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己為方，寬人為圓
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卓然自立，以自己一生的行為表率天下，自然能移風易俗。
顏光衷說：“徐有功開始做蒲州司法官，以寬仁為治，風行一時。官民相互約定，在徐司法杖下犯法的人，大家共同責備他。任期滿了，而徐有功的法治，沒有一人犯在他的法杖下。刑措的風氣，像藍海清河，是這樣的親近人。現在人說風俗不樸素敦厚，以嚴酷的法治，還恐怕自己的力量不及，這是最難得民心的。”
《宋·賢事錄》記載：司馬桓溫說：我父親做郡牧判官時，客人來了都要辦酒席。或者三杯，或者五杯，決不超過七杯。酒是從市場上買的，都是些果汁酒。菜湯果脯之類為主菜，器具都是瓷漆類，當時士大夫都是這樣的，相會表示禮貌，物薄而表示情誼深厚。現在士大夫家，酒都是非法而來，不是珍異的器具不用，食品不豐盛不吃。不斷宴請賓客朋友，曾經多日營聚，然後發書，如果不像這樣，他們就爭著說不是，認為他卑鄙小氣，唉!風俗竟然差到這樣子。居在上位的人又不禁止，是助長他們嗎？
宋代羊簡穆公，雖然貧窮不能自給，一碗豆湯都不想接受饋贈。高宗曾經當麵問他說：“你的廉潔很出名，士大夫說你在閩中做官不要俸祿，是嗎?”羊公回答說：“我為貧窮而做官，怎麼有不需俸祿的道理?但是，不該接受的就不敢接受。”高宗說：“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天下還害怕不太平嗎?我知道你在家中六根清靜，一塵不染。名利聲色，是人們都喜歡的，而你都不愛好。”
張文節，號知白，宋仁宗時官居宰相。曾經在河陽掌管書記官，有人說他像這樣自俸為官，外麵的人很會說笑他像公孫布一樣。後來，張公感歎地說：“我現在全家吃好的穿漂亮的，我怎麼不害怕呢?回顧人的性情由節儉到奢侈容易，由奢侈到節儉就難啊!我的俸祿能永遠保證常有嗎?位置能保證常存嗎?一旦與今天不同，家裏人奢侈的習慣久了，不能馬上節儉；如果我的官位丟了，死去了，那時他們怎麼辦呢?”正是由於他們能自持，所以能風化世道在無形之中。
我們如果能一心崇尚義，天下人沒有不崇尚義的；一心向公，天下人就自然向公。如果自己一心崇尚利，而想天下人崇尚義不向利；自己一心崇尚私，而想天下人崇尚公不向私，是絕對不可能的。
風化的成就，全在於我們自己的一心所向。無論什麼教化都是如此。呂坤說：“改變民風容易，改變讀書的人風氣難，改變官員的風氣更難。官員的風氣改變了，天下自然而然地改變了。”不是有精深閱曆的人，難得有這種見解。這正同無逸子所說的“民風易正，士風難正；士風易正，政風難正”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說要想感化天下，首先要變化政治風氣，要想變化政治風氣，又要從大人物開始！
曾國藩一生以忠誠自持而被天下提倡，以儉樸廉潔而被天下提倡。他一生做事都不超越這兩條，所以為清末政府，挽頹風、救末俗樹立了榜樣。
雖然曾國藩官位做到總督，生活卻仍然像個老農，每頓僅限蔬菜一品，時人稱他為“一品宰相”。六十歲時穿的天青緞馬褂，還是三十歲時製作的。他曾經說：“古語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而以我看來，新衣也不如故。”他的女兒出嫁，僅以二百兩銀子為限，忠襄公開箱驗看，認為太少了，於是增加到了四百兩。他開始帶領水師在銅陵一帶作戰，大敗，險些被太平天國的軍隊俘虜，一時悲從心起，準備投水自殺，結果被他的朋友章濤麟救起。從這點可以看出他的氣節、性情、肝膽，同時也為他後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打下基礎。
《宋·賢事錄》載：王沂公說：“從前的楊文公曾經說過，人的操守，沒有不誠實的。我很佩服這種說法，如果執著不改變，平地與險阻就是同等看待。”寇準十九歲中進士，當時宋太宗提拔人，年少的人往往罷免，有人勸他等些年再去。他說：“我開始進取做事，怎麼敢欺騙君主呢?”
叫計劃開路
任何一位偉大事業成功的人，不是成功於他成功的時候，而是成功於他距成功很久以前的許多時間、許多事件。
圓中預、方中立，是古人謀事的準則。曾經有一位神通廣大的活動家說：“我與任何人談判任何一件事，在此時此地此事上，應該怎樣言辭，以及他大概會怎樣回答我，我又應當怎樣回答他，等等，許許多多問題，在沒有考慮妥當以前，我是情願在他門外徘徊幾小時，甚至回家思索幾天，等到有把握以後，才與他會晤談判。”
《中庸》上說：“什麼事提前有預備就能成功，沒有預備就會廢棄。說話提前有計劃就不會絆倒，做事提前有決定就不會受困，行動提前有安排就不會錯亂，道路選定以前有目標就不會窮途末路。”這可以說是千古不變的原理。
存在於內的人，為學問的儲藏，道德的儲藏，智慧的儲藏。存在於外的人，為計劃的準備，力量的準備，一切隻要能成為“事業資本”的準備。經營國家天下的大業，就要以這些作為根本原則。
《詩經·幽風·鴟鶚篇》上說：“趁著天還沒有下雨先修繕房屋窗戶。現在的平民百姓，誰敢侮辱他們。”
孔子說：“做這首詩的人，他知道嗎?能治理這個國家，哪個敢侮辱他們。”人必是自我侮辱，然後人們才侮辱他。一個國家先有內戰，然後才會受到他國的攻伐，有了準備就不怕禍患。
尉繚子在他的《十二陵》中也說過：“有威在於不變動，有好處在於因時，機會在於應付事情，打仗在於鼓舞士氣，攻擊在於意表，防守在於外部的構造，沒有過錯在於有度數，沒有困難在於有準備。”
一個人無論對待經營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大事業，小到私人談話，日常行為活動，或者僅僅關係到一兩個人的小事，如要不預先有準備，尤其是嚴格的準備，或是多方麵的準備，還是不能滿足你的願望與成就的。
給想象插上翅膀
有大誌的人辦大事，辦大事的人有方、有圓、有計劃、有安排、還有一定的程序。一般的程序是：誌願、意圖、計劃、行動、力量、效果。沒有雄心大誌，就不會有超越時空的大意圖；沒有超越時空的大意圖，就不會有無可比擬的大計劃；沒有無可比擬的大計劃，就沒有堅定、果敢的宏偉行動與力量。否則，就難以取得偉大的效果，從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說計劃是行動之母，而行動又是成功(效果)之母。
黃帝百戰征討，周公禮典政製，秦始皇修築長城，隋煬帝開掘大運河，都是為子孫後代的偉大行動。這些行動都影響著國家民族的千秋大業，如果他們沒有遠大的雄圖和計劃，就不會有那樣大的力量，也不會取得那樣巨大的效果。
英國百年戰爭，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中國辛亥革命，日本明治維新，土耳其複興運動，都是由於領導者有遠大計劃和宏大的誌願，才有那樣劃時代的豐功偉業，成為後世所景仰的紀念碑。
同時，在一個遠大的計劃之中，每一件大事都有它的計劃，分門別類，按部就班。而每一大計劃又有若幹階段的獨立計劃，每一獨立計劃，前後彼此，都有著密切的聯係，並且是相互銜接的。
例如一次戰爭，應有整個計劃，而每一次戰役，又有每一次的計劃。一個國家建立後，有整個建設計劃，而每一部門，又有每一部門的建設計劃。如政治建設計劃，經濟建設計劃，農業建設計劃，教育建設計劃，國防建設計劃等等。
計劃中又有按時期、種類的分別計劃，國家是這樣，人也是這樣。一個人有一生的計劃，一年的計劃，一日的計劃；一件事又有一件事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按時計功，自然有所成就。
心無二有
辦實事的人求實效，求實效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方就是方，圓就是圓。集中集力在一點，是千古以來所有偉大人物成功的要訣之一。也就是道家的“凝神集一”的功夫，在心性修養中，妙用無窮。
凝神寂照，便會一靈獨長；凝神寂行，便會一靈獨運；並能乾陽潛滋，氣質潛移，慧悟大開，有出神入化的功效。在事功方麵也是如此。要造就自己成為偉人，在內要集中全部心神，全部精力，全部生命在這方麵；在外集中全部可用的時間，可用的財力，可用的物力在這方麵。這樣使心性修為達到上乘境界，前所未有。
“凝神集一”，也就是古代聖人的“惟精惟一”、“全神貫注”的道理。天地位一，人心定一，盛德立一，事功成一。凡是二三心，二三德，二三業的人，什麼事都難以成功。誌以集中於一而專，心以集中於一而定，氣以集中於一而靜，神以集中於一而明。再者，學以集中於一而精，藝以集中於一而工，力以集中於一而強，事以集中於一而成。自古以來的聖賢豪傑，沒有一個不是專心一誌，集中全神，致力於自己的目標。
古代哲士說：“集中於一足以成就萬事，誌向定於一事，並以全心全力撲上去，不避險阻，不辭艱苦，不計患難，不計得失，不易生死，雖有移山倒海的大難，也能妥善地解決。”又說：“用精深的學識，用堅定的恒心，運用精進的力量，便是金石也可開，豚魚也可格，還有什麼做不成的事呢?還有什麼難以造就的神聖呢?”
集中於一的學問，在於凝神定誌，以做到“心不動，氣不動，念不動，神不動”為主要。做到這四不動，便可以達到無聲無臭無思無慮的境界，而一也不見了，純粹是一片天清地寧的景象。
前代人袁了凡在立命訓引用雲穀的話說：“《符家》中記載：不會畫符，被神鬼譏笑。”凝神集一有這個秘傳，隻是不動心念。拿起筆來畫符，先把萬般雜念放下，一念不生，從此念頭不動處，於下一點，叫做混沌開基。由這樣一筆揮成，更無思慮，這個符便靈驗。凡是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起感應。”這就是作為“凝神集一”的最好說明。
古代的哲士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又說：“一心不動，天地可格。”金石為開，所以丹道可以通神；天地可格，所以念佛便可成佛。所以我們求學問辦事情，不去集中精力，不去全神貫注，想使自己有很高的成就，能辦到嗎？
孟子曾經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吃著也不知道其中的味道。”這就說明了分心神馳不能做好任何一件事。
知人不可不修身
對於賢能與不肖的分別，張楊園有最精辟的論述，他認為：賢能的人容易疏遠而難以親近，不肖的人容易親近而難以疏遠。賢能的人宜當親近，突然親近反而見疑；不肖的人宜當疏遠，因疏遠或致使他怨恨。所以應當及早辨別他。
略舉他們的要處，就有幾項：賢能的人必然剛直，不肖的人必定佞賢；賢能的人必然中正，不肖的人必定偏隘；賢能的人必然大公，不肖的人必定自私；賢能的人必然謙和，不肖的人必定驕傲；賢能的人必然謹慎，不肖的人必定恣肆；賢能的人必然遜讓，不肖的人必定競爭；賢能的人必然誠實，不肖的人必定險詐；賢能的人必然獨立特行，不肖的人必定唯諾附和；賢能的人必然老成持重，不肖的人必定輕舉妄動；賢能的人必然韜光養晦，不肖的人必定激揚狂暴；賢能的人必然寬厚慈善，不肖的人必定苛刻殘忍；賢能的人必然欲望淡薄，不肖的人必然利勢熾勢；賢能的人持身必嚴，不肖的人律人必苛；賢能的人必然從容而有度量，不肖的人必然急促而時有變更；賢能的人必然規模遠大而合理微密，不肖的人必定急功近利而唯小是圖；賢能的人必然不善言辭而敏於行事，不肖的人必定誇耀而不願做事；賢能的人必然先人後己，不肖的人必定先己後人；賢能的人必然見善惟恐不及，好說人的善，不肖的人必定嫉妒賢能，好說人的不善；賢能的人必然不虐無告不畏強暴，不肖的人必定柔則茹之，剛則怯之。這等類別，舉不勝舉，不外乎公私利益罷了。
世人說知人的確不容易學，雖難學，實在又不得不學。《中庸》上說到知人不可不修身，修身又不可不知人。兩者相連，得就都得，失就得失。人怎麼能精通知人的學問，而沒有危險呢!這不僅是知人的鑒別，也可以說是修養取舍的一麵鏡子。
煉就一雙“火眼金睛”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怎麼會暴露他的胸懷呢!心是外貌的根本，審心而善惡自現。行為是由心所產生，觀察行動而禍福就知道了。這確實是由心術而觀察人的行動，由行動而得出心術的獨家法門。
隻有人才難以了解，了解人固然是不容易的。如若平常沒有其它的長處，隻不過以毀譽為用為舍。他之所以得到賞識，或出於杯酒談笑之間，或是看到他豐韻神意的狀態，或者是生平沒見過一麵，突然覺察到他的行動而得到的。都是虛心獨鑒，不聽人言。
人才有多種多樣，是不容易鑒別的，用語言也表達不盡。有博學的人才，有宏通的人才，有開創的人才，有守業的人才，有俊發的人才，有雅懿的人才，有剛直的人才，有運籌帷幄的人才，有勇悍的人才，有涵容的人才，有豪俠的人才，有雄辯的人才，有木訥的人才，有果斷的人才，有智巧的人才，有俊傑的人才，有清逸的人才，有恬靜的人才，有躁銳的人才，有持重的人才，有誠實的人才，有大受的人才，有遠略的人才。形形色色的人才，審視他，詳察他，明辨他，而後慎用他，這樣就不會有所遺漏了。
必須看到他的正麵，又要看到他的反麵，才能了解他的心；必須看到他的外表，又要看到他的內心，才能了解他的意；必須看到他親近什麼人，又要看到他疏遠什麼人，才能知道他的情。
問他的話，看他回答的詳細。追究他的回答，以觀察他的變化。與他論政治、軍事等方麵的事，來觀察他的誠意，明質顯問，就可以看出他的德行。給他財物，來觀察他是否廉潔。試著給他女色，來觀他的貞節。告訴他的困難，來觀察他的勇氣。讓他醉酒，來觀察他的態度。八證齊備，就能分別出賢與不肖。
富的時候看他是否犯法，貴的時候看他是否驕傲，委以重任看他是否忠實完成，處理問題時看他是否隱瞞欺騙，危險時看他是否臨危不懼，他從事複雜工作時是否被難住。富的時候沒有犯法，是仁；貴的時候沒有驕傲，是義；委以重任能不折不扣地完成，是忠；處理問題不隱瞞欺騙，是信；危險的時候不恐懼，是勇；做事時不能難住，是智慧。這是薑太公論知人的方法。這些都是知人不能片刻忘記的，沒有第二個更好的方法。
知人的方法有七種，問他的是非，而觀察他的心誌。追問他的辯詞，而觀察他的變化。詢問他的計謀，而看他的忠誠。告訴他的禍難，而看他的勇氣。以酒醉他，而看他的性格。讓他麵對利益，而看他的清廉。期待著他辦事，而看他的能力。這是諸葛亮論知人的方法。
觀察他的決定與措施，以明白他的間雜。觀察他的感變，以審視他的常度。觀察他的誌向，了解他對於名聲的態度。觀察他的原由，以辨解他的依從。觀察他的敬愛，以了解他的通塞。觀察他的情機，以辨別他的恕惑。觀察他的短處，以知道他的長處。觀察他的聰明，以知道他的通達。平靜與高傲的氣質在於神，明與暗的實處在於精，勇與怯的趨勢在於筋，強與弱的主體在於骨，靜與躁的決定在於氣，悲慘與歡喜的心情在於色，邪與正的心情在於儀。態度的動在於容，緩急的狀態在於言。觀察他的短處，以知道他的長處，偏向於才的人，都有他們的短處。所以正直的也失去隱私的一麵，剛強的也失去嚴厲的一麵，柔和的也會失去急躁的一麵，所以說正直的沒有隱私，無以成就他的正直，既然喜歡他的正直，不可沒有他的隱私，揭發他人隱私的人，是正直的象征。剛強的人不嚴厲，就不可接濟他的剛強，所以不得不嚴厲。這是劉邵論知人的方法。
取四重，去四輕。什麼叫做四重?言重、行重、貌重、好重，就是四重。言重就有法度，行重就有道德，貌重就有威嚴，好重就有觀察。什麼叫做四輕?言輕、行輕、貌輕、好輕，就是四輕。言輕就會招致憂患，行輕就會招致不幸，貌輕就會遭致侮辱，好輕就會招致淫亂。從這四重四輕中，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怎麼樣。
聰明疏通的人，戒細密。少見寡聞的人，戒雍蔽。勇猛剛強的人，戒暴躁。仁愛溫良的人，戒柔弱。湛靜安逸的人，戒殆時。胸心浩大的人，戒遺忘。
他們所要戒除的，都是他們的短處，也就是他們遺失的。能知道一個人的長處中有短處，又知道他的短處中有長處，所以想要了解人，這兩方麵都看到，就能知道補偏救弊的方法。
能捉老鼠就是好貓
“處於進退看人品，患難生死看骨氣，利害得失看操守，預事定計看見識。”這確實是知人的上乘要訣，可以作為衡量人的準則。
知人的難度，古代聖賢都犯這方麵的毛病。趙武大喊大叫而為晉代賢臣，絳侯樸實不善言辭而為漢代的開國元勳。公孫弘上書論事，皇帝出十道難題，公孫弘一題不答而為宰相，終能成名。知人難，堯舜都犯這個毛病。怎麼可以一問一答就說盡知這個人呢!以這個來觀察天下的事情，以這個來輕視天下的人士，必然要遺漏不少人才。
用人不可求全，知人也不必求全，千萬不可以小小的錯誤而失去了大才。曾國藩認為君子小人的分別，僅在於公私一念之間，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君子，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小人。仁人物我無間的說法是，隻要存有自私之心，就是小人。義者無所為而為之的說法是，開始的念頭公正，就作為君子，轉念頭為私利，就成為小人。這是最簡要，也最能勉勵人們為善，並勸人們為善所存的至意。
晏嬰以知人的方法回答齊景公說：“觀察他的遊曆，聽說他的行為。您不要以靡漫的辯辭決定他的行為，不要以毀譽非議而決定他這個人。這樣，就不會被他的行動揚身，不掩蓋欲望來榮顯於您。所以騰達就要看他做與不做，富就看他取與不取。上士難進卻容易退，中士，容易進也容易退；下士，容易進卻難退。能這樣來取人，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