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情有獨鍾
有兩個同樣危險的極端——
拒理智於門外和引入不存在的東西
——帕斯卡爾
如果說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的故事說明了科學也難免有錯，但同時也是科學事業興旺的見證。最後她被證明為正確的一事說明了科學的力量終究克服了它本身的近視；它提醒我們，科學的局限性並不總是增強科學本身的。它們特有的方法論迫使科學家們不斷地遭遇到即使以最完美的理論也不能自圓其說的種種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特定階段，偏見嚴重地妨礙著科學和自然溝通。但有些渠道依然敞開；通過這些渠道，自然找到了再表現本身的方法。
麥克林托克對生物學貢獻的故事還有較難理解的另一方麵：在個人與自然的關係中，究竟是什麼使科學家有遠見卓識而最後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論著的呢？是什麼使麥克林托克對遺傳學的奧秘比她的同事們了解得更透徹更深入呢？
麥克林托克的回答很簡單。她一再告誡我們每一個人必須有時間去看、有耐性去“聽材料對你說話”，敞開大門“讓材料進來”，但最主要的是一個人必須對生物有特別的感情——“情有獨鍾”。
他必須了解“生物如何生長；了解它的各部分；了解它什麼時候會出毛病。（一個生物）不是一塊塑料，在生長過程中，它不斷地受環境的影響，不斷地顯示特征或受到傷殘。你得意識到這一切……你得對植物了若指掌，如果發生了變化……你（能）一看植物立即知道傷害……擦傷、咬傷或風刮傷的由來”。你得對每一棵植物有一種鍾情。
“沒有兩棵植物是完全相同的，它們全然不同。重要的是你必須知道這些不同所在”，她解釋說，“我從苗期就著眼觀察一直不離開它。如果我不是自始至終地觀察植物，我就不認為我真正知道了它們的曆史。因此我對田裏的每一棵植物都了解。我熟悉它們，我把了解它們當作最大的樂趣。”
麥克林托克多年來悉心進行研究，使她有可能非常熟悉生物。這是她卓越的理解力穎悟的前提。“我曾研究了那麼多的玉米植物，以致當我一看到那東西我就能立即對（它們）作出解釋。”從文字和圖形兩方麵，她“對生物的鍾情”都擴展了她的想象力。與此同時，那種獨鍾之情支持了麥克林托克終身作單槍匹馬的努力，由於那鍾情，甚至她從事的職業對於她都是豐富多彩的，更不用說她得到人們親切的安慰了。
沒有科學家方麵深厚的感情上的投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學。正是這感情上的投資為持續的緊張、經常的勞累提供了推動力。愛因斯但寫道，“…牛頓和開普勒急切地渴望了解這個世界所揭示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道理，這就是他們能夠長期孤獨地去解決天體結構機理的原因嗎？”而麥克林托克對生物的鍾情不僅是渴望去掌握“世界所揭示的道理”，她渴望著從本質上通過推理站在遠處去看這個世界。
對麥克林托克來說，推理——至少按照這個同的慣例含義——是不足以說明生命形態的千變萬化及其奧秘的。生物有其本身的生活和秩序，科學家們僅能了解一部分。我們不可能發明一種能具有和生物的巨大能力相類似的模式，這種能力使生物能作出種種適當的處理，以保證讓自身能生存下去。相反地，“凡是你能想象得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夠發現。”與大自然的精巧相比較，我們的科學知識就相形見絀了。
對麥克林托克來說，發現轉座首先是找到了探索複雜的遺傳結構的線索——將細胞質膜和DNA合並到一個單一的機構中的精妙指示器中去。正是這綜合的機構（和諧得象管弦樂曲一樣）使生物能夠在許多方麵以令人驚詫不已的方式應付本身不管是怎樣的需要。這種令人驚詫的能力給予麥克林托克以巨大的喜悅。例如，她回憶起二次大戰剛結束時對果蠅輻射效應的研究，“結果，經過恒量輻射能處理的果蠅比標準情況下的果蠅更為健壯。是這樣，它們更加亂蹦亂跳，這是和早先設想的情況絕對相反的。我認為這是非常可笑的，我高興極了。用DDT作實驗，結果也相同。人們曾以為噴灑DDT可能立即殺死這些昆蟲，但昆蟲正開始對你加諸於它們的做法而蔑視你呢。”
我們之所以驚詫是由於我們傾向於低估有生命生物的韌性。植物的適應能力特別不被理解。“動物能到處走動，但植物不得不待在原地用精巧的機製做同樣的事。……植物是非常特別的。例如，你捏一下植物的葉子，就會引起電脈衝。你不可能碰了植物而不引起電脈衝……。毫無疑問，植物具有各種感受性。它們對周圍環境作出大量反應。它們幾乎能夠作出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事情。但由於它們固定在那裏，任何在路上散步的人都把它們當做是一塊看得到的塑料場地，（就好象）它們並不真活著似的”。
一個細心的觀察者會知道得更多。在任何時候，對任何植物，隻要觀察者有足夠的耐性和興趣，就能看到乍一看所忽視的無數生命的跡象。“夏天，當你在路上散步時，你會看到鬱金香葉，如天氣炎熱，葉子自行轉過去背向太陽。你可以看到什麼地方太陽照射到了，什麼地方沒照射到……。（事實上）在葉子生長著的有限的地域內，它們大幅度地轉動著。”這些生物“大大地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首先正是學術上的需要和興趣，才使得我們的能力不斷增長。一個有明確目的的觀察者所具備的才能，是一個漫不經心的旁觀者永遠想不到的。多年來，麥克林托克心中滋長著一種特殊的、和諧的理解能力，這提高了她的識別能力。直到最後，她所研究的目標客體憑其本身而成為主體。它們要求她關心它們，我們大部分人隻有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才經曆過這種情況。對麥克林托克來說，“生物”一詞是一種名詞——它不光是一種植物或動物。（“生物的每一組成就象是每一其他部分的生物一樣”）——而是一種有生命形式的名字、一種反客為主的名字。她毫不誇張地補充說：“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時，我感到很抱歉，因為我知道小草正衝著我尖叫。”
這也許略帶詩意，但麥克林托克可不是一個詩人。她是一個科學家。那標誌著她對有生命形式的根本秩序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她使用了科學裝置獲得了秩序的入門。她使她的洞察力進入了共同的科學語言——即使是在這樣做時需要改變那種語言也罷。現在，分子生物學家在DNA的結構和性質方麵揭示了規則和令人驚詫之處。但那並不表明要打破（生命形式）的秩序，而隻是表明麵對大自然實際狀況的千姿百態，我們的模式不相適應罷了。細胞，還有生物有它們自己的結構，這一切並非隨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