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蘊
章蘊(一九○五——)湖南長沙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六年任中共湘潭中心縣委書記。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她先後任東南分局婦委負責人，新四軍軍部服務團總支書記，中共蘇南區黨委婦女部長，蘇中區黨委婦女部長、組織部長，第三野戰軍婦女幹部大學校長兼政委，豫皖蘇邊區黨委書記等職務，是當時少有的能全麵領導黨、政、軍工作的女幹部。新中國建立以後，她曾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婦委書記、華東區婦聯主任，一九五二年調任中央婦委第三書記兼全國婦聯秘書長，後來又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這位久經革命戰爭考驗的老黨員，盡管在十年動亂中飽受折磨和摧殘，但在粉碎“四人幫”、名譽得到恢複以後，又以71歲的高齡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在她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顧問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期間，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東奔西走，日夜操勞，使許多長期蒙受冤屈的幹部得到平反。一位新疆老幹部，拖延長達十幾年的冤案，經她手七天就徹底解決了。
在打擊經濟犯罪的鬥爭中，她敢於碰硬，嚴肅處理了幾起大案，如北京的陳夢詐騙案，黑龍江於天章詐騙案和河南安陽“汽車大王”案等。
在整黨工作中，她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並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發表論述文章，為中共中央製定整黨工作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章蘊處理問題實事求是、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給中共幹部做出了表率。
三、錢瑛
錢瑛(一九○三——一九七三年)湖北省鹹寧縣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一九三一年後，任中共潛江縣委書記、湖北省委代理書記，中共西南工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重慶局、南京局組織部長、上海局委員，一九四九年以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中南局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紀委副書記等職務。一九五二年初調北京後，先後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黨組書記、部長、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等職務。
任職期間，她堅決與破壞中共路線、方針、政策的行為和不良傾向作鬥爭。一九五七年以後，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中共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壞，有些省、市、部門的領導人獨斷專行，壓製不同意見，使生產遭到破壞，給群眾生活造成很大困難。為解決這些問題，錢瑛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不顧自己身患疾病，多次率領工作組到問題最多、困難最大的地方調查研究，糾正在“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一九六○年冬，她帶領工作組到甘肅省進行實地考察，發現某些領導人弄虛做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征購過頭造成人民生活困難，有的領導人對於敢講真話、敢提意見的好人進行打擊報複，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她對此極為憤慨，立即向中共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地方黨委根據她的意見，甄別平反了冤案錯案，調整了領導班子，處理了違法亂紀事件，使困難局麵得以扭轉。一九六一年，錢瑛帶領中央監委工作人員開始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甄別工作。特別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采取了加速甄別工作的措施，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使一九五九年以後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得到了平反。
錢瑛在長期擔負黨和國家的紀律檢查和監督機關的領導工作期間，鞠躬盡瘁，剛正不阿，成績顯著，因此，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讚賞和人民群眾的好評。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
四、李堅真
李堅真(一九○六—— )廣東省豐順縣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她擔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位女縣委書記。以後她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中共中央局婦女部長、中共陝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華中局民運部副部長，中共華東局、山東分局婦委書記。一九三四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新中國成立以後，她曾任中共粵中區委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監委副書記、廣東省委常委、書記、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李堅真一貫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一九五二年她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廣東工作重點是發展農業的精神，集中全力狠抓了幾件大事。她在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地區，領導群眾加固海堤，建設電力排灌網；她在高要縣帶領幹部和群眾把一片隻能種單季稻的低產田，改造成雙季稻良田；她在三水和鬥門兩縣蹲點，將兩縣血吸蟲滋生的爛泥灘，改建為甘蔗和糧食的生產基地。
她主持監委工作期間，堅持原則，不徇私情，對待犯錯誤的人，堅持以思想教育為主的原則；在主管黨的幹部工作中，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原則，從而調動了各方麵幹部的積極性，增強了黨內團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帶病堅持工作，每天親自接待數十起來訪的幹部和群眾，為受“四人幫”打擊陷害的幹部平反。
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建立經濟特區，由廣東率先實行開放政策。她堅決支持這一新生事物。在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後，多次帶病到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實地考察，邀請港澳知名人士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及時向省委和中共中央反映情況、提出建議。
五、陳少敏
陳少敏(一九○二——一九七七年)山東壽光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八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壽光縣共青團婦女部長，中共天津市委秘書長，河南洛陽特委書記，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中原局敵後挺進隊政治委員，鄂中、豫鄂邊區黨委書記、副書記，中原局組織部長，第七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等職務。她為恢複和建立豫鄂邊區中共黨組織，為創建抗日根據地和發展中原局敵後遊擊鬥爭，做出了很大貢獻，是中共黨內長期主持一個地區全麵工作和直接領導武裝鬥爭的少數女領導幹部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後，她曆任中國紡織工會全國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任，第八屆中共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
陳少敏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敵鬥爭堅強勇敢，不怕犧牲；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一九六八年十月，在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上，當錯誤地通過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定時，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真理，不舉手、不讚成，表現了共產黨人無私無畏的高貴品質。
在工會工作期間，她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關心工廠生產、關心工人生活，密切聯係群眾，深受廣大工會幹部和工人群眾的尊重。在五十年代，聞名全國的“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一織布法”等，就是在她親自領導下總結、推廣出來的。她在工作中精心培養了大批先進工人和先進集體，為新中國的工會工作做出了卓越貢獻，是中國工人運動著名的領導人之一。
六、曾誌
曾誌(一九一一—— )湖南省宜章縣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參加湖南暴動後，隨朱德領導的工農紅軍上井岡山。土地革命時期，她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閩西共青團特委書記，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東特委組織部長等職務。抗日戰爭時期，她任湖北省委婦委書記、中共中央婦委秘書長等職務；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遼吉一地委組織部長，五地委副書記，沈陽市委常委、職工部長等職務。新中國成立以後，她曾任中南工業部副部長、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候補書記等職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半個世紀以來，曾誌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婦女解放事業曆盡艱辛。新中國建立以後，她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貢獻，因克己奉公，深入實際，作風民主，而受到群眾的好評。
十年動亂中，曾誌受到“四人幫”殘酷迫害。但她剛直不阿，堅強不屈。當她與老戰友和革命伴侶陶鑄訣別時，陶鑄在贈詩中稱讚她“心底無私天地寬”。她正是以共產黨人寬闊的胸懷，以驚人的毅力戰勝“四人幫”的迫害和疾病的折磨，頑強地活了下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她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幹部組組長，為撥亂反正、落實幹部政策，嘔心瀝血地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在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期間，不顧年高體弱，經常深入基層，為正確貫徹中共的幹部政策努力工作。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曾誌冒著嚴寒去東北考察幹部，並及時總結經驗，為中共中央組織部起草了《關於東三省部分廠礦企業使用幹部的情況調查報告》。文件批發全國後，大大推動了選拔優秀人才的工作。在深入調查中，根據新時期的新情況，還總結出選拔幹部中應采取“公開宣講”和“民意測驗”等方法的重要經驗，並在全國推廣。
曾誌帶頭執行幹部離退休製度，一再主動要求退居二線。一九八三年八月，她退下來後，仍兢兢業業地做了許多工作。她不顧年邁，親自深入老、少、邊、窮地區考察，寫調查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她關注廠礦企業生產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擔任“全國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研究會”顧問，為企業的思想建設出謀獻策。她對青少年一代寄予厚望，關心他們的成長，呼籲社會重視對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和轉化工作。
女職工
中國女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是婦女群眾中比較有覺悟、有組織的一部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第一線，從事生產勞動和工作的。四十餘年來，廣大女職工同男職工一道，為國家、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女職工隊伍的發展
四十餘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國女職工隊伍逐漸壯大，人數由少增多，行業逐步拓寬，女職工的文化水平、專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女職工人數增加
舊中國國民經濟落後，工業極不發達，一九四九年全國女職工僅有6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7.5%。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把婦女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偉大的人力資源，十分重視發動和吸收城市廣大婦女參加社會勞動，並在有關法律中明文規定：婦女同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勞動權利、同工同酬權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新解放城市中的勞動婦女，應積極響應複工複業的號召，使公私企業迅速恢複。”各公私企業“應當適應工業生產的需要，吸收工人家屬和能勞動的婦女參加生產，盡可能組織大批家庭婦女參加勞動，使許多過去不事生產的婦女，轉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一九五二年，政務院在就業問題的決定中強調：要大力組織適合婦女從事的城鎮集體手工業、服務業，多吸收婦女就業。同年，全國婦聯向各級婦聯下達通知，要求她們向婦女群眾進行廣泛的宣傳並積極地協助政府進行具體工作。
在這一時期，國家政府部門、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及各工礦企業等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使不少城市的勞動婦女走出家門，加入到女職工隊伍的行列。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女職工達到184.8萬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兩倍以上，占職工總數的比例上升為11.69%。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這幾年，女職工人數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3.8%。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由於在國民經濟建設上提出了不切實際的奮鬥目標，盲目追求高指標，錯誤地認為建設規模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職工人數越多越好。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各地招工計劃經省確定後即可執行，不必經過中央批準的決定。這種過早、過多下放勞動管理權的做法，以及上述錯誤思想的誤導，使得全國職工人數迅速膨脹。以全民所有製職工為例，由一九五七年的2450.6萬人，猛增到一九六○年的5043.8萬人。在婦女就業問題上，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也片麵認為參加社會勞動的婦女越多，婦女解放的程度就越高，因此提出要發動所有的城市職工家屬和其他家庭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工作，實現“人人有活幹，戶戶無閑人”的口號。有相當多的婦女組成小集體，興辦街道工廠。據不完全統計，職工家屬和其他家庭婦女在民辦工業中占60—70%。北京市有20萬婦女走出家門，辦起了500多個街道工廠和2000多個生產組；沈陽市有8萬多職工家屬投入興辦民辦工業的洪流中。一九六○年，全國女職工人數由一九五七年的328.6萬猛增到1008.7萬，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兩倍多。
由於“左”的指導思想和自然災害等原因，國民經濟建設遭受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大的挫折。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工業企業管理混亂，產品質量降低，勞動生產率下降。特別是職工人數的驟然增多，造成了國家開支加重、城鎮糧食供應緊張等困難。
為了扭轉這種不良局麵，一九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精簡職工和下放城鎮人口的辦法。經過兩年的努力，到一九六三年底，全國共精簡職工1887萬人。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一九六三年底，全國全民所有製職工人數降為3293.1萬人，其中女職工為656.6萬人。
一九五八年以後幾年中國民經濟的大起大落、職工人數猛增暴降的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必須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否則欲速不達。第二，從就業的規模看，就業人數過多過快，超出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勢必給國民經濟帶來較大的負荷，使之無法承受。反之，如果就業人數的增長速度趕不上生產發展的需要，也會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影響生產。這一規律，對婦女就業也不例外。操之過急和增長緩慢，同樣既不利於生產，也不利於婦女解放事業的發展。
但是，應當肯定，在這一時期裏，中國婦女的就業觀念有了較大的進步。幾千年來那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封建意識受到很大的衝擊，婦女參加社會勞動已被廣大群眾所接受，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這種觀念的變化，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還應當承認，當時由職工家屬和其他家庭婦女創辦的街道集體小廠，有一小部分存留下來，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到八十年代已成為經濟建設的骨幹力量之一。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動亂期間，不少工礦企業的生產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但由於每年招工指標沒有按實際生產的需求而定，而是年複一年按舊有的計劃執行，所以職工隊伍仍在繼續增大。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製職工人數由一九六五年的3738萬人，增長到一九七七年的7196.3萬人，其中女職工人數也由一九六五年的656.6萬，上升為一九七七年的2036萬人，全民所有製女職工總數增長了2倍多，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國家建設呈現出新局麵。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國民經濟“六五”計劃順利完成。“七五”計劃已在實施中。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的八年中，經濟體製改革及合理的勞動人事政策給女職工隊伍的發展帶來了生機。特別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以來，多種經濟形式的出現和發展，使中國城市婦女就業道路更加寬廣。據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七年底統計，全民所有製女職工占全民所有製職工總數的33.2%，集體所有製女職工占集體所有製職工總數的46.8%，其他所有製(如中外合資、外資企業等)女職工占職工總數的48.8%。非全民所有製女職工占總數比例超過了45%以上，這說明多種經濟形式並存有利於婦女的就業及女職工隊伍的發展壯大。
四十餘年來，中國女職工的人數增長是迅速的，變化是巨大的。到一九八七年止，全國各類女職工總數達4869萬人，比一九四九年的60萬增加了81倍多，在職工總數中所占比例也由一九四九年的7.5%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36.8%，占職工總數的近五分之二。
二、女職工分布狀況
(一)地區分布。
舊中國工業發展很不平衡，女工大都集中在上海、武漢等少數大城市中。據統計，一九四七年上海就有女工40萬，但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國女工總數才60萬人。新中國建立以後，隨著工業在全國範圍內的迅速興起和發展，日益增多的女職工也隨之遍布全國各地。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一九八六年，全國女職工人數超過百萬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21個，其中江蘇、四川、廣東、遼寧4省的女職工人數在300萬以上；上海、山東、湖北、黑龍江等4個省市的女職工人數也超過200萬；天津、上海、遼寧3省市女職工占本省職工總數的比例已達40%以上。在經濟基礎較為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內陸地區，也已培養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女職工。這些女職工在本地區的經濟建設中起著重要作用。
(二)行業分布。
在舊中國，女性就業的範圍是極其狹窄的，女工主要集中在輕、紡行業，這些行業被稱作“女性的傳統行業”。新中國建立以後，婦女衝破傳統禁區，投入到國民經濟建設的各行各業之中。
從五十年代開始，一部分婦女投身到機械、交通運輸、郵電、財貿、國防工業等行業中，從事生產勞動和工作。在許多崗位上都出現了第一批女職工。如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第一個女火車司機田桂英、第一個鐵路女調度員孫孝菊、第一批郵局女投遞員、第一批女飛行員、第一個女子測量隊等。她們的出現，不僅顯示了中國婦女中蘊藏著巨大的社會生產潛力，對改變社會上重男輕女的舊觀念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她們的這種表率作用，也給全國婦女以極大的鼓舞和信心。
在鐵路運輸部門，女職工由一九五二年的2.6萬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67萬；民航部門女職工人數由一九五三年的93人，上升為一九八六年的1.5萬人。據有關部門統計，一九八六年底，紡織行業女職工為317.03萬，占本行業職工總數比例的59%；輕工行業女職工總數為620.34萬，占本行業職工總數的48.01%；郵電行業女工為32萬人，占本行業職工總數的32.6%；公交行業女工為23.7萬人，占本行業職工總數的45.59%；商業女工為605.6萬人，占本行業職工總數的41.8%。
新中國建立四十餘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國女職工就業範圍不斷擴展，大批女職工成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新中國的建設者。到一九八七年為止，女職工在各行業中已占相當比例。
中國女職工就業範圍的不斷擴大，是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婦女解放程度逐步提高的一種表現。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受“左”的錯誤影響，片麵地強調“男女都一樣”，曾組織動員一部分女職工參加了不適合婦女生理特點的高空、高溫、井下、化工等有害、有毒的作業以及養路、搬運等重體力工種。這種錯誤做法，在十年動亂時期尤為嚴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中共和全國深入肅清“左”的影響和對國民經濟調整、改革、開放的逐步進行，各工礦企業女職工的就業範圍有了新的變化。根據國家對勞動組織進行全麵整頓的精神，各工礦企業對不適合女職工從事的工種進行了調整，使女職工的工種安排日趨合理。在有關企業領導和工會、婦聯組織的積極配合下，對從事有毒、有害和重體力勞動的女職工逐步調換了工種，撤銷了女子高空高壓帶電作業班、女子鑽井隊、女子橋梁隊、女子井下采煤隊等生產組織，為這一部分女職工調換了工種。在全國鐵路係統，有7000餘名女養路工被調換做別的工作。
在改革開放中，中國第三產業有了迅速發展，一九七六年，中國第三產業的勞動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比例為9.7%，到一九八五年提高到16.4%。由於第三產業門類多，以服務性為主，能較好地發揮婦女心靈手巧的優勢，避免了婦女難以勝任重體力勞動的劣勢。因此，一批女職工轉向第三產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一九八七年，女職工在第三產業中所占的比例平均為37.1%，其中適合女職工的衛生、飲食、居民服務等行業，女工比重超過50%，這是可喜的趨向。但是，從全國來看，要使女職工的工種分布和職業結構全麵合理，還需要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