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人一尺換回一丈
有苦大家吃，有財大家分，是事業的正規。曾國藩提出“有難先由己當，有功先讓人享”的觀點，認為“此乃事業之基”。他還把與別人分半功勞是減禍之道，是加福添壽之藥方。其實也就是送別人“一尺”再換回“一丈”之道。
○玩權實戰：大家喝酒最開心
曾國荃圍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國藩就以此開導曾老九：近日來非常擔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帶來的信以及給紀澤、紀鴻兩兒的信，字跡有精神、有光澤，又有安靜之氣，言語之間也不得急迫匆促，由此預測老弟病體一定會痊愈，因此感到很寬慰。隻是金陵城相持時間很久卻還沒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裏的性情，恐怕肝病會越來越重。我和昌岐長談，得知李少荃實際上是和兄弟互相親近、互相衛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請求準許少荃親自帶領開花炮隊、洋槍隊前來金城會同剿滅敵軍。等到老弟對我這封信的回信(不過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麵上奏朝廷，一麵給少荃去谘文一道，請他立即西進。如果蘇州李軍齊到而大功告成，則老弟承受其辛勞，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獎賞，又可以暗中為自己培養大福。大約單獨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損福氣的辦法，和別人分享功名也許是接受福分的途徑了。如果蘇州李軍雖然到達，而金陵守城敵軍仍然像過去那樣堅守，金陵還是攻不下來，則對我們的責難也可以分散一些，我們的責任也可以稍微輕一些。昨天我已經給少荃發谘文，讓他派炸炮到金陵會同剿敵。細想起來，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憂傷兩個月，而餉項也斷然難以支撐到三四個月之久，所以決定奏報朝廷，請求派少荃前來金陵。蘇州李軍近來也僅能夠開五成的軍響，並不是供給十分充足，來金陵也不擔心會有誇耀富裕的問題，想來老弟能體察我的苦衷。
為了勸曾國荃，他還將父母從“地下”請出，在一封信中說：請少荃助攻這件事我猶豫了好久，仔細思量我們的父母今天如果還健在，我拿這件疑慮的的事請示雙親意見，他們一定會說：立即請李中丞來會同剿敵，不要讓你沅弟長時間憂悶呀。因此我就決定了。但李鴻章也深知曾國藩的脾氣，他不願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師的臉麵。這時朝廷又下令李鴻章速率軍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躍躍欲試，認為有一個立大功加官進爵、封廣陰子孫的機會。有的說：“湘軍百戰之績，垂成之功，豈甘為人奪？若往，鮑軍遇於東壩必戰。”也有的說：“湘軍之中疾疫大作，鮑軍十病六七，豈能當我巨炮？”李鴻章終不為所動。但李鴻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是上奏朝廷，說曾國藩完全能夠平此大亂，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請派他的弟弟攜大炮到曾國藩處聽其指揮、助攻。正當曾、李為此大費腦筋時，金陵城終於攻下。據說，大功告成之日，李鴻章親往祝賀，曾國藩帶曾國荃迎於下關，親執李鴻章之手，說：“曾家兄弟的臉麵薄，全賴你了!”李鴻章自然謙遜一番。紅旗報捷時，曾國藩將自己的名字列於湖廣總督官文之下，並一再聲稱，大功之成，實賴朝廷的指揮和諸官將的同心協力，至於他們曾家兄弟是仰賴天恩，得享其名，實是僥幸而來，隻字不提一個“功”字。對李鴻章當然要多多美言。
曾國藩談到收複安慶的事，他總是歸功於胡林翼的籌謀劃策，多隆阿的艱苦戰鬥。談到後來攻下金陵，則又歸功於各位將領，而沒一句話提及他弟弟曾國荃。談到僧格林沁進攻撚軍的時候，讚揚他能吃苦耐勞，說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談到李鴻章、左宗棠，稱他們是一代名流，不是說自愧不如，就是說謀略莫及。
曾國藩鎮壓撚軍沒有達到速效。撚軍進入湖北時，曾國荃為湖北督撫，派遣將領追剿他們，這些為賊的騎兵飄忽不定，不可以和廣東的太平軍之匪憑城據守相比，湘軍初逢勁敵，屢戰失利。李鴻章聞之不免譏笑諷刺。當時曾國藩上疏中有這樣的話：“臣不敢以一戰之功，遂自忘其醜陋。”疑有所指。他日文莊見李鴻章而告之，李鴻章驚恐地說：“有是哉?”文莊曰：“是則然矣。”命取邸鈔視之，果也。是後，李鴻章談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謹慎了。此事等於曾國藩又足足的給李鴻章上了一課，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時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之意，又寓有功過不應由己任之深意。
○玩權實戰：窮富是一家
人是社會中的人，一旦結成凝固的利益關係，就會痛癢相關，榮辱與共了。俗話說，沒有永久的朋友和敵人，隻有永久的利益。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國前後，是曾國藩“台麵”的極盛之時。這期間湘軍集團頭目紛紛出任督撫。有的是曾國藩奏保的，如李鴻章、沈葆楨等；有的雖未經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種形勢，使清廷非委任湘軍頭目不可。兩廣總督勞崇光，與曾國藩一向不睦，在籌餉問題上又不合作，曾急欲去之而後快。當時廣東則最為富庶，“天下之大利”，除地丁、漕糧外，有海關、鹽場、勸捐和厘金，“他省或據其一，或據二三，而廣東省四者兼而有之。”為了達到去除勞崇光的目的，曾以軍餉奇缺為由，上奏要求派大員至廣東辦厘金，並給以奏事及參辦阻撓抽厘之官紳之權。這實際上是分割當地督撫之權力，自成體係。勞崇光自然不會就此罷休，而清廷也深知曾、勞予盾。不能協作，為軍餉計，不得不調走勞，而代以與曾國藩關係較好，又為同年的晏端書，後更以湘軍集團人員繼任，以期在廣東為湘軍籌集更多軍餉。
有的湘軍集團頭目出任督撫，並不隻曾國藩一個人保薦，有的甚至並未保薦。如李續宜、彭玉麟就同時得到官文、胡林翼的保薦，劉蓉則由胡林翼、駱秉章、文祥保薦。左宗棠的保薦者更多，如浙撫王有齡不僅認為左“有膽有識”，可接任其位；而且還要求吳煦“務為代我圖之”。甚至賭咒發誓：“倘有虛言，有如此日”。這不僅表明王個人是真心實意，也反映了在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革命打擊下，滿漢貴族隻知依賴湘軍集團的共同心理。在滿漢統治者上述共同心裏推動下，1864年以來(至攻下天京為止)，清廷先後任命毛鴻賓為兩廣總督，劉長佑為直隸總督，左宗棠為閩浙總督，楊載福為陝甘總督，郭嵩燾為廣東巡撫，李鴻章為江蘇巡撫，唐訓方為安徽巡撫，劉蓉為陝西巡撫，閻敬銘為山東巡撫，曾國荃為浙江巡撫(未到職)，惲世臨為湖南巡撫。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的胡林翼、駱秉章、曾國藩、羅遵殿、嚴樹森、李續宜、沈葆楨、彭玉麟(未到職)、田興恕、江忠義(貴州巡撫，未到職)，四年多的時間共有二十一個湘軍集團頭目，先後出任督撫。如再加上與之關係密切的晏端書(兩廣總督)、黃讚湯(廣東巡撫)，那就多達二十三人。其中毛鴻賓、左宗棠、嚴樹森兩次，曾國藩、劉長佑、李續宜、田興恕三次被委任，曾、田和李續宜(未到職)還被委任為欽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