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真與藝術之重
書畫文化
作者：沈奇
藝術作品由藝術家所生，則必如藝術家樣，有其肉身，也有其靈魂：有其骨、皮、肉，也有其精、氣、神。雖為文本，亦是人本，是一個活的生命體，並帶著作者“遺傳”的性格與氣質特征，展開其生命的方向與歸宿。“我的畫不想讓人做雅玩之物，而是想同知己交心，真誠畫出我個人的氣與血，畫出我對泥土的情，畫出我對人生的感悟來。”立柱由此將他的題材取向和精神載體收攝於與其本真人格和生命記憶血肉相連的“鄉村敘事”上，並最終形成其具有方向感的、風格鮮明、文化內涵深厚的藝術格局，在“後長安畫派”領域中獨備一格而影響廣大。
“鄉村敘事”在當代中國畫進程中，直是個“熱門”取向，但縱觀此路所剛作品，大都有“王顧左右而言他”之嫌：或沿“采風”套路翻新些文化風情之“明信片”，或借題發揮演繹一點看新實日的筆墨情趣，總是難以跳出客態心理機製所限，隔了一層。張立柱所創化的“秦川鄉村世界”，則如同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身在其中心也在其中的藝術與生命的有機合成體。當急劇的現代化進程，將古老而綿長的鄉村文化連同精華與糟粕同粉碎殆盡時，這“生命之體”不僅是那些關乎古風鄉情及純樸人性之記憶“碎片”的“收集者”，並且還將這些“收集”置於自己的關懷之下，進而通過藝術的表現，將其由紛亂的時代語境中分離出來，恢複它們本來的尊嚴和價值。這樣的“鄉村敘事”，看似“懷”，實是“對話”或“對質”——那些所有足以引發我們美好記憶和真善美情愫的鄉村情景，在立柱式的“敘事”中，皆於種精神力量和思想光暈的重新組織與照耀下，幻化為個“文化鄉愁”式的詩性家園，讓我們複生“回家”的感覺。同時，也借此以一種既逃避又回擊的姿態，在一個四散的物的世界中，聚合起一個安妥靈魂的精神“棲息地”。
可以看出，張立柱的“鄉村敘事”和那些客態書寫者們的根本不同之處，正在於他是雙腳未離土地並保留著身純樸“泥性”的直接代言人。換句話說，他是以本源性體驗和本真出場的方式，將鄉村生活記憶轉化為生命記憶與文化記憶，複以此生成的情懷與眼光回看時代，遂看出了世道人情的“常”與“變”，並由此為個人精神的獨立與自由辟出一塊安妥“文化鄉愁”的歸屬之地，以免於成為機械複製時代的類的平均數——這與客態書寫者們的“風情”與“筆墨”之好，實在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