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在接受拜將儀式後，漢王就座。漢王說：“丞相多次向我推薦將軍，將軍用什麼計策來指教我？”韓信致謙，於是問漢王說：“如今你向東去爭奪天下，難道對手不就是項王嗎?”漢王說：“是的。”韓信說：“大王自己估計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麵，跟項王相比怎麼樣?”漢王沉默了好久，說：“我不如項王。”韓信拜了兩拜，祝賀說：“我韓信也認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過，我曾經侍奉過他，請讓我談談項王的為人吧。項王厲聲怒喝時，很多人都嚇得膽戰心驚，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將領，這隻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項王待人仁慈有禮，言語溫和，部下有人生了病，會流著淚把自己的飲食分給他們。當手下的人有了功勞應當賜封爵位時，卻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裏，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卻舍不得給人家，這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項王雖然稱霸天下，使諸侯臣服，但不占據關中卻定都彭城，又違背義帝的約定，而讓自己親信喜愛的人稱王，諸侯們都不服。諸侯看到項王遷徙、驅逐義帝，把他安置在江南，也都驅逐原來的國君，然後自己在好的地方稱王。項王的軍隊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不遭受摧殘毀滅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願歸附他，隻不過是迫於他的威勢和力量罷了。他名義上雖然是霸主，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說他的強大容易變為弱小。現在大王如果確實能夠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麼敵人不能誅滅！把天下的城池封賞給有功的臣於，還有什麼人會不心服！率領正義之師，順從想東歸的戰士的心意，有什麼敵人不能被打敗！況且三位秦王原是泰將，率領秦地的子弟兵已經好幾年了，被殺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無法計算，又欺騙他們的部下向諸侯投降，到達新安以後，項王用欺騙的手段活埋了秦軍已經投降的士兵二十多萬，隻有章邯、司馬欣和董翳得以逃脫。秦地的父老兄弟對這三個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項羽硬借威勢讓這三個人稱王，秦地的百姓沒有誰愛戴他的。大王進入武關之後，對百姓秋毫無犯，廢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與秦地的百姓立約，隻頒布了三條法令。秦地的百姓，沒有誰不希望大王能夠在秦地當王的。按照諸侯的約定，大王應該在關中做王，對此，關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關中的封爵進入漢中，秦地的百姓沒有誰不遺憾的。如今大王起兵東進，三秦之地隻要發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漢王聽了十分高興，自認為得到韓信太遲了。就聽從了韓信的計策，部署各將領的攻擊目標。
八月，漢王起兵東出陳倉，平定了三秦。漢二年，出函穀關，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帶，韓王、殷王都投降。於是聯合齊國、趙國共同攻打楚國。四月，到達彭城，漢兵戰敗潰散而回。韓信又收編士兵跟漢王在滎陽相會，在京縣、索亭之間打敗了楚軍，因此楚軍始終不能西進。
上麵眾多例子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人才對於成敗的至關重要。然而，什麼是人才呢？對這個問題，往往沒有一個確定之論，許多人都是根據個人的好惡來確定人才的標準，最終必然是自誤誤人。
有了這麼眾多正反兩方麵的曆史教訓，再結合曾國藩關於人才言論看，我們認為他對人才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他認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在如何去認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達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用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公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鬱鬱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
為了識才，必須對人材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屬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對人材的甄別，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材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材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曆史是是屢見不鮮的。正如曾國藩說：“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
曾國藩個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
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在與曾國藩長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他們一個是劉蓉，一個是郭嵩燾。
中國封建社會曆來講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規定，無論多高職務的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守製。如果政府特別需要這位官吏在職，可命其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或於守製尚未期滿之時，召令複職，稱為“奪情”。有的人為了標榜自己盡孝的誠心，甚至連皇帝“奪情”的命令也可以不聽。封建社會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個“孝”字來對抗，君也無可奈何。當然，這要冒被君主厭煩的危險，但也可以大出個人氣節的風頭。
曾國藩一向篤信理學，不能不做作姿態。曾國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國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諭，立即“草疏懇請終製，並具呈巡撫張亮基代奏，力陳不能出之義”，“但繕就未發”。十五日，曾國藩接到張亮基來信，得知武昌於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軍攻占，不勝震驚。“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護桑梓”。恰巧在這一天，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吊唁。縣令朱孫詒知郭與曾的關係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傳官轎送郭嵩燾往曾國藩家。
趕到曾家時已是深夜，兩人秉燭暢敘，當談及時事時，曾國藩說明自己要守製，不能出來主持團練。郭嵩燾則力勸曾國藩說：“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郭嵩燾素知曾國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為己任，現在麵臨“亂世出英雄”的機會，為什麼不大大施展抱負，盡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來說服曾國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給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一個很好的台階，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燾又反複與曾國藩的父親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把曾國藩叫到麵前教訓了一番，曾國藩這才應允。但多日不見起行。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嵩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以郭氏兄弟入幕參讚其事為先決條件，郭嵩燾隻好答應。此後四年，郭嵩燾大部分時間都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成為湘軍初創、曾國藩“大業”初起時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抵長沙，開始著手籌練湘軍。郭嵩燾後來敘述此事時，說曾國藩成就“中興”之業，他勸出山的功勞最大，當時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具疏力辭，正準備派專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裝將行”的時刻，他趕到了曾家，極力勸說，結果曾“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
曾國藩曆來是被譽為頗具知人之明的，而這種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現在他慧眼識才，還具體反映在他與左宗棠的關係上。
左宗棠在曾國藩死後，曾寫了這麼一副挽聯，別有心裁，把自己寫了進去：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曾、左交惡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國藩對左宗棠的才華曆來擊節讚賞，在他處於危厄之際，伸出援助之手，薦舉他以四品京堂襄讚軍務，掌握軍隊實權，位至督撫，終於贏得了左宗棠的“自愧”。這是曾國藩“謀國之忠、知人之明”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事例。他們“同心”“攻錯”，目的都是忠於國家，無負平生，足見曾、左都有寬廣的心懷。所以，左宗棠這副半挽人半責己、半頌德半抒懷的挽聯，被後人盛譽為名聯。
曾國藩在識人方麵值得稱逍的是他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國外勢力在中國耀武揚威，當時的中國對此不是奴顏卑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則顯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別看重在通洋、經商方麵頗有心計的容閎。容閎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祖國，但大清朝對他不重視，任其當翻譯、上海海關職員、洋行職員，自由經商。在這過程中，太平天國運動的蓬勃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敗與無能使其大失所望。鹹豐十年（1860）秋，容閎從上海來到了天津，去對他“幾欲起而為之響應”的太平天國進行實地考察，受到熱情歡迎，並多次被邀參加講座軍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經李善蘭的介紹，加入曾幕，辦理洋務。
當時容閎的主要想法是要通過曾國藩實施他的“西學東漸”計劃。首次會向，曾同藩便向他提出：“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同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容閎當即回答：“中同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快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容閎特別強調“立普通基礎”之工廠，因為擁有了這樣的基礎，不單可以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談話後，曾因藩深深為這位年輕人“製器之器”的主張而折服，頗感這一主張比自己的為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高出一籌。幾天後，曾國藩再次召見容閎，專折保奏他為五品銜，撥白銀6800兩，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對於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容閎認為一時無以回報，隻有傾盡全力，購回機器設備，才是對曾國藩最好的回報。不久，客閎即從安慶出發，經英國倫敦於次年春抵達美國，經多方洽談，終與樸得南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按“製造機器之機器”標準承造，並於同治四年(1865)運抵上海。
通過容閎這次購買洋機器，曾國藩加深了對通商貿易的認識，也對與讀書做官之間的關係，做了深刻的論說。經商是為民獲取巨額利潤，讀書是為了博取名聲和權位，一個人如果用心讀書而沒有成效，就應該把讀書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經商致富。經商獲利之後，為於孫後世考慮。就應該把經商放在次要地位，而專心讀書經世。這樣一弛一張，相輔相成，要麼贏得萬貫家業，要麼獲得高官厚祿，就像車輪運轉一樣不斷循環變化。
但是，有意味的是，雖然人人都說曾國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聖賢，因此，也會有因為求才心切，從而被騙的時候。天京攻陷後，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鋒利，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時，此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便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後，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麼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熾，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方宗誠記載說，當時有個浙江人上書給曾國藩，曾國藩認為此人有才，委任為營官。不久，知其險詐，立即革退，並在大門上懸示這樣幾個大字：此吾無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強調識人時要注意對方的操守的說話的條理，但光是這兩條是否太過簡單?
○變禦實戰：求才當如鷹隼擊物，不得不休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倫合、詳思、約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住時在餘幕府者，餘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為急，其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到伯樂和千裏馬的故事，“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句千古名言來自戰國時期的一則故事。當時沉埋於民間的賢能之士汗明問春申君說：“君聽說過千裏馬的故事嗎？千裏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齡，拉著載鹽的車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著尾巴，皮膚一塊一塊地潰爛，嘴和鼻子噴著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動，駕著車轅，不能向山頂爬。這時，正好碰上伯樂。伯樂一見，就從車上下來，拉著馬絡頭哭了。伯樂脫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蓋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動了，就低下頭噴著鼻子，抬起頭發出長鳴。它的聲音響徹高高的天空，就像從金鍾石磐裏發出的樂音。為什麼這匹馬會這樣呢？因為它認出伯樂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不僅千裏馬常有，那些慧眼識人、看重賢才的伯樂也世代皆有。
西漢武帝也以廣用人才而著稱，他曾下詔說：“要建不平凡的功績，就必須依靠不平凡的人。有的馬狂奔踢人，但能夠日跑千裏，讀書人中有的被世人譏諷嘲笑，但卻能建立一番功業和名聲。那些狂奔亂跑不走正路的馬，放蕩不守禮法的讀書人，也在於善於駕馭和使用罷了。現在命令各州郡，從小吏百姓中考察推薦有才能出眾的，可以擔任將相和出使遠方國家的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與貞觀時代的一批出類拔萃的朝臣們締造的“貞觀之治”一直被後人所謳歌。
唐太宗的治國方略之一，就是廣開才路，任用賢能，而在用人上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計較恩仇親疏。在貞觀的朝臣中，有隋煬帝的舊臣，也有起義軍的首領；有王世充的部將，也有先太子建成的謀臣。隻要賢能他都予以重用。
著名的諫臣魏征，在李世民繼位之前，就曾是東宮太子建成的謀臣。當年，李世民被封為秦王，他功勳卓著，人心傾歸，部下人才濟濟。魏征深感他是建成的威脅，多次勸太子早除秦王，並親自參與布置殺害李世民的密謀。“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死了李建成，奪取了皇帝的寶座。他立即召魏征到殿前問他：‘當初你為何離間我們兄弟，在我們之間挑起禍端？”魏征從容答道：“若先太子早納臣言，必無今日之禍。”說完，仰首挺立等待殺頭。眾臣都以為他必死無疑，而太宗卻看重魏征的卓識與才能，不但未加害，反而引為心腹，將他封為諫議大夫，以後又提為宰相。魏征也視太宗為知音，盡心輔佐，成為唐興的棟梁之臣。
李神通是太宗的叔父，他既是當年太原起兵的將領，又是太宗的親信。他對自己的封爵不滿，向太宗抗議說：“當年太原起兵我率部響應，而今房玄齡、杜如晦等靠耍筆杆子，地位卻在我之上，我不服！”太宗說：“開始起兵時，叔父響應恐怕是為了自謀免禍。後來竇建德吞並山東時，叔父全軍覆沒，又被劉黑闥打得望風而逃。房玄齡在軍帳中出謀劃策，坐在那裏安定了國家，論功本應在叔父之上，叔父是我的至親，對您我真的沒什麼吝嗇的，隻是不能憑著私恩與功臣同賞罷了。”諸將聽了都心悅誠服，認為太宗很公道。
但太宗又不是因親埋沒人才。長孫無忌是皇後的哥哥，外戚掌權曆來是眾矢之的，所以皇後和無忌本人都要求避嫌，再三請求當一個空頭官，但李世民不允許，堅持任命無忌為宰相。他說：“長孫無忌才兼文武，我選拔的是人才，不是妻舅。”長孫無忌果不負李世民的重托，政績卓著，堪稱一代賢相。
由於李世民實行“量才錄用，不避仇親”的原則，在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真正的治國之才，開創了一個舉世無雙的大唐帝國。
真正的千裏馬都是有一定的脾氣的，他們大多清高，不樂為庸主所用，更不屑與輕視他們的人為伍，這就需要伯樂們有誠心與耐心。而曆史上的成湯求伊尹、魏文侯求段幹木，齊桓公五往求士，劉備三顧茅廬，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距今3000年前，中國處於夏朝，夏朝最後一個王夏桀荒淫無度，殘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趨衰落。
此時，夏王朝的一個屬國——商卻日趨強盛起來。商國國君成湯胸懷大略，賢明能幹，廣施仁義，禮賢下士，注重農耕，使百姓安居樂業，商國也越來越強大富庶。
成湯每年要向夏王朝納貢。沿途他聽到夏王朝百姓怨聲載道：“時日曷哀，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結束啊?我們情願與你一起滅亡!成湯看到桀王把國家搞成這樣，非常不安，他四處尋訪賢才，想推薦給夏王，使他納賢從諫，治好國家。
成湯聽說伊尹是賢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細心養蠶，還潛心讀書，研究、堯、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國之道。
成湯派使者帶著重禮前去聘請伊尹。伊尹婉言謝絕說：“我隻是一個農夫，自耕自食，不懂國家大事，多謝商王。”
成湯對伊尹的一請不就並不灰心，派使者帶更多的禮品，再次去請伊尹。伊尹對於成湯的再次聘請雖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隻是一個莊稼漢，沒有一點功勞，怎麼能無故受商王的禮物，坦然受任呢?”
成湯對伊尹的兩次拒絕既不灰心也不惱怒，認為自己有真心有誠意，定能打動伊尹。就派人再次帶著更珍貴的禮品去請伊尹。
伊尹聽說成湯寬仁大德，禮賢下士。現在看到成湯能夠屈尊來聘請他這個農夫，決定助他一臂之力，便欣然從命，隨使者來到滿都毫。成湯非常高興，親自出迎，並想留下伊尹幫助自己治理國政。但伊尹認為：桀雖然是暴戾跋扈，卻是夏朝的君主，成湯雖然賢德，卻隻是臣於，他不能舍君而輔臣。於是伊尹來到夏都。
桀見到伊尹，並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無道，實在無可救藥，料定夏滅亡已成定局。於是仔細考察了夏朝朝廷內外的形勢，離開了夏都。
成湯見伊尹沒被重用，就把他聘請到商為相。伊尹幫成湯發展農業，屯集糧草，鑄造兵器，加緊操練親兵。
公元前對711年成湯聯合各諸侯，興帥討伐夏桀。夏王桀荒淫無道，不得人心，兵敗被俘，夏朝滅。各路諸侯推舉成湯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後，伊尹又幫助成湯安定了天下。
魏文候是個賢明的君主，他十分重視搜尋人才。他以誠實、守信為立身之本，以朋友的身份與賢才相處，從不擺國君的架子。
魏文候得知段幹木是位賢才，平生不為利祿所誘，隱居在西河鄉下，就親自前去求見。
魏文候一行乘著寶馬華車，浩浩蕩蕩地開進了西河，一直找到段幹木門前，魏文侯親自叩門。段幹木躲了起來。
第二大清晨；魏文候把車子停到村邊，步行前來求見，段幹木還是避而不見。文侯歎息：“真是不為名利的高士啊！”
以後的一個月，文侯每日親自求見。鄉下百姓都罵段幹木端臭架子。
段於木見文侯心誠，深受感動，隻好相見。文侯接他還都，以客禮待，並師事之。
四方賢士聽後，都紛紛前來投奔。文侯量才錄用，堂下人才濟濟。秦國屢次想攻魏，都因懼怕文侯手下多賢人，不敢妄動。
魏文侯與人相處，最講究信用。一天，文侯在宮中宴請諸臣，暴雨驟降。時至中午，雨還沒停。文侯問：“現在是何時？”
左右答道：“已到中午。”
文候連忙起身，要備馬打獵。大臣們都勸說：“如此大雨，還是不去為好。”
文候道：“寡人已與別人約好，他們一定在郊外等我，雖是下雨，但不能違約。”隨即登車而去。
群臣無不感慨道：“君王如此守信用，國家如何能治理不好呢？”
當時因文侯誠信，卜子夏、田子方之屬，吳起、樂羊、西門豹之徒皆歸於魏。文候還努力發展生產，安定百姓生活，使沈成為戰國初的一個強國。
春秋首霸齊桓公，慕名拜訪小臣稷一天去了三次，都沒見到小臣稷，齊桓公的隨從人員說：“擁有萬輛戰車的國君，拜見一個平民百姓，一天去三次，沒有能夠見到，這也就可以作罷了。”齊桓公說：“不能這樣說。用驕傲的態度對待官職和俸祿的士人，當然看不起他的國君；他的國君用驕傲的態度對待霸業王業，也就看不起士人。即使小臣稷先生輕視官職俸祿，我怎麼敢輕視霸業王業呢?”於是齊桓公五次拜訪小臣稷，終於見到了他。
天下的諸侯聽說此事後，都說：“齊桓公對平民百姓還能如此尊重，更何況國君呢?”於是諸侯們接連不斷地朝見齊桓公，沒有不去朝見的。齊桓公之所以能九次聯合諸侯會盟，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都在於他能這樣地對待賢士。《詩經》上說：“隻要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國家都會來歸順。”齊桓公確實做到了。
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今河北涿縣）人，其祖先是西漢的宗室，以後支係疏遠，家世沒落，到了劉備這一代便以織席販鞋為生。
東漢末年，各地割據稱雄，統一全國便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懷大誌的劉備為了擴充實力，也在注意訪求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