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低潮過去後，不少人都學包玉剛的辦法，開始買舊船長期出租。可是包玉剛又改變了方針，將新船長期租給人家，舊船留著自已經營。因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舊船高；而舊船自己用，效果則與新船一樣。
盡管連戰皆捷，包玉剛仍不滿足，他認為單靠經營利潤來買新船，這個發展速度就太慢了，一定要設法爭取銀行的貸款。當時，包玉剛還是個不太出名的小富翁，遠不是銀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資對象。可是包玉剛也有他的優勢，那就是他自己曾做過10年銀行家，對於銀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準。要找就找最大的銀行，而香港最大的銀行就是彙豐銀行。有人說香港是由四大勢力操縱的，指的就是政府、馬會、彙豐銀行和怡和集團。彙豐銀行的資產超過50億美元，香港的鈔票大部分是由它發行，大部分貿易也是由它支持，它發揮的作用更是難以估量！
包玉剛找到了彙豐銀行的高級職員桑達士，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更憑著他對銀行業務的熟悉，很快就贏得了桑達士的信任。桑達士了解了包玉剛的長租經營方式和收入狀況後，當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剛提供數額不大的低息貸款。
有一次，包玉剛有機會以100萬美元購買一艘7200噸的新船，並把它租給一家日本航運公司，雙方議定租期為5年。日本航運公司急於用船，所以願意出麵請它的銀行資助包玉剛買船。包玉剛算了一下賬，航運公司應該付給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萬美元，那麼，由日方銀行給他開一張75萬美元的信用狀該是沒有問題的。於是，包玉剛就去找桑達士，希望彙豐銀行貸款100萬美元給他買船，他說他可以用75萬美元的信用狀作擔保，彙豐銀行不會有什麼風險。
100萬美元可不是個小數字，謹慎的桑達士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氣地說：“包先生，你不是在向一個小孩子說你會發財吧？"包玉剛不慌不忙地反問：“桑達士先生，如果我拿到信用狀，你能不能貸款給我？”
桑達士幹脆地回答：“貸！隻要你有信用狀，我馬上貸給你！”
桑達士相信自己的經驗：你包玉剛船還沒有買，就要人家租你的船？還要人家請銀行給你開信用狀？這不等於是人家出錢讓你買船了麼？！世界上哪會有這樣的好事！他認定包玉剛是在說笑話。
包玉剛一點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點行李上東京，他對那家日本航運公司說：“我是來拿信用狀的。因為我買船的錢還差一點，隻要把信用狀開給我，我保證在3天之內就把船交給你們。你們信得過我，就先把信用狀給我吧！”
在這場"空對空"的鬥爭中，包玉剛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結果，桑達士不但實踐諾言貸給包玉剛100萬美元，而且還從此確定了與包玉剛的長期合作關係。1962年，桑達士升任彙豐銀行總經理，不到2年，彙豐銀行便開始投資包玉剛的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彙豐銀行實際上成了包玉剛的後勤部，使包玉剛的資金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包玉剛在彙豐銀行的地位也穩步上升，後來競成為彙豐銀行的副董事長！
而日本船廠呢，也同樣更加信任包玉剛，常常是要包玉剛"先把船開走，慢慢付款！”
在包玉剛的精心經營下，環球公司的船隊迅速壯大，1980年達到巔峰，船數達到200多艘，總噸位達2000萬噸。國外報紙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紹包玉剛，用的標題是《比奧納西斯和尼亞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剛的船隊總噸位達到2100萬噸，比美國和蘇聯的國家所屬船隊的總噸位還要大，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船王"！
包玉剛雖然成為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運業的風險太大，不少曾經成功的航運商都被無情地淘汰了。所以從70年代初開始，他就開始"登陸"，將賺得的部分財產投資於越來越紅火的房地產業，兼營酒店和交通運輸。為了在陸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樣輝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誠一起，和英國資本集團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英國資本集團和華人資本集團一直是香港實業界長期摩擦的兩大資本集團。自從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資本集團壟斷了許多行業，華人資本長期處於劣勢。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開始，華人資本漸漸壯大，李嘉誠等人早已躍躍欲試，要與英國資本集團一爭天下。李嘉誠先是悄悄地收買英國怡和集團所控製的九龍倉的股票，已經掌握了其中的18％。但是這時，李嘉誠感到同屬於英資集團的和記黃埔對他更有吸引力，而要想同時吃下這兩個地方，又是他的財力難以達到的，所以他約包玉剛密談，希望包玉剛能接手九龍倉。如果他們兩人能順利地控製和記黃埔和九龍倉，則英國資本集團在香港的壟斷地位就一定會被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