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悟實戰：聚斂於心，輕履紅塵
聚斂於心，輕履紅塵，是聖人所為。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便洶洶然地對抗太平天國革命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時，真可謂身陷煉獄，艱難備嚐，但他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下來。在鹹豐七年(1857)回家守製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以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因此，當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結局。有鑒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高位重權卻顯得喜不勝憂。曾國藩在日記中曾披露了他的真實心跡：
“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因為他十分清楚“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五行生克，四序遞遷，休旺乘除，天地陰陽，一定之理，況國家乎?況一省乎?況一門乎”這種古樸的變易觀；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因而，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抵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表露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群譏以為恃功驕蹇。
在這裏，曾國藩並非教條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道：
長江三千裏，幾天一般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
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願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聲名之美，可恃而不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年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裏者關九十，譽望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顯正隆，務和持悄懈，有始有卒。
處大位大權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矣?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十字，和獲我心。本日餘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上席，另簡一員。吾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還有機緣，即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國荃，卻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國藩為他安排的稍讓功於李鴻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搶到淮軍到達天京之前將其攻陷。最後，城終於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來“殺威棒”卻實在是讓他難以接受。還是曾國藩看的明白：
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麵讓一半與天。”彼恒謂然。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天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這也就是曾國藩常說的“盛時常作衰時楊，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曾國藩認為，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而是依靠長遠的家規；不是依靠一兩個人的突然發跡，而是憑借眾人的全力支持。他告訴弟弟，我如果有福，將來罷官回家，一定與你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恃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
家庭的盛衰取決於氣象，氣象盛則即使挨餓也很高興，氣象即使飽食出令人憂愁!
他這樣對諸弟說，我們曾家現正值全盛之時，卻不可因幾個銀子而招惹事端。如果讓賢弟去過像楚善、寬五等人那樣的艱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嗎?每個人的境遇的厚與薄、順與逆，都是命中注定，即使是聖人也不能自作主張。天既然可以使我們今天處於順達的境地，當然就可以使我們明於處於艱難困苦和處境。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曾國荃統領的人馬達二萬之眾，曾國華統領的人馬也達五千之多。曾國荃在半年之內，七次拜受君恩。盡管這還不是曾氏家族最為煌的時期。麵對如此恩威，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歎：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
他把自己的感覺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權威規勸家人。
管子雲：“鬥斛滿則人概(削平)之，人滿則天概之”。曾國藩告誡諸弟，天之平人原本無形，必然要假手於人。待到他人來平而後才悔悟，就已經晚了。我們家正處於豐盈的時期，不必等到天來平、人來平，我與諸位弟弟應當設法自己來平。自己不是說自己消滅自己，而是自我限製、自我克製、自我鉗製、收斂鋒芒，韜光養晦、以逸代勞，以靜製動。那麼，自己平自己的方法有哪些呢?曾國藩以為不處乎三個字：清、慎、勤。
清。曾國藩將“清”字改為“廉”字。比如，曾國荃過去在金錢的取與予方麵不太斟酌、遭至朋輩的譏議與菲薄，其根源就在於此。再比如，去年冬天買犁頭嘴、粟子山兩片地，他說，我就非常不以為然。我一再囑家裏，不要買地，不要造屋，就是怕引起猜疑、嫉妒和非議。今後應該不亂花一分錢，不寄錢回家，不多贈親友，這就是“廉”字功夫。
慎。曾國藩又將“慎”字改為“謙”字。曾國藩以為，內在的謙虛是看不見的，而其外在的表現主要有四個方麵，這就是：臉色、言語、信函仆從屬員，以後兄弟們應該在這四個方麵下大力氣，痛加糾正。這就是“謙”字功夫。
勤。曾國藩再將“勤”字改為“勞”字。一是勞心，二是勞力。每天臨睡之前，默想一下今天勞心的事情有幾件，勞力的事情有幾件，就會覺得為國家做的事情還不多，今後應當更加竭誠為國效勞。這就是“勞”字功夫。
■悟經三：擔在事須大氣度
——輕重之別，高矮之分，都不重要，關鍵要看氣度——一般衝擊人生目標的內在魄力。
做大事要有一種開闊的胸襟!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氣度。人的職位於痊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略，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在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以氣度。
○警悟實戰：鷹雀有別
曾國藩的氣度之大，是創彙為小利、看得較遠的根本因素。
1863年3月9日曾國藩在給他的九弟的信中說：
肝氣來時，不僅不能心和氣平，而且絲毫無所恐懼，確有這種情況。別說你處於盛年這弱，就是我逐漸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製的時候。但應強迫自己抑製，製住怒氣，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不能過此兩關，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製，不讓他過盛。降龍養心，伏虎養肝。古怪賢所講的去欲，就是降龍；所講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製血氣方麵，沒有什麼同，總不讓我們的欲望戕害我們的身體，性命罷了。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礪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在他的弟弟處於危難的時候，曾國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強以勉勵。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說：
在我的中庭有八塊堂匾，它的跋中說：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弟積勞成疾，應當特別注意少惱怒。紀澤對待你像侍候父親那樣，你應當感到特別高興才是。
數日後曾國藩再次給其弟國荃寫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時來信，對我初四日所談蘇州、上海整頓糧餉一事，分析規劃得非常詳細明白，高談闊論，可慰可敬。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擔任國家大事的人必須有氣度，憂慮之氣積於心中就變成了負擔，所以說倔強到了極點，就不能不流露出憤怒和激動。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就可以了。
兵困祁門之時，曾國藩之倔強之氣更顯充分。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麼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勞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振作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