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以後婦女的社會現狀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受盡苦難的中國婦女第一次挺起了胸膛，由千年的奴隸變成新社會的主人。中國曆史的巨大變遷，使婦女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她們積極參加新中國的改造和建設事業，成為一支偉大的社會力量。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初步發展，也促使婦女的地位不斷提高，推動婦女解放運動向前發展。
婦女終獲解放
一、婦女獲得平等的權利
新中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政權，人民政府頒布的法律和法令廢除了歧視婦女的條文，明確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及家庭各方麵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並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監督保障這些法律的實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臨時憲法)，第一次確定了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男女平等和保護婦女兒童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製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麵，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推廣衛生醫藥事業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共和國的第一部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新中國實行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製度。提出禁止重婚、納妾、收童養媳、幹涉寡婦婚姻自由等侵害婦女利益的舊習俗，強調結婚和離婚自由的原則。婚姻法於五月一日起頒布實施，摧毀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婚姻製度，從法律上保障了婦女的婚姻自主權，提高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深得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擁護。
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規定，在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內，男女職工勞動保險待遇相同，此外，女職工生育有產假，產假期間工資照發。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製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更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麵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新中國建立頭七年，婦女的各種權利、義務、利益，如選舉權、被選舉權、就業權、受教育權、婚姻自由權、財產繼承權等都在法律上確定下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民主婦聯積極參與各種法律，特別是有關保護婦女兒童法律法規的製定工作，並協助有關部門貫徹執行，促使這些法律在實際生活中逐步實現。
獲得初步解放的新中國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家庭生活中，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利。在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69名婦女代表與各界代表一起，共同磋商建國方略，起草國家臨時大法和人民政府組織法。一九五四年九月，147名婦女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有關國家建設和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各項提案。廣大婦女還積極參加了全民對憲法的大討論。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億萬婦女群眾參加了基層普選活動和民主建政工作。一九五四年全國基層選舉時，參加投票的女選民占全國女選民總數的84%，北京市城區參加投票的女選民達98%，天津市參加選舉的婦女達95%以上。全國各地共選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66.9萬人，其中婦女代表有98萬多人，占基層代表總數的17.3%，其中上海市當選為區人民代表的婦女占代表總數的22%，天津市女人民代表占代表總數的27.3%。一九五六年全國第二次基層人民代表選舉時，參加投票的婦女比一九五三年有所增加，當選的女代表有100多萬人，占代表總數的20.3%。
參政議政的女領導幹部的人數也有增加。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有女委員12人，女常委4人。宋慶齡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蔡暢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委員，何香凝當選為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李德全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史良為司法部部長。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正副部長、正副司局長的婦女，共有60餘人。全國各級政府都有了女領導幹部。
二、取締殘害婦女的娼妓製度
新中國建立後，不僅廣大勞動婦女獲得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利，娼妓也被改造為新人。
娼妓製度是舊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曆代反動統治階級迫使一批貧苦婦女落入火坑，以出賣肉體為生。國民黨統治時期，把向妓女抽收“花捐”作為政府的一項財政收入，使娼妓製度更加合法化、商業化。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把取締娼妓製度作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采取的方針是打擊首惡，改造一片，逐步縮小，最後消滅。具體做法是封閉妓院，管製老板，拘查嫖客，改造妓女。全國取締娼妓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充分準備，突然襲擊，全部封閉，一律收審，即北京類型。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計劃、統一行動，一夜之間封閉了全市237家妓院，集中老板、領家454人，收容妓女1290人，將她們安置在8個生產教養院。采取這種方式的城市還有上海、石家莊、歸綏(後為呼和浩特)、哈爾濱、長春、大連等。另一種是武漢類型，做法是嚴格限製，加強管束，自我教育，逐步取締。一九五一年七月武漢市民政局製定了改造娼妓的方針，對市內原有和外埠流竄來的明娼暗妓進行了登記和調查，九月成立了娼妓改造籌委會，分批組織妓女學習，同時結合鎮壓反革命運動，嚴懲了一批流氓首惡分子，並加緊戶口檢查，限製嫖客活動。經過一年的整治，武漢市的娼妓數量大大下降，原來253家私娼僅存四、五家，5000多名以賣淫為業的妓女剩下200多人。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市人民政府下令，徹底取締所有妓院、私娼和娼妓活動。
在處理有關人員時，人民政府采取了不同政策。對把婦女拉入火坑的封建惡霸、黑社會的流氓首惡及民憤極大的老板堅決打擊，直至處以死刑；對一般以剝削妓女為生的老板、領家，視其罪惡輕重處以勞動改造或有期徒刑，沒收妓院的全部財產，充作改造妓女的費用；對為妓院服務的擋手等，課以罰金或勞動改造，令其改換正當職業；對嫖客進行教育、罰款直至收審；對妓女主要進行教育和改造。
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許多城市都建立了婦女生產教養院，由民政和婦聯等單位抽調幹部，負責收容和改造妓女的工作。采用的方法是組織學習，提高覺悟，參加勞動，改造惡習，醫瘡治病，重新做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勞動和治病，曾被黑社會扭曲了形態的妓女，絕大多數轉變了思想，改變了作風，恢複了健康。她們有的回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有的在城市裏安排了工作，政府還幫助她們建立起安定美滿的家庭。這些變化被拍成電影紀錄片《煙花女兒翻身記》、《姐姐妹妹站起來》，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為鞏固和建設新中國做貢獻
五十年代初期，為保衛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粉碎國內外反動勢力的侵略和顛覆陰謀，廣大婦女同全國人民一起，積極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恢複國民經濟的工作，以及“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在政治鬥爭、經濟建設、文化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參加改革封建土地製度的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人民進行了改革封建土地製度的鬥爭。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改革運動(以下簡稱“土改”)在3.1億人口的新解放區繼續展開。中國共產黨把農村勞動婦女當作土改的重要力量，指出婦女工作應以發動農村廣大勞動婦女參加土改為中心任務，堅決實行男女農民一齊發動，保護婦女合法權益的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農民協會應切實注意吸收農民家庭中的婦女參加，並吸收婦女中的積極分子來參加領導工作，為了保障婦女在土地改革中應得的利益和婦女在社會上應有的權利，並討論有關婦女的各種問題，在農民協會中召集婦女會議或代表會議，是必要的。”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總結了老解放區婦女參加土改的經驗，發動新區婦女群眾積極參加土改。一九五○年九月，全國民主婦聯第一屆三次執委擴大會上，蔡暢主席詳細說明了新解放區土改中婦女工作的原則：貫徹土地法，按人口統一分配土地，正確劃分婦女的階級成份，確實有效地保障婦女的土地權；貫徹男女一齊發動的方針，克服忽視發動婦女的思想，吸收農民婦女參加農民協會，選拔婦女中的積極分子參加領導工作；注意宣傳男女平等，適當解決婦女所受的特殊封建束縛，保障婦女應有的利益和權利；教育農民改變“分丁田不分女田”的舊的土地分配思想，幫助他們了解《土地法》規定的婦女不但有土地所有權，還有處理權，未婚女子應分“姑娘田”，已婚婦女可帶田到婆家，寡婦改嫁允許帶走屬於她的一份土地等各項政策，確保“平分土地”原則在婦女中得到實現。
由於貫徹男女農民一齊發動的方針，新區土改運動迅速推開。大批婦女加入農民協會，壯大了反封建鬥爭的力量。一九五二年統計，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個大行政區有4000萬農村婦女加入了農協，占農會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在土改中，發動起來的婦女積極參加反霸訴苦鬥爭，在劃分階級、分配土地時，各地農會都吸收婦女參加土地分配委員會，女委員們注意維護婦女的權利，使婦女在土地分配中“人人有名字，個個有產權”。婦女群眾還廣泛參加了調查、評議、丈量土地等工作。在頒發土地證時，男女農民都在土地證上鄭重地寫上自己的名字，以前沒有名字的婦女新起了名。童養媳、寡婦及還俗的尼姑也分得了土地。
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有3.1億農民獲得約7億畝的土地，農村婦女成為土地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土地的平均分配，是農村婦女獲得經濟權的基本條件。婦女成為土地的主人；農村婦女勞動力得到解放，逐漸變成勞動的能手；她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家庭地位都得到提高。
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
當中國人民著手恢複經濟、建設新國家的時候，美帝國主義派兵侵略朝鮮，並把戰火燃到鴨綠江邊。為保家衛國，支援朝鮮人民抗擊侵略者的正義戰爭，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奔赴朝鮮前線。中國婦女也以崇高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投入抗美援朝運動。
一九五○年冬季，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在婦女群眾中深入開展了抗美援朝的宣傳，通過召開宣講會、座談會、時事展覽、文藝演出等形式，廣大婦女普遍受到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一九五○年十一月，有數十座大中城市的婦女舉行反美遊行。一九五一年“三·八”婦女節前後，又有310個大小城市、700個市鎮、600個鄉村，約2000萬婦女舉行了遊行。據不完全統計，東北地區參加遊行的婦女有68.2萬人，華北地區有73.4萬人，華東地區有230.5萬人，中南地區有983.6萬人，西南地區有116.2萬人，西北地區有500餘萬人。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城市女工和農村婦女都積極訂立愛國公約，參加愛國生產競賽，出勤率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一九五○年十一月開展生產競賽的初期，女工出勤率為81.5%。經過動員，女工出勤率達到94%。上海市紗廠原來開兩班，抗美援朝時改為日夜連續開三班。武漢市有2萬女工參加了生產競賽，其中紗廠女工超額完成生產任務13.4%。一九五一年鬆江省(後屬黑龍江省)有19.3萬多婦女參加愛國生產競賽運動，湧現出648個婦女模範班組，2724個模範婦女人物。農村婦女提出“奪取農業大豐收，支援朝鮮前線”的口號。山西省榆社縣裴誌英互助組，製訂了“比愛國，比互助，比學習，比單位麵積增產”的計劃，提出每月每人要為國家捐獻3斤小米。河南省鄭州郊區農婦提出每畝多打10斤小麥支援前線。很多農村婦女把家庭副業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國家。她們說：“為了抗美援朝，要人有人，要錢有錢，隨要隨到。”
全國婦女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在物質上給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巨大的援助。成千上萬的城鄉婦女夜以繼日地為前方將士趕製軍大衣、棉被、軍裝、鞋襪、慰問袋等。一九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五十天中，山東省濟南市的婦女就突擊做軍裝35萬套，軍鞋12萬雙。青島市婦女縫製軍裝20萬套，軍大衣10萬件，軍鞋17萬雙。廣州市的婦女在短期內也完成18萬套軍裝的任務。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還在各界婦女中發起愛國募捐活動，全國民主婦聯名譽主席何香凝帶頭捐款。著名豫劇女演員常香玉率劇團用演出款項捐獻“香玉劇社號”飛機1架。許多婦女把珍藏多年的金銀首飾拿出來。全國婦女捐款達433億元(舊幣)，共購買飛機59架，大炮2門。婦女群眾將捐獻的飛機命名為“婦女號”或“三八”號。
組建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動員令發布後，許多母親動員兒子，妻子動員丈夫，未婚妻鼓勵未婚夫，姐妹鼓勵兄弟報名參軍。天津市郊區有105位母親送自己的兒子赴朝鮮作戰。吉林省長嶺縣參加誌願軍的有1200人，其中婦女動員參軍的有567人。山東省膠縣、高密、即墨、即東等4個縣送子送夫參軍的婦女有4200多人。大連市一位5個孩子的母親王老太太，解放戰爭時期已送3個兒子參加了解放軍，現在又送兩個女兒參加誌願軍。大中學校的女學生也爭先恐後投考軍校。一九五一年上海市投考軍校的女青年有3942人，武漢市有2591人，廣州市有3500人，重慶市有5900多人，天津市投考軍校的女學生占三分之一。長春、哈爾濱、大連、沈陽、安東(後為丹東)等市的女學生還組織起戰地服務隊、救護隊、輸血隊，誌願到朝鮮前線服務。僅沈陽市第五中學就有800多名女學生參加了輸血隊。各大中城市還組織了赴朝醫療隊，報名到朝鮮戰場服務的醫務工作者中半數是婦女。誌願軍的女醫務工作者在朝鮮前線奮不顧身地搶救中朝人民戰士，80%的人都立下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