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婦女
農村婦女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她們具有中華民族勤勞儉樸的傳統美德。在中國革命的每個曆史時期,農村婦女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新中國誕生以後,廣大農村婦女結束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悲慘命運,煥發出青春活力,在農業生產的各個領域發揮了聰明才智,被譽為農業生產上的“半邊天”。
中國80%的婦女在農村。截至一九八六年底,農村共有勞動力3.8億,其中婦女勞動力1.7億,約占勞動力總數的45%。婦女勞動力分布在農林牧副漁、鄉鎮企業、鄉村郵電、商業飲食、衛生、教育、文化藝術、廣播電視、金融保險以及鄉村公用事業、經濟組織管理等行業。
土地改革和“一五”期間的農村婦女
一、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
土地改革運動(以下稱土改)是在中國徹底消滅封建、半封建剝削製度的一場鬥爭。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是消滅封建製度的必要的手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先後在老解放區和新解放區展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人民政府發動農村婦女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新解放區則貫徹男女農民齊發動,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方針,幫助婦女挖掉幾千年來受壓迫、受剝削的窮根。
舊中國的農村婦女不但受到地主階級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剝削,而且還遭受到人格侮辱和人身摧殘,她們受的痛苦最深,處境最為悲慘,因而對地主階級最痛恨。在土改的思想發動階段,農村中的中共組織和婦女組織幫助婦女群眾提高認識,針對婦女群眾的思想情況進行了“誰養活誰”、“男女平等”、“婦女也是人”的教育。通過算賬對比,婦女們認識到,過去幾千年都是農民養活地主,而不是地主養活農民,土地本來不是地主的,而是地主霸占了農民的土地。婦女們的階級覺悟提高以後,長期壓抑在她們心中的仇恨如山洪暴發,許多農村婦女紛紛起來訴苦,用大量受地主壓迫、剝削、蹂躪的活生生的事實,控訴地主階級的罪惡。婦女們勇敢地站在土改鬥爭的前列,在訴苦、丈量土地、沒收地主財產、分配勝利果實等各個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如當時江西省參加反地主惡霸鬥爭的婦女有181.3萬人,參加訴苦的婦女有14.6萬人。廣東省參加反霸鬥爭的婦女達238.9萬人。農村婦女在對地主的說理鬥爭中,訴苦最沉痛感人,最能激發群眾的情緒,同時在訴苦中自身覺悟也得到提高。如廣東省中山縣桂南鄉召開10次反霸大會,8次都是婦女帶頭控訴,婦女們的血淚控訴使鬥爭大會達到高潮。
隨著土改鬥爭的深入發展,廣大農民紛紛組織起來加入農民協會(以下簡稱農會),許多雇農、貧農、中農婦女踴躍參加農會,不少人成為積極分子,成為農會、鄉政府的領導骨幹。一九五一年初,華東區農會中的女會員已達3000餘萬人;中南、華東、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區的8800萬農會會員中,女會員占30%左右,有的地區則達到50%。中南區的湖南、湖北、河南3省,農會中的女會員達到500餘萬人。湖北、江西、河南3省農會的主席、副主席、委員中婦女占10—15%。湖北省當農會主席的婦女有620人,女鄉長365人。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婦女組織也有了很大發展。參加婦女組織的比土改前增加了1倍,有的地區增加四、五倍。如廣西土改前參加婦女組織的婦女有49萬人,土改後增至130多萬人。江西省土改中有74個縣建立了婦女組織,參加的有72萬餘人。河南省有320多萬婦女加入婦女組織。在福建省晉江專區,土改前有4.8萬婦女加入婦女組織,土改後增至22萬多人。廣大農村婦女加入農會和婦女組織,壯大了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剝削製度的力量,千百年來受盡苦難的農村婦女在“土地還老家”、“耕者有其田”的口號聲中揚眉吐氣,踏上了翻身求解放的新裏程。
土地改革采取的政策是沒收地主的土地、糧食、耕畜、農具等財產,征收富農多餘的財產分給農民。為了使農村婦女在土改中享有與男農民同樣的平等權利,國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闡述了關於土地的分配原則,即按人口平均分配,農村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使男女農民獲得同等的數量,並歸各人所有。在分配土地階段,各地婦女組織依據政策的有關規定配合當地政府保障婦女權利的實現,使男女農民都分得同樣一份土地,在土地證上寫上了每個人的名字。童養媳、寡婦、尼姑的土地所有權同樣得到保障。女子出嫁、寡婦再嫁帶著自己的田地,許多童養媳也帶著自己的一份土地回了娘家。如浙江嘉興專區,土改後有309個童養媳返回娘家,102名尼姑還俗,她們都分得一份土地。江蘇省如東縣90%的小媳婦單獨領了土地證。許多農村婦女在土改中還分得了房屋、農具、衣物等勝利果實,從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幾千年來,連名字都沒有的中國廣大農村婦女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提高了階級覺悟,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開始了新的生活。
二、為恢複國民經濟加緊生產
舊中國的農村勞動婦女在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的束縛下被迫從事家務勞動,不參加農田生產勞動。在那些有勞動習慣的地區,婦女雖然下地生產,卻沒有經濟權利。土地改革以後,土地權的確定,激發了農村婦女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特別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的決定》公布以後,新、老解放區都注意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農業生產。農村婦女邁出參加生產勞動的第一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說這是中國婦女解放進程中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因為對於農村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不僅社會上存在著傳統偏見,就是婦女自身也存在著思想障礙。千百年來,在封建思想的影響下,農村中流傳著“婦女犁田、耙田會遭雷劈”、“婦女打井衝了龍王不出水”等迷信說法。婦女自身則有“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依賴思想。男人中“娶妻娶妻,生兒育女”的輕視婦女的觀念也非常普遍。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婦女不願下地勞動,男人們也阻止婦女參加生產。有的婦女參加了勞動,總覺得害羞;有的白天拾糞怕人看見,隻好晚上出來拾;還有的下田幹活不敢脫鞋,怕別人笑話。針對這種狀況,各地婦聯組織在中共各級組織領導下,配合人民政府在農村婦女中普遍開展了“勞動光榮”的思想教育。他們利用各種場合大張旗鼓地宣傳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重要意義,宣傳“勞動發家,生產致富”的政策,宣傳“勞動光榮,寄生可恥”的新觀念,組織婦女討論“勞動為誰?”“隻靠男人行不行?”,並結合實際算賬對比,使婦女對參加生產勞動的認識大大提高。就連男人們也深深感到婦女不能幹重活可以幹輕活,能幫一把就頂大事。經過這樣的思想教育,在華北、豫北婦女中掀起了“消滅水患,恢複生產”的高潮。在山西,連小腳婦女、老太婆也加入了“扛撅開荒”的行列。河北省平山縣婦聯發起了“五會”(會耕、種、鋤、推車、趕車)運動,使許多婦女學會了全套農業生產技術。當時,在農村婦女踴躍參加生產的熱潮中,有許多響亮的口號,如“婦女有了土地權,趕快學耕田”,“勞動光榮,不勞動恥辱”,“婦女參加勞動是光榮的,不幹活就不得解放”等。農村婦女的愛國熱忱和參加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不斷高漲,一批又一批婦女為創造美好的生活走向田間。以前沒有下地幹活習慣的東北、華北、西北等地的婦女,紛紛參加農副業生產。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從此開始逐步顯示出來。
新中國建立初期,河北、河南、山西、山東等省遭受了旱、澇、風、雹、蟲等自然災害,使經過長期戰爭的農村經濟更加衰敗。為了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農村基層婦女組織配合當地政府發動婦女參加春耕、夏鋤、秋收。據河北、山西、察哈爾、黑龍江等6省106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婦女參加夏鋤的占婦女勞動力的64%。據河北省天津、衡水、石家莊等地6個專區27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參加秋收的婦女占婦女勞動力的80%。在蘇北,有52萬婦女參加了田間勞動;在皖北,有130餘萬婦女參加農副業生產。河南省由於動員婦女參加生產,麥收時間由過去的七、八天提前為三、四天。
土地改革以後,由於土地、耕畜、農具等分散在一家一戶,加上長期戰爭的消耗和敵人的破壞,造成農村人力、畜力及生產資料嚴重不足,為此,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農村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互助合作,組織變工隊、互助組等發展生產。婦女們在生產實踐中逐步體會到變工、互助的好處,因而積極參加變工隊、互助組。如山西省榆次縣,一九四九年參加變工隊、互助組的占77%以上,到一九五○年,僅在春季就已達到68%。婦女在生產中發揮了作用,做出了成績,長了自己的誌氣。山西省農村婦女自豪他說:“一個婦女不能幹,兩個婦女頂個漢,大家都能努力幹,勝過男人一多半。”到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區參加生產的婦女一般約占女勞動力的50—70%,婦女工作基礎好、勞動力特別缺乏的地區約占80%。一九五○年老解放區參加生產的婦女一般約占女勞動力的50—80%,個別地區達到90%。新解放區婦女參加生產的一般在20—40%,秋季則達到60%以上。一九五二年,全國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約占農村女勞動力的60%左右,工作好的地區則達到80—90%。
婦女們除參加田間勞動外,還參加浸種、拌種、選種等細致的技術勞動。察哈爾(今河北、山西、內蒙古三省區交界的部分地區)省11個縣就有38260名婦女參加浸種,使黑穗病的發病率減少到0.5%以下。許多婦女學會了扶犁、播種、鋤耪、抹埂、修渠等活計。在東北,不少婦女還學會使用新式鏟趟機。
在占農民收入三分之一的農村手工業、副業生產中,婦女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據華北、華東、西北、中南等17個省201個縣的不完全統計,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有5448.1萬餘名婦女參加了副業生產。華北一些地區,婦女從事副業生產的收入占到全部副業收入的20—50%。特別是災區,副業生產成為渡荒的主要手段。平原省(河北、山東、河南三省交界的部分地區)有36.7萬餘名婦女參加紡織,獲利1562.5萬斤小米,救濟34.7萬災民。
廣大農村婦女還響應政府號召,參加興修水利等工作。僅參加運河、長江、黃河、沂河防汛工作的婦女就有64.4萬餘人。在蘇北140萬治河民工中,僅淮陰一個地區就有30萬婦女參加。在四川省有800多萬婦女參加了挖塘、車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有9.2萬名婦女參加挖水渠,共挖5.12萬條。除了興修水利,各地農村婦女還積極參加了植樹造林活動。
在群眾性的生產熱潮中,湧現了許多婦女生產模範。出席一九五○年全國工農兵模範代表大會的農業生產模範198名,其中22名是婦女。黑龍江、吉林、遼西、遼東、河北、山西、平原、察哈爾等省出席全省勞模大會的女模範占總數的20%。平原省的農業生產模範中,有三分之一是婦女。
在一九五一年展開的全國性“愛國生產運動”中,吉林省敦化縣模範集體成記號屯的婦女,向全省發起愛國生產競賽的挑戰,立即得到東北一些地方農村婦女的熱烈響應。黑龍江省106個勞動模範在《黑龍江日報》發表了給全省婦女的信,表示要帶動起全省60%以上的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平原省的王玉花、遼西省的郭淑珍、山西省的裴誌英所領導的互助組,向外省應戰後,又向本省、本縣勞動模範和互助組挑戰,進而形成了廣泛的村與村、組與組、人與人之間的愛國增產競賽運動。愛國生產競賽運動造就了大批勞動模範及生產模範。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授予李田英、冷月英、崔玉霞、李竹青、藍陳香、何四祗、黃慶芳等7名女模範愛國豐產獎狀和獎章。
三、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前進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中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與此同時,根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國家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引導經過互助合作的億萬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在此期間,全國各級婦聯組織在發動農村婦女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進行了大量工作。她們配合有關部門,到農村婦女中進行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使婦女參加合作化的人數大量增加,許多婦女成為全家入社的帶頭人。到一九五五年底,全國1.1億農戶中已有60%以上農戶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加入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社。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國96%的農戶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占農戶總數的88%,有1.2億以上農戶的婦女同男農民一起參加了集體生產勞動。在多數合作社裏,婦女的勞動工分約占工分總數的四分之一,為發展農村經濟做出了貢獻。毛澤東主席曾高度評價婦女參加勞動生產。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指出:“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由於婦女做出的貢獻和在合作化運動中表現出的高度熱情,許多婦女積極分子被選為合作社的領導幹部。一九五四年黑龍江省黑河地區52個合作社中,有54名女理事、35名女隊長、170名女技術員和640名女組長。一九五五年河北省邢台縣的812個社有2871名婦女骨幹,其中正副社長472名,委員917名,隊長1482名。到一九五六年,全國75.6萬多個農業合作社中70—80%的社有女正、副社長,共有50餘萬人,基本上達到了社社有女社長,隊隊有女隊長。許多婦女骨幹在辦社中,提高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增長了領導才幹,深受群眾擁護。
農業合作化的實現,使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由過去的斷斷續續、一時一晌的季節性勞動,變為經常性、連續性的常年勞動。她們的眼界更加開闊,社會主義覺悟有了提高,勞動範圍大大擴展。婦女成為農業生產的一支主力軍。如山西省解虞縣西張耿農業生產合作社有土地1792畝,其中686畝是棉田,靠全社63名男勞動力,地根本種不過來。該社婦女承擔了種植棉花的任務。從播種、田間管理到防治病蟲害和收摘,哪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婦女。西張耿農業社全年共做14321個勞動日,婦女們做了5805個,占40%還多。一九五四年該社小麥、棉花獲得大豐收,平均畝產籽棉282斤,比一九五三年每畝增產61斤。鄧穎超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曾對農業合作化期間婦女的作用做了如下概括:“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全國農村掀起了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以來……,農村出現了一種社會輿論,‘男幹女不幹,計劃難實現,男女齊動手,增產不用愁。’大家更懂得,婦女確實是農業增產運動中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村婦女走向集體,走向社會,進一步樹立了勞動光榮的思想,她們的生產潛力在農業、牧業、副業等方麵日益發揮出來。農業戰線湧現出大批女先進、女勞模。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特等勞動模範龍冬花和吉林省著名勞動模範郭淑珍就是突出代表。龍冬花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在剛參加互助組的時候,她填了兩畝大的一個水坑,擴大了耕地麵積。她起早睡晚,為集體拾糞積肥,帶動群眾努力增產。在大水災中,她搶救了22位老人、婦女和兒童。她帶領婦女修壩、築堤,領導群眾渡過了災荒。一九五六年她擔任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獲得了安徽省特等勞動模範稱號,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吉林省梨樹縣愛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連續九年的勞動模範郭淑珍在屢次遭受自然災害的困難條件下,堅持組織婦女參加勞動,領導婦女開展生產自救,取得顯著成績。群眾讚揚她“流不盡的東遼河,了不起的郭勞模”。她曾作為全國著名女社長到周恩來總理家做客,6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