單純的知識分子運動，發展成為有廣大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性的革命運動。它迫使北京軍閥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罷免了幾個親日派賣國賊的職務，並迫使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拒絕在損害中國主權的和約上簽字，從而使這次運動取得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勝利。
上海等地工人的六三愛國罷工，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是，中國工人階級要真正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國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黨。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的：工人階級“隻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五四運動和六三大罷工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曆史作用，就是它們促進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成立
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崛起，推動了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革命知識分子，更加積極地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研究和宣傳，並且開始把它灌輸到工人群眾中去，促進了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和工人鬥爭的發展。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上海、北京、廣州、長沙、九江、唐山、哈爾濱等城市的工人，舉行了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同年八月以後，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相繼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開始有計劃地在工人群眾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在啟發工人覺悟的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著手領導工人建立了工會。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建立了上海機器工會。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建立的第一個新式工會。隨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還領導建立了印刷、紡織等工會。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領導長辛店鐵路工人，在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群眾大會上，也宣布建立了工會，後來改稱長辛店工人俱樂部。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推舉代表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按照馬列主義的建黨原則，正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由“自在的階級”到“自為的階級”的根本轉變，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都具有劃時代的巨大意義。
中共“一大”決定，黨在成立以後首先要集中力量領導發展工人運動。為此，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中共在上海建立了以張國燾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出版了《勞動周刊》。隨後，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建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分部。一九二二年六月，書記部上海總部機關和《勞動周刊》被帝國主義租界當局查封，總部被迫於七月間遷到北京，上海改設分部。總部遷北京後，改以鄧中夏為主任，通過北京黨組織原有的《工人周刊》指導北方和全國工運。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各地分部，是中共創建初期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機關，同時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個真正全國性的群眾團體。通過書記部和各地分部，中國共產黨曾經派遣自己的大部分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深入到各地工人群眾中去，采取出版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等各種方式，團結教育工人群眾，領導工人建立工會和開展罷工鬥爭，促進了各地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
三、第一次全國工運高潮的興起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
從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共有30多萬工人舉行了100多次罷工。這些罷工大多在共產黨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取得了勝利，並且建立了許多工會組織（有些叫工人俱樂部），形成了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全國性的高潮。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爆發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是這次全國工運高潮的起點。它是在蘇兆征、林偉民等海員積極分子組織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曾發動各地工會建立後援會，給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罷工堅持五十六天，取得了勝利，鼓舞了全國工人的鬥爭情緒。一月中旬，湖南勞工會領袖、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在領導長沙第一紗廠2000多工人的罷工鬥爭中，被湖南省長、軍閥趙恒惕逮捕殺害。他們的犧牲，激起了全國各地工人和各界民眾的極大憤慨，紛紛起來追悼死難烈士、聲討軍閥罪行。
在各地工人鬥爭開始高漲的形勢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日，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62人，代表12個城市的100多個工會、20餘萬有組織的工人。代表中有中共黨員，也有國民黨員，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和無黨派人士。大會共開六天，通過了《八小時工作製》、《罷工援助》和《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號召全國工人削平行幫，消除隔閡，不分地域，不分黨派，不分男女老少，聯合成一個階級戰線，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大會決定，在聯合各地工會建立地方和產業總工會的基礎上，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全國總工會；並且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成立之前，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會總通訊機關，由它負責籌備召開二次“勞大”。這次大會，是中國工會和工人運動開始走向全國統一團結的開端，它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全國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四、全國工運的繼續高漲和“二七”鬥爭的失敗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利用當時控製北京政府的直係軍閥宣布重開國會之機，由鄧中夏起草了《勞動法案大綱》19條，通知全國各地工會，動員工人群眾和社會輿論，廣泛開展了勞動立法運動。在這前後，中共北方區委還利用關係推薦了一批共產黨員，去充當北京政府交通部派往京漢、京奉、京綏、正太、津浦、隴海等6條鐵路幹線的“密查員”。他們實際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特派員，有力地促進了北方各大鐵路及其沿線城市、礦區工人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二年七月到一九二三年初，各地工人運動更加高漲。特別是兩湖地區和北方的許多鐵路、礦山、工廠的工人，都紛紛起來組織工會，開展罷工鬥爭。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罷工有：七月漢陽鋼鐵廠工人大罷工，八月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九月粵漢鐵路武長段工人大罷工和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十月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等等。這裏麵，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在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領導下取得的勝利，以及安源工運在黨團工會組織建設、舉辦工人學校和工人消費合作社等方麵做出的成績和經驗，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貫徹一次“勞大”決議，準備建立全國總工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著手進行了建立地方和產業總工會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下旬，建立了武漢工團聯合會，九月底改為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這是中共領導建立的中國第一個省級地方總工會。十一月初，建立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以毛澤東、郭亮為正副總幹事。十二月十日，建立了以劉少奇為委員長的漢冶萍總工會，是當時實力最強的產業工會。
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的計劃。同年十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北京召集全國各大鐵路的工人代表開會，成立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決定從基礎較好的京漢鐵路開始，先分別成立各路總工會。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直係軍閥吳佩孚派軍警包圍會場，阻止工人開會。工人代表和各地來賓衝進會場，宣布總工會成立。但是，反動軍警隨即占領總工會會所，大會被迫中斷。為了抗議軍閥暴行，當晚總工會決定從四日起實行全路總罷工，號召全路工人“為爭自由而戰，為爭人權而戰”。四日京漢鐵路全線2萬多工人一致罷工，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威力。罷工引起了反動當局的驚恐。二月七日，吳佩孚命令軍警在江岸、長辛店和鄭州、高碑店等處屠殺罷工工人，並搜查、搶劫工人宿舍，逮捕罷工領袖和積極分子，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和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等，均壯烈犧牲，他們是為工人階級犧牲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京漢鐵路工人曾對吳佩孚的武力鎮壓進行過英勇抵抗。中國共產黨和勞動組合書記部也曾領導、推動全國各地的工會和其他人民團體，開展了聲討軍閥罪行和援助京漢鐵路工人的鬥爭，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全國工人直接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使當時的全國工運高潮由一般的經濟鬥爭轉為政治鬥爭，達到了高潮的頂點。但是，赤手空拳的工人終究被全副武裝的強大敵人鎮壓下去。“二七”以後，除萍鄉等地外，其他軍閥統治地區，特別是武漢三鎮和北方各地的工會，均遭封閉，被迫轉入秘密活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總部也遭到查抄，工作人員被通緝，主任鄧中夏被迫轉移到上海堅持鬥爭。至此，持續了十三個月的第一次全國工運高潮暫時轉入低潮。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革命統一線形成後，工人運動的複興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容許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通過這次大會，把國民黨改組成了各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從而正式形成了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革命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的形成，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提出了“製定勞工法，改良勞工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的主張。“一大”以後，在改建和新建的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都設立了大多由共產黨人主持實際工作的工人部。這些都對全國工運的恢複起了促進作用。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中共在北京秘密領導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同年五月一日，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合作，領導建立了廣州工人代表會，以劉爾崧為執委會主席，楊殷為顧問，包括70多個工會，會員10萬餘人。七月十五日，廣州工人代表會領導沙麵租界3000多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公布的歧視中國人的“新警律”。罷工堅持到八月十七日，取得了勝利。這是“二七”慘案以來第一個取得勝利的重要罷工，被稱為“職工運動之轉機”。同年十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中共通過合法關係，救出了“二七”以來被捕的北方各地工人領袖，恢複了北方各大鐵路的工會組織和工作；並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在鄭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恢複了被敵人破壞的全國鐵路總工會，以王荷波為委員長。
在上海，共產黨人鄧中夏、李立三、項英等利用統戰關係和上海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名義，在滬西、滬東、南市、閘北、虹口等地開辦了工人補習學校；並在紗廠工人集中的楊樹浦和小沙渡，分別建立了工人進德會和滬西工人俱樂部。在此基礎上，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22家日本紗廠4萬餘工人舉行大罷工，反對廠方招收“養成工”、開除成年男工。這次罷工堅持二十天，取得了部分勝利。同年四月，青島的4家日本紗廠和1家日本絲廠1.8萬餘工人，也舉行大罷工，堅持二十二天，取得了部分勝利。上海、青島這兩次大罷工，標誌著全國工人運動開始重新走向高潮。
在這樣的形勢下，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至七日，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漢冶萍總工會、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和廣州工人代表會聯合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281人，代表166個工人團體、54萬有組織的工人。大會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組織問題等30多個決議案和宣言，規定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在國民革命中的活動方針和組織原則。大會還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選出執行委員會委員25人，並由執委會推舉林偉民為委員長，劉少奇、鄧培等為副委員長，中共全總黨團書記鄧中夏為宣傳部長，正式建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這次大會的勝利召開，不僅為動員和組織全國工人迎接工人運動和大革命高潮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而且由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建立，在中國工運曆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和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
二次“勞大”閉幕不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了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事件，並由此發展到英日帝國主義在南京路屠殺工人、學生的“五卅慘案”。剛剛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立即投入了組織全國工人抗議五卅大屠殺的反帝愛國鬥爭。
五卅當夜，中共中央決定號召上海各界民眾實行罷工、罷課、罷市，聯合進行反帝愛國運動。五卅前秘密建立的以李立三為委員長的上海總工會，於三十一日晚上，召開上海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決定從六月一日起，全市舉行反帝大罷工。不久，劉少奇到上海建立全總辦事處，並參加了上總的領導工作。六月一日，上海工商學各界人民的“三罷”運動開始。到六月五日，全市參加罷工的有170多個工會、20餘萬工人，他們同英、日等帝國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抗議。全國多數城市以至有些鄉鎮的工人和其他民眾，都紛紛起來實行“三罷”，或集會、遊行、抵製英貨日貨，抗議帝國主義暴行，聲援上海工人，使“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呼聲響遍全國，形成了聲勢空前的全國反帝革命風暴。
在五卅運動中，上海資產階級參加鬥爭僅二十來天，就單獨停止罷市，退出了反帝聯合行動；七月以後，學生的鬥爭情緒也逐漸低落、渙散。隻有上海工人階級孤軍奮戰，堅持到八九月間，才通過談判陸續複工。
在全國聲援上海的反帝浪潮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是廣州、香港工人的省港大罷工。它是在中共廣東區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直接領導、國民黨中央和廣州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六月十九日開始的。六月二十三日，回到廣州的香港罷工工人和廣州各界民眾共約10萬人，舉行五卅慘案追悼大會和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路過沙基時，遭到沙麵租界英國軍警的排槍射殺和英法軍艦的炮擊，當場打死52人，重傷170餘人，製造了空前嚴重的沙基慘案。這次慘案進一步激怒了省港工人和全國人民。到七月間，參加罷工的省港工人增加到25萬餘人。省港罷工工人按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選舉產生了代表大會和罷工委員會，作為領導罷工的最高議事機關和執行機關。蘇兆征被選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長，委員有鄧中夏、李森（即李啟漢）等13人。罷工委員會下設幹事局、財政委員會、會審處、法製局等機構和飯堂、宿舍、醫院、學校等設施，並出版了《工人之路》特號。此外，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有武裝糾察隊和水陸偵緝隊2000餘人，對香港的英帝國主義者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省港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開始以後，才因形勢變化於十月間自動宣告結束。這次罷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給予英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
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極大地推動了全國人民的民族覺悟，為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特別是集中在廣州的10多萬省港罷工工人，對於促進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準備北伐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運動中，全國各地的工會組織有了很大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初，天津、北京、張家口、青島、西安、梧州、南寧及河南等地，都建立了總工會。
在北伐前夕，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502人，代表全國699個工會、124.1萬餘會員。大會總結了五卅以來的鬥爭經驗，通過了中國職工運動總策略等12個決議案，以及《為促進北伐向國民政府請願書》等文電，改選了全總執行委員會，並由執委會推選蘇兆征為委員長，項英為副委員長，劉少奇為秘書長，中共全總黨團書記李立三為組織部長，組成了全總新的領導機構。大會號召全國工人動員起來，準備迎接北伐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