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對百姓就業問題的影響
“入世”會不會影響咱們老百姓的就業?很多人在熱切地關注著這一問題。“入世”肯定會對百姓的就業產生影響，而且是雙重的影響，既會增加就業，也會帶來失業。據美國一家調查機構測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提高近3個百分點，而國內生產總值每提高1個百分點，會帶來400萬個就業機會，總計約1000萬個就業崗位。然而華盛頓一家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最近的分析表明，中國在將過去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工農產品市場開放以後，會使相關領域的產出減少三分之一，將會產生1000多萬失業工人。
一、中國的失業潮：跨世紀的難題
就業問題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性難題。各國普遍都把充分就業作為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目前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時刻，就業問題日漸公開化和嚴重化。
1.中國的就業現狀
1993年以來，中國的失業隊伍日益擴大。在城鎮，企業下崗人員逐年增多，1997年底達到1151萬人，比上年增長41%。1998年底全國新產生的失業下崗職工人數接近600萬人。據有關部門對二十多個省市和行業作的分析：1999年底，失業人數將接近1000萬人。在農村，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有一支比城鎮下崗人員更為龐大的失業大軍。可見，中國的就業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首先，勞動力資源過剩。盡管中國實行了多年的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於人口再生產特點所決定，人口數量還是持續增長，勞動力資源數量也因此維持增長的局麵。據勞動部門推算，整個“九五”期間都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高峰期，勞動力資源供給將從“八五”時期的年平均1970萬人進一步增加到2030萬人，即使扣除當年退出勞動年齡和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口約950萬人，每年仍將淨增勞動力1080多萬人。綜合測算，中國勞動力資源總數有8.3億之多，勞動力參與率(就業供給人數占人口比例)達58%，是世界上最高的。
其次，企業下崗分流數量巨大。在中國城鎮，最為突出的是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待業問題。在1997年底全國企業下崗的職工中，國有企業占全國企業下崗人數的68%。在測算的1998年全國新增下崗職工總數中，國有企業的下崗人數要占75%左右。而且，在未來幾年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人數還會持續增加。這是因為，下崗職工主要來源於按現代企業製度對原體製下的國有企業改製。目前29萬戶企業將更多的富餘人員推向社會，使隱性失業顯性化趨勢更加明顯。
再次，就業崗位與就業需求不平衡。隨著中國經濟體製、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快速變動，從勞動力資源存量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供給會加大。與此同時，在需求方麵，隨著經濟技術結構的推進，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會不斷下降，因而形成了就業崗位與就業需求缺口的不斷擴大。從1991年到1996年，每年城鎮經濟提供的就業崗位大約為700多萬，具體分別為：765萬、736萬、705萬、715萬、720萬、705萬；而每年的新增就業需求都在1000萬以上，具體分別為1117萬、1100萬、1125萬、1191萬、1239萬、1258萬。兩數相抵，各年的失業人數分別為352萬、364萬、420萬、476萬、519萬、533萬，呈逐年增加態勢。
第四，農村剩餘勞動力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土地集約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已是必然趨勢，與此同時也將有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從土地上遊離出來，形成一支比城鎮下崗人員更為龐大的失業隊伍。據統計，中國每年由正式“農轉非”渠道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一般為600萬左右，其中勞動力一般在300萬左右，他們構成了城鎮新增勞動力的一部分。在統計的1.2億左右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中，除去4000多萬事實上已經在城鎮工作的勞動者以外，尚有8000萬左右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待業。而且今後一段時間仍將以每年600萬人的速度增加，他們將長期構成中國的就業壓力。
最後，勞動力總體素質低，不能滿足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而在企業下崗職工和農村遊離出來的勞動力中素質低下人員的比重則更大；另一方麵，在生產技術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社會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因而出現了有人沒事幹和有事沒人幹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即在數量巨大的低素質勞動力大量過剩的同時，要求文化水平高、技術水平過硬的勞動力卻又短缺。這種結構性失業問題既反映了中國勞動力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勞動者素質的要素，也加大了中國勞動就業的壓力。
2.失業：中國經濟發展所麵臨的重大難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職工失業雖然是不可避免，但由於在體製轉變時期，如果對這部分人員的再就業和生活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影響社會穩定，影響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因此，職工失業，不僅是經濟本身的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首先，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深化改革、體製轉換的進程將會受阻。國有企業的改革成功與否，決定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敗，決定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能否最終建立起來。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和建立企業優勝劣汰機製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途徑。在現實中，要落實這兩項措施，都要求解決富餘職工和破產企業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如果大批失業職工得不到妥善安排，國有企業的經營機製就難以轉換，國有企業的效益就難以提高；同樣，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就無法實施，市場優勝劣汰機製也就無法建立。
其次，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難以實現。進行我國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一個重要的方麵是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加快結構升級的步伐。這個變化必然相應對勞動力增長的需求減弱，而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提高。下崗失業人員在量上過剩，在實質上又有相當部分的人不適應結構升級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不安排好這批下崗失業人員，經濟結構調整就無法落實到實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將難以真正實現。
再次，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國的可持續性發展會步履艱難。實現我國可持續性發展，必須正視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麵臨的基本矛盾：一方麵，經濟的發展要求通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而另一方麵，由於我國資源特點，人均資本占有量和人均資源占有量相對不足，還需進一步采用適宜的勞動密集技術。伴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上述矛盾日益尖銳。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隻能是製度創新。而在此過程中，失業人員的再就業不能適時、適度地安排，製度創新無法進行，可持續性發展也就很難有實質性突破。
第四，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社會穩定將受到威脅。據有關資料提供，通貨膨脹率加失業率，如果超過25%，社會穩定將受到威脅。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係還不夠健全和發達，絕大多數勞動者是通過就業獲得收入來維持生活的，失去了職業就可能使家庭陷入困境。因此，解決困難職工的生活難題，最關鍵的是使他們能夠再就業，重新找到工作崗位。否則，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就不得不到保障，甚至矛盾激化，乃至釀成全社會的大問題。
最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將受到影響。國有企業的下崗人員通過多年工作，為社會創造和積累了財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曾經做出重要貢獻。在新的情況下，由於年齡、體質、技術等客觀原因，使他們下崗失業。如果對他們不妥善安置，“主人翁”的意識就可能錯位，影響到他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甚至會動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以至社會主義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