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托幼事業
新中國的托幼事業，是國民教育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的組成部分，是保證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的重要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府就把發展托幼事業納入了議事日程。一九五○年，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批準了教育部關於托兒所歸衛生部領導、幼兒園歸教育部領導的建議。一九五六年，教育部、衛生部、內務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托兒所和幼兒園必須有相應的增加”，按照“全麵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根據需要和可能，積極發展托兒所和幼兒園。在城市，要求廠礦、企業、機關、團體和群眾舉辦；在農村，提倡由農業合作社舉辦。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的盲目冒進，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動亂，使托幼事業遭受挫折。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托幼工作受到進一步重視。一九七八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十分重視發展托兒所、幼兒園，加強幼兒教育。”一九七九年全國托幼工作會議後，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會議《紀要》，要求繼續貫徹公辦和民辦“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恢複、發展、整頓、提高托幼組織，並要求中央各有關部門、群眾團體，按各自承擔的任務，努力做好工作，推動托幼事業的發展，使托幼事業進入穩步發展的新階段。
一、中國托幼組織的發展
舊中國的托幼事業很不發達，全國僅有幼稚園1301所，托兒所更少。新中國建立以後，在中共和人民政府的關心、重視下，托幼事業發展迅速。一九八一年，全國有各類托幼組織412468所。一九八七年達到434739所。
北京市，在舊中國隻有托幼組織9所，到一九五一年發展到54所，一九八四年為5434所，一九八七年為7795所。寧夏回族自治區，在舊中國沒有托幼組織，一九八一年發展到824所，一九八三年為1094所，一九八六年為1217所，一九八七年為1319所。吉林省一九四九年有保育院、托兒所7所，幼兒園4所，工廠哺乳室4處，到一九八七年有各類托幼組織97201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一九四九年有國家辦的幼兒園2所，到一九八七年，有國家辦的園所885所，集體辦的110所，私人辦的2000多所。河北省一九四九年有園所4處，一九八七年有各類園所8263處。上海市一九四九年有園所485所，到一九八七年有托兒所808所，幼兒園3677所，共計4485所。
二、中國城鎮的托幼組織
(一)政府、機關、工礦企業、事業等單位辦的園所。
在城鎮，市立或縣立園所是政府教育部門或衛生部門辦的，師資條件較好，保教水平較高，有示範性質，很多地方以這類園所為中心，建立保教輔導網，組織觀摩教學，提高園所的業務水平。據《中國教育成就》一書的統計資料，以一九八七年為例，全國共有幼兒園176775所，其中教育部門辦的10093所，占5.71%；全國幼兒園收托幼兒1807.84萬人，教育部門辦的326.22萬人，占18%。
很多機關、廠礦企業事業單位以及部隊，高等院校設有自辦的幼兒園、托兒所或哺乳室，主要是為本單位的工作人員服務。例如，北京市一九八四年有中央機關、部隊辦的園所470個，占城鎮園所總數的18%；市屬企業事業單位的園所1022個，占城鎮園所總數的39%，以上合計占北京市園所總數的57%。一九七九年以後，全國各地有一些條件較好的這類園所，已向社會開放，收托外單位工作人員的子女，對緩和城市入托難發揮了作用。
中國的大、中型工礦企業的行政領導和工會，把托幼組織的建設，看做是職工生活福利事業的重要內容，一般都比較重視。有不少大型工礦企業的園所，房舍寬敞，設備完善，環境優美。
隨著托幼事業的發展，保教工作者的隊伍也日益擴大。在舊中國，幼稚園數目最多的一九四六年，教職工總數為2500人。到一九八七年，幼兒園的教職工達941088人，其中女性為886087人占94.16%；園長48591人，女性46485人，占95.67%；幼兒教師651392人，女性562924人，占86.42%；保健員44791人，女性41352人，占92.32%。
(二)城市街道或居民委員會辦的(民辦)園所。
民辦園所屬集體所有製，在行政上，由街道辦事處或居民委員會領導，大多是街道上的婦女積極分子在婦女組織的支持幫助下，根據群眾需要，因地製宜、群策群力、因陋就簡地創辦起來的。經過艱苦創業，有的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托兒所或幼兒園。
浙江省杭州市武林幼兒園，是一九五二年由街道積極分子汪菊清和5名家庭婦女創辦的。汪菊清獻出了3間住房及一些家具、存款。建園後，她全心全意地為孩子服務。十年動亂期間，入園兒童減少，經費入不敷出，為把幼兒園堅持辦下去，她用自己的錢給生活困難的保教人員發工資。一九八三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這個幼兒園建成3幢3層的教學樓，教育質量也不斷提高。幼兒園被譽為“優良服務園所”，汪菊清被全國婦聯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
遼寧省錦州市古塔區民族街道托兒所是一九五八年由幾個家庭婦女創辦的，收托附近單位職工和管區內居民子女。還曾收過一些癡呆、聾啞、癱瘓兒童。托兒所接送孩子的時間，以方便家長為原則。所長張秀珍為了護理患小兒麻痹症的孩子，向丈夫(骨科醫生)學會了按摩和整骨技術。經過她的治療和護理，病兒有的痊愈，有的收到明顯療效。
北京建國門街道中心托兒所一九五八年創建時，沒有經費、設備，工作人員是剛走出家門的家庭婦女。她們出自對社會主義社會和對孩子的愛，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鬥，發展為10個幼兒園。開始，她們夏天用廢紙裱成土鳳扇給孩子降溫；冬天從家裏拿來柴和煤，給孩子生火取暖。後來，她們學會了自己蓋房，整修室內地麵。為了節約開支，她們買碎布料為孩子做演出服裝，自己動手，給工作人員做工作服等。她們用節約下來的錢，為幼兒園添置了洗衣機、縫紉機、電視機、鋼琴、煤氣設備以及炊事機械。每個班都有了電扇、風琴和玩具、教具。該園兒童教育及營養保健工作也做得較好。在中國的不少城市，都有類似上述的集體所有製園所。這類園所收托嬰幼兒數，一般占各類園所收托總數的10%至30%。最高的如福建省漳州市占70%。
中國政府對集體所有製園所實行民辦公助的方針。但在十年動亂中受到了嚴重的幹擾，很多這類園所缺少經費、管理不善、房屋失修、設備落後、保教業務水平也較低。針對這一情況，一九七九年全國托幼工作會議要求，送孩子入民辦(集體所有製)園所的家長所在單位，向園所交納管理費。民辦園所的開辦費，添置大型設備及房屋修繕等開支，由地方財政部門在自籌經費(如城市附加收入，區街企業收入和機動財力等)中酌情補助。會後，各地貫徹落實會議精神，民辦園所增加了收入。隨著經費問題的解決，一些民辦園所的房屋得到了修繕或翻建擴建，保教人員的工資福利、勞動保險有了保障，一些年老體弱的保教人員已退休、退養。新的保教人員分期分批地受到訓練。
(三)私人辦的托幼園所。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上的熱心人士創辦了一些托幼組織。他們的房屋、設備、人員，全靠自己解決。基本上是自辦、自管、自負盈虧或政府給予少量補貼。
北京市潔如托兒所，就是一個典型。所長董潔如畢業於天津女子師範學校，她從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位忠貞的愛國者。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先後將4個子女送往革命聖地延安或晉察冀解放區，投身抗日救亡鬥爭。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八月，她用北平舊刑部街32號住宅和私人積蓄，創建了潔如托兒所，親自擔任所長，女兒王光中協助她工作。她當時辦所的目的，是為從解放區進城的幹部及雙職工減輕家務負擔，集中精力管理國家大事。在經費不足時，她用子女給她的生活費補貼，並自己動手解決玩具和教具設備，培養了工作人員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在業務上，她始終把科學育兒放在第一位。由於她身教言教，以身作則，托兒所逐步形成了“處處仔細，事事認真，規章製度，人人堅持”的好作風。一九五八年，因該所三年無一例傳染病，九年無一例痢疾，受到衛生部的獎勵。
新中國建立以後，青島市建立了8個私人辦的托兒所、幼兒園。第一個建立起來的是康樂托兒所，該所一九四九年九月籌備，一九五○年一月收托兒童。創辦人張宜範懷著要為新中國建設和解放婦女做貢獻的熱情，克服了許多困難，創辦了康樂托兒所。在創辦過程中，受到市婦聯、工商局、房管局和群眾的支持幫助。當時失業的婦女多，雖然在招考保育員的廣告中說明，一年內隻管吃住，沒有工資，還是有20人報名。經過考試和體檢，錄取了6名。她們參加工作後十分積極，經過培訓提高了業務水平。該托兒所當時在青島市屬一流水平，開始隻收20名兒童，後發展到200多名。一九五一年改為康樂幼兒園，為了便利家長，有半托、日托和全托。一九六○年改為青島市北區教工幼兒園。
在五十年代，中國各省、市都有一些私人辦的托幼機構。它作為公辦園所的重要補充形式，在解放婦女、撫育嬰幼兒方麵，發揮了一定作用。
一九五六年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不少私人辦的園所轉為集體(街道、居委會)辦或政府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要求把孩子送入托兒所、幼兒園的雙職工增多，“入托難”的呼聲一度遍及各大中城市。一九七九年全國托幼工作會議重申了“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要求各地恢複、發展、整頓各類園所。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六日，全國婦聯在常州召開的華東、中南、西南(缺西藏)及京、津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城市托幼工作座談會，再次提出要發揮國家、集體、個人辦托幼園所的積極性，要求各地對於房屋、設備、人員等方麵具備合格條件，申請辦托幼園所的人，要給以熱情支持，加強管理和業務指導，使他們按照自願結合、自負盈虧、不斷提高、有利於兒童身心發展的原則做好工作。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在第五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家庭托幼組織深受群眾歡迎，應積極發展，並幫助它們不斷提高業務和管理水平。”自從一九七九年以來，私人辦的托兒所、幼兒園日益增多，發展迅速。
八十年代的私人(個體)托幼組織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私人托幼組織相比，有它更有利的條件。很多城市規定，把孩子送入私人辦的園所，同送入公辦、集體辦的園所一樣，家長所在單位向園所交納托兒管理費。同時，政府的財政、衛生、教育部門從貸款、兒童預防接種、體檢、保教人員培訓等方麵對私人園所給以支援。遼寧省丹東市政府為扶植個體園所，製定了優惠政策：凡具備條件自願辦園所的，有關部門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限製；在自家屋前屋後新建、擴建私人園所，在不影響統一規劃的前提下，優先批給用地；對新建居民區已留出建園所用地的，允許私人投資興建；所需建材，除鋼材、木材實行平價、議價各半供應外，其他物資全部平價調撥；對經費不足的，銀行給予低息貸款。
創辦私人園所的有待業青年、退休教師、幹部或其他熱心人士。如湖北省鹹豐縣高樂山鎮土家族姑娘劉珊，高中畢業後，立誌要當一名教師。父母親友給她介紹其他工作，她都婉言謝絕。鎮婦聯主任請她當幼兒教師，她欣然答應。在父母的支持下，在她家裏辦了幼兒園，家中有文化的人都參加了園裏的工作。她擔任園長兼幼兒教師、保育員和勤雜工。為了提高業務水平，她參加了州、縣婦聯的訓練班和《學前教育》、《托幼保健》函授學習，由於工作出色，這個幼兒園被評為先進幼兒園，她也被評為縣特級勞動模範，州優秀青年標兵，省“三八”紅旗手，被共青團中央命名為“新長征突擊手”。
湖南省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鳳凰縣沱江鎮的12位退休女教師，看到縣裏缺少幼兒園，有些雙職工的孩子在街上遊蕩，她們經過商議，於一九八一年創辦了奇峰幼兒園。沒有資金，向銀行貸；沒有園舍，3位教師騰出了住房；沒有玩具、教具，她們用廢紙、竹片、蛋殼等自製；沒有錢聘請工作人員，就自己擔任。為了兒童的健康，她們還自製中草藥為孩子防病治病。到一九八七年，園舍由260平方米擴大到700多平方米，教職員由12人增加到47人，幼兒班由5個增加到13個，入園幼兒由192人，增加到500多人，使沱江鎮幼兒入園率由一九八一年的40%上升到98%。
據全國婦聯統計，一九八七年全國個體園所50652個，入托兒童862525人，其中城市25090個，入托兒童518581人。為加強個體園所的管理，許多省以政府、省托幼工作領導小組的名義或以婦聯、教育部門共同的名義聯合頒發了《個體園所管理辦法》或《管理條例》，對建立個體園所的審批手續、辦園條件、辦園方向、加強園所管理等作出了規定。有些地方還建立了個體園所保教工作者協會。協會是個體園所保教工作者自願組織起來，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群眾性組織。它的任務是：教育個體園所保教工作者遵紀守法，服從政府的管理，對保教工作者進行職業道德教育，要求他們認真貫徹執行政府衛生、教育部門頒發的《城市托兒所工作條例》、《城市幼兒園工作條例》、《三歲前小兒教養大綱》、《幼兒園教育綱要》、《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製度》等文件的規定。
除了家庭托兒所、幼兒園以外，一九八○年以後，家庭托兒戶發展也較快。多數以一家一戶為單位，隻收一、二個或幾個孩子。其好處是不用國家投資，家庭氣氛較濃，夥食較易安排，便於針對每個孩子的不同特點進行個別教育和護理。但多數托兒戶的戶主還要兼管家務，難以參加業務培訓。北京市到一九八六年底共有婦代會辦的家庭托兒所357所，幾戶聯辦的家庭托兒所571所，家庭托兒戶13693戶。以上累計收托嬰幼兒145902人，比一九八三年增加了17倍。
三、中國農村的托幼組織
新中國成立以後，參加農林牧副漁各業生產的農村婦女不斷增加。特別是土改後，婦女分得了一份土地，參加田間生產的積極性更加提高。由於婦女參加生產，孩子無人照管，不少地方曾發生兒童意外傷亡事故。因此，各地農村開始出現親鄰相幫、變工互助看孩子，以後又逐漸發展到建立農忙托兒互助組。河北省定縣二區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建立農忙托兒互助組，到一九五二年全區45個村，就組織了368個，收托兒童1304個，使946位年輕的媽媽解除了孩子的牽累，成為農業生產上的重要力量，同時，也使478位照看孩子的老年婦女發揮了作用。
在五十年代初期，全國勞動模範郭愛妮的托兒互助組受到讚揚。郭愛妮，河北省邢台縣折虎村人。一九五一年她出席了河北省民主婦聯的擴大幹部會議，學習了定縣地區抱娃娃組的經驗，決心回去也創辦托兒互助組。但一著手組織，就遇到了困難，郭愛妮用定縣的事實說服了群眾。她們根據“自由參加，自由退出，自願兩利，互不吃虧”的原則，民主選舉了保姆，成立了托兒組。後來，這個托兒組得到了鞏固，孩子們很健康，專區婦聯推廣了他們的經驗。秋收時，全村成立了10個托兒互助組，85%的有勞力的婦女參加了田間生產。
當時，建立農忙托兒組織較早的，還有江蘇海門縣及浙江杭州西湖區金沙鄉等地。海門縣的農忙托兒所的幹部，是由各區、鄉的婦聯幹部、小學校女教師或婦女群眾擔任。小孩夥食自帶，困難戶的小孩由人民政府撥出一部分教育經費幫助解決。
一九五三年，中國農村已有親鄰相幫、個別寄托、農忙托兒互助小組、農忙托兒所、常年日間托兒所等多種兒童寄托形式。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國農村掀起了合作化運動高潮，一九五六年大批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婦女參加生產的人數日益增多，農村托幼組織又大發展，當年入托兒童達600多萬人。
一九五八年在“左”的錯誤做法影響下，農村曾要求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婦女全部參加田間勞動，要“出滿勤、幹滿點”，提倡實現“托兒化”，據公布，這一年收托兒童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10倍，達6000多萬人。這個數字中顯然包含盲目冒進和虛誇的成份。
一九六○年，在全國範圍內，對農忙托幼組織進行了整頓，從保教人員中抽調青壯年勞力支援生產第一線。僅江蘇省江陰縣就抽調了2673人。安徽省太和縣各公社抽調或調換了9300多名。在“大躍進”時期建立的農村托幼組織，凡符合群眾意願，符合生產需要，房屋設備較好、保教人員的條件較好的，大都鞏固下來了，而且不斷提高，如北京的四季青公社(鄉)幼兒園。反之，則陸續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