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立誌成大事
悟經秘告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似我等學問才情平常之人，萬不可自恃，凡事勤問多學，不但不得錯失，抑且日增日進矣。
——引自曾國藩《悟經》之三一個人的誌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起來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
曾國藩也同樣是在庸俗的環境中醒悟的。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曾國藩能在安樂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人活於世，誘惑極多，如不能做個驅除內心魔念的聖手，勢必要被惡欲所困；曾國藩曆經世間滄桑，已修得“心氣合一，天地自寬”之境界，圖遠謀之時，已先立好大誌。
■悟經一：欲圖遠謀，欲立卓誌
——誌者，心之向也，氣之帥也。有誌者，事竟成，要在躬行踐履也。
做人是從哪裏開始呢?從立誌開始。
沒有誌向的人和有誌向的人絕對是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則能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的。
○意悟實戰：做人從立誌開始
那一年，曾國藩深有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衷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正好33歲。
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無論是低微鄙陋時，還是溫柔富貴中都自立自強，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說，艱難困苦可以鍛煉人，舒適安逸可以銷磨人。有人奮鬥是因為他的環境艱苦；一旦條件改善了，他也就沒了奮發向上的動力了。曾國藩能在安適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沒有不自強不息的。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講做人應“概然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惟在汝立誌。”還是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得好，他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唯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得我們可以做到。當然說得知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說的就是一個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應當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啊!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誌向不確立，猶如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飄流奔放，最後將到達何處呢?
曾國藩獨白：自從去年12月20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麼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這恰恰說明，曾國藩其實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同樣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的淺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並無情加以拷問，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誌向不立，則心神不寧；誌向即定，則鬼服神欽。
東晉名將祖逖與劉琨都以雄豪聞名於世，兩人感情甚篤，共被而寢，常徹夜縱論天下大事，感歎心複中原的大業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貽誤。祖逖與劉琨約定：“如果四海之內風雲變幻天下豪傑起事，我與你一起舉義中原做大事。”他們矢誌習武練藝，當時，人們認為半夜雞鳴是不祥之音，生怕聽到。祖逖卻認為：“此非惡聲也。”半夜雞鳴正好催他們提早起床，從此雞鳴之刻就是他們習武之時。
非凡的誌向誕生非凡的勇氣，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誌向，他們才能不為流俗所移，心正氣順，心安理得，所有作為。
人是主觀意念的產物，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在於你想到了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想到他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他也就不會按照成為一個科學家必備的素質要求自己，訓練他當然不會成為一個科學家了。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麼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體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產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一心一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一起，那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人的立誌是第一步，更應當存高遠，也就是要有遠大的抱負，正如《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
《後漢書》中說：“誌不求易，事不避難”。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會當淩頂，一覽眾山小”的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鶩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你才能看輕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輕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國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試中受到挫折，於是就抱怨自己時乖命蹇，牢騷滿腹，曾國藩知曉後對他立誌之小感到很可笑，以為六弟所憂慮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人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六弟小試受挫，就抱怨命運不濟，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氣度太小，誌向不高遠啦!
明朝吳麟征有句話說得好，“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也就不會產生大的氣象。
20年以前的曾國藩，雖然跟隨父親勤奮讀書，但並沒有大的誌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書覺得自己的才質不及兒多，自己所知的盡教完了，於是便將其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進行學習。一年後，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肄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他銳意進取的精神。為痛下決心，他毅然將原伯涵改為滌生，他是這樣認為的，“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他又給自己了一條座右銘：
不為對聖賢，便為禽獸；
不問收獲，隻問耕耘。
在詩歌中曾國藩常常抒發自己高遠的誌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寫道：
蕩蕩青天不可上，天門雙螭勢吞象。
豺糧虎豹守九關，厲齒磨牙誰敢仰?
群烏啞啞叫紫宸，異哉翅短難長往。
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響。
丹心爛漫開瑤池，碧血淳染血仗。
要令惡鳥變音聲，坐看哀鴻同長養。
上有日月照精誠，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華山頂一虯鬆，萬齡年代無人蹤。
夜半霹靂從天下，巨木飛送清渭東。
黃臥江幹徑千裏，盤坳上有層雲封。
長安梓人駭一見，天子正造鹹陽宮。
大斧長繩立挽致，來牛去馬填坑欲。
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扌從金鍾。
莫言儒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
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悟經》中有這樣一則曾公悟法，更為明確地表示了他的宏圖大誌：
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辟陽儒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這所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途人而齪齪不休如此也。”
也還有這樣一段悟語：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從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曾國藩就是按照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麼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湯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曾國藩刻苦學習，廣泛涉獵。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文職時，精心研究了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治治理國家的經驗。但他讀書並非主要為的是升官發財，而重要的是“進德”、“修業”。
如果說這隻是由於曾國藩身為翰林的空談。那麼及至晚年，權綰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時，他切切不能誌的仍是自己的德行與學問，在他心中他一直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除改ele3之時，憂愧曷已!”
“是日席中愀然不樂。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對於曾國藩在清朝道鹹以後，世風日下，人心日淪的情形下，以其卓犖不凡的德行，來力挽社會風氣，有著極高的評價：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胡太常寺卿唐鑒，胡道員何桂珍，講救無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動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
曾國藩一生以聖賢為榜樣，且身體力行。鹹豐九年(1869年)，正值他與太平軍在江西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另曆史上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挑選32人(實際是33人)，命其子曾紀澤，畫其形象，然後懸於牆上，以便實實效仿。他還特作《聖哲畫像記》一文。
曾國藩所列的32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馬左莊：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
葛陸範馬：諸葛亮、陸贄、範促淹、司馬光。
韓柳歐曾：矗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
李杜蘇黃：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
許鄭杜馬：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
顧秦姚王：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
在《聖哲畫像記》中，曾國藩評論道：
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f9e0憂也；居易以俟命，下是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蛋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封建社會裏，多數人讀書做官的是為了升官發財。可曾國藩三十餘歲，卻官至二品，不可謂不顯。他卻發誓做官不為發財。
○意悟實戰：誌當存高遠
古人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馬基雅維利說：“如果你要射中較遠處的目標，你就要瞄準更遠的地方。”這兩段話其實說的是一個意思，那就是無論做官做事，一定有高遠的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