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
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國家開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時期。如何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麵臨的新課題，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麵臨的新課題。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提出和中國工會八大的召開
一、工會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如何發揮作用的探索
一九五六年秋冬，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國際上，帝國主義利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揭露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嚴重錯誤和全盤否定斯大林等問題，掀起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波蘭、匈牙利發生罷工、騷亂事件。在國內，由於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步子過急、工作過粗帶來遺留問題，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未能得到完全克服，出現了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中供求關係的緊張。一些基建項目不得不刹車下馬，一部分學生、工人、轉業軍人升學、就業、安置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在一些企業中對工人階級內部矛盾處理不及時或處理不當，加上實際工作中的官僚主義，致使一些城市或地區發生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請願和農民鬧糧鬧社的事件。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分析國內外形勢時指出，現在黨內思想動向，社會上思想動向，出現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同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特點和規律，作了係統的論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社會矛盾的學說，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重要方針和方法。毛澤東強調指出，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我們的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目的，就是要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傳達後，廣大工會工作者以很高的熱情，結合如何防止工會組織脫離群眾，充分發揮工會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這個建國以來長期未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會的地位、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積極探討。
在國營企業中，領導同職工群眾的矛盾；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係以及由此造成的企業行政同工會之間、工會同職工群眾之間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這類矛盾明顯地突出起來。在處理企業內部關係的矛盾中，職工群眾埋怨工會不替工人說話，批評工會同行政“一個鼻孔出氣”，是“行政的尾巴”。而一些企業行政領導則感到工會配合不夠，認為工會強調群眾監督是同行政“爭權”，同加強企業管理“唱對台戲”，在維護職工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方麵是“群眾的尾巴”。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基層工會幹部感到困惑苦悶，地位難處。
全國總工會和各產業工會組織力量，深入實際，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探索工會組織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如何發揮作用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工人日報》發表了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副主任李修仁隨劉少奇出巡時寫的《八千裏路走馬觀花記》，分析了工會幹部“苦悶”的原因，提出工會工作“危機”的問題。賴若愚在關於《工會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答記者問中，提出發揮工會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的調節作用等問題。《工人日報》還開辟了《工會工作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的專欄，發表一些工會工作者撰寫的討論文章。全國總工會內部刊物《中國工運》從當年三月開始，組織工會幹部對人民民主專政下工會的地位、性質、作用和任務等問題開展討論。這個討論前後約四個月，基本上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對工會作用問題的討論，意見集中在：工會組織怎樣才能密切同群眾的聯係及如何正確處理生產同生活的關係和正確處理國家利益同群眾個人利益的關係、工會必須保護職工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問題、企業民主管理和組織群眾監督問題、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企業中工會同黨、同行政的關係問題。討論中鳴放辯論，思想活躍。第二階段是整風運動進入反右派鬥爭以後。《中國工運》13期刊登署名丁雲的文章《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什麼》，作者對一九五一年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議的結論提出異議，認為李立三提出的由於公私利益之間還存在一定的矛盾，即使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仍需要有代表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以及還需要執行保護工人群眾利益任務的觀點是正確的。文章認為，否定這一點“就不能弄清工會和黨、國家有什麼不同，也不能弄清工會的作用和任務”，“正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和長遠利益有矛盾，由於國家和工人群眾之間有矛盾，工會才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矛盾，工會就沒有存在的基礎了”。在理論研討中各抒己見本來是正常的，但由於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使這一討論變成對工運領域右派言論的批判，使有的同誌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受到粗暴的不公正的處理。此後，各級工會組織對如何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發揮工會作用的探討也消沉下來。
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工人階級隊伍中出現的新問題
“一五”計劃期間，隨著經濟建設蓬勃發展，工人階級隊伍迅速壯大。一九五七年，全國全民所有製和城鎮集體所有製單位職工已達3101萬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1498萬人。這還不包括原私營企業轉為公私合營企業的職工。其中全民所有製單位職工2451萬人，集體所有製650萬人。同一九五二年比較，工業戰線職工增加1倍，建築、交通等係統的職工增加1.5倍以上。由於國民經濟建設上出現急躁冒進，導致一些產業和企業盲目擴大招工。一九五六年原計劃增加新工人84萬，結果增加了224萬人，超過計劃140萬人，也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一九五六年反冒進後，對政策進行了調整，壓縮基本建設投資，放慢速度，各地企業減縮任務，一些基建項目下馬，又多出70多萬工人。新工人猛增和原有勞動力過剩，給職工隊伍帶來一係列新的問題和矛盾。如何妥善安排大量過剩的勞動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時，勞動力過剩最嚴重的是建築業。據一九五七年初工會係統調查，多餘的建築工人北京有2.1萬人、河南有2.5萬人、江蘇有1萬人、江西有3.6萬人、武漢、西安、包頭、蘭州等地都有數以萬計的建築工人需要重新安置或動員返鄉生產。各地政府和工會都投入很大力量解決這類問題。另外，提高新工人素質也是一項緊迫的任務，新招收的工人大量來自農民，此外，還有城市貧民、失學青年、家庭婦女及少數無業遊民、剝削階級分子。在一些新興工業城市或新建的企業礦山中，這種成分的新工人占職工隊伍的絕對多數。因此，對新工人的教育和處理好職工隊伍的團結，就成為一項緊迫而繁重的任務。如何把這支新工人隊伍教育改造成為具有工人階級世界觀，有階級覺悟，有組織紀律，並掌握生產技能的工人階級隊伍，是擺在黨、行政和工會麵前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些新工人的文化、技術素質普遍比較低。上海在一九五六年招收4.1萬名新工人，隻有1.7%經過短期技術培訓。其他工業落後地區的情況更為突出。
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人民內部矛盾逐漸突出並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居主要地位的矛盾。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後，在一些城市中連續發生規模不同的工人罷工、請願事件，這是新中國工人運動遇到的一個新問題。參加鬧事的職工人數比重雖然不大，但造成的影響很大。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各地工人鬧事事件不斷發生，五六月份驟然加劇。僅上海一地，在這兩個月內就發生罷工、請願事件545起，參加人數達2.6萬人。各地工會對工人鬧事做了大量工作。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分清是非，幫助解決工人的合理要求，調節內部矛盾，在鬧事職工中進行說服教育工作。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率工作組專程赴上海調查處理工人鬧事問題。調查表明，職工鬧事的直接原因有.7%是由於對生活、工資待遇等問題處理不當而使矛盾激化造成的。領導作風上嚴重的官僚主義，少數幹部對待職工群眾態度惡劣，不尊重職工民主權利，有些企業領導濫用職權，引起群眾嚴重不滿也是激化矛盾釀成鬧事的重要原因。由於共產黨在廣大職工中有很高的威信，職工群眾對社會主義製度是熱愛的。因此，絕大多數參加鬧事的職工都比較有節製，接受調解。有些工廠工人一麵請願，一麵堅持生產。有的則自動組織起來實行三班倒，即一班人找領導請願交涉，一班人堅持生產，一班人下崗休息，秩序井然。有些工廠在正確處理工人罷工事件以後，工人們加班加點補償因停工造成的生產損失。在工人鬧事中出現的這種現象，很發人深思。全國總工會給中共中央《關於職工罷工請願情況的調查報告》中，分析了造成工人鬧事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正確對待群眾合理要求、反對官僚主義，加強職工思想政治教育等建議。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個調查報告，同時發出《關於處理罷工、請願問題的指示》。《指示》闡明了對這類問題的態度，提出了防止和處理這類事件的方針和原則。強調指出，為防止罷工這類事件的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內部關係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在工廠應該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的同時，實行和加強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監督。除擴大民主外，還必須加強群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共中央這一指示，成為後來處理這類事件的準則。
中共中央對工人階級隊伍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十分重視，於一九五七年四月發出《關於研究有關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要求中央各部委、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的黨組，國務院各部委及各地方黨委，組織力量對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認真調查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和意見。指出，如何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通知》提出的調查研究的內容包括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及如何進一步吸引職工群眾參加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問題，特別是參加對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監督及城市政權工作問題；關於如何正確地實現“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原則，根據輕重緩急，分別加以研究和逐步解決工資、獎勵製度、職工住宅、日常生活福利、勞動就業、疾病醫療、改進勞動保險製度、改進勞動保護工作和有關工人生活其他問題；關於工人階級內部團結和教育問題；關於企業中黨、工會和青年團組織如何適應新的情況，改進自己的工作等問題。中央及國務院有關部委、各地方黨委和全國總工會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組織力量著手進行這方麵的調查研究。後因開展反右派運動，這項工作暫告中斷。但中央提出的有關工人階級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精神，對加強工會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整風和反右派鬥爭及廠礦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一）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
為提高全黨思想水平，改進作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關係，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適應全麵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開門整風運動，並於一九五七年四月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開始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機關，陸續召開社會各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傾聽意見和批評。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界人士熱情地對黨政工作和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大量的批評和建議，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密切黨群關係，調動廣大群眾積極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整風運動發展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發起進攻。他們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企業，煽動反共反社會主義情緒。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全黨，對形勢作了嚴重的估計，認為右派進攻已成為主要危險，要求全黨作好反擊準備。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要求全國人民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種種現象，得出正確結論。繼後，連續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判》、《工人說話了》、《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3篇社論。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鬥爭，並很快形成一場全民性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延續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結束。反右派鬥爭出現了嚴重擴大化，誤傷了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和深遠的消極後果。
（二）工會係統的整風反右鬥爭。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一九五七年五月，賴若愚在全國總工會直屬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作了《整頓工會的領導作風，密切與群眾的關係，充分發揮工會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中的調節作用》的動員報告，號召工會幹部針對工會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揭露矛盾，研究解決辦法。當時，工會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工會與群眾的關係問題。在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以後，工會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沒有經驗，在處理企業內部矛盾的時候，往往不恰當地為行政方麵的缺點和錯誤辯護。群眾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與長遠利益、整體利益有時發生矛盾，而這種矛盾往往表現為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工會組織在處理這些矛盾時地位是比較難處的。工會與行政的關係，隻強調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忽略兩者差別。工會所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行政領導布置的事，結果形成工會與行政沒有區別，模糊了工會工作特點。因此，在處理企業內部矛盾時，工會很難發揮作用。在工會與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隻強調黨的領導而忽略工會在組織上的獨立性，使工會不能獨立自主地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這些問題從整風運動一開始，就成為許多工會工作者思考的焦點。
工會係統的整風運動，進一步推動了年初已經開展的有關若幹工會理論問題的討論。廣大工會工作者圍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主題，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會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等一係列問題，認真思考，很快形成廣泛的討論。在同年三月召開的全總七屆五次執委會上和六月全國總工會整風學習會上，都有人對一九五一年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議關於反對工會工作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和對李立三批判的問題提出異議。由於工會係統的整風運動很快轉向反右派鬥爭並出現鬥爭擴大化，一些參加這個討論的幹部被批判，有的被劃成“右派分子”。各地方工會也有一些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打擊，許多都是由於對工會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受到批判或被劃成“右派分子”。
（三）廠礦企業的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廠礦企業的整風運動，是在社會上開展反右派鬥爭進入高潮後全麵開始的。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企業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地工廠、礦山、交通等企業的領導經過適當準備之後，放手發動工人群眾提意見，誠懇傾聽群眾的批評。對於群眾有關本企業的各種意見，領導機關都必須件件研究，貫徹中央邊整邊改的方針，凡能夠改正的，應立即改正。在群眾鳴放和整改告一段落以後，對職工開展社會主義教育。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企業整風運動應注意的若幹事項的內部通知》，明確規定：對工人群眾主要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企業中的技術人員、職員同機關、學校的知識分子有所不同，要按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對那些專心業務，確有真才實學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特別要慎重對待；對混進工人階級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應通過整風運動進行批判，以純潔工人階級隊伍。九月十六日，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召開全國工會代表會議，著重研究貫徹中央指示，開展工礦企業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強調，企業整風運動主要解決的問題是教育群眾，提高群眾，改進工作，搞好生產，辦好企業。
工礦企業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陸續展開。廣大職工很快行動起來，積極投入了運動。據東北三省和京、津兩市調查，到十一月初，已有3800多家企業開展了整風運動，參加職工240多萬人，占這些企業職工總數的84%。整風中職工群眾提出各種意見、建議1110多萬條，其中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意見占90%。工人群眾在鳴放中提的意見有98%以上是針對本單位存在的問題的，有80%以上的意見是本單位可以自行解決的。對企業整風情況的調查：職工群眾所提的意見中，屬於生產管理方麵的約占30%；領導思想作風方麵約占25%；有關職工生活福利、工資獎勵方麵約占20%，其他占25%。職工群眾以很高的責任感和政治熱情參加企業整風，運動發展是健康、正常而有聲勢的。許多工礦企業領導對群眾鳴放的意見，通宵達旦進行研究處理，有力地推進了企業的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