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貴在謹識
禦經真言
我與沅弟論天道有三惡：惡巧、惡盈、惡貳。而貳為惡之尤。貳者，多猜忌也，不忠誠也，無恒心也。人道有四知：知命、知禮、知言、知仁。而知仁為大。仁者，恕也。總言之，琢磨對手秘在“陰陽”，隻因天道如此。
——引自曾國藩《禦經》之三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很多對手，他們可能是威脅你順利發展的大敵。天下最好的藥，如不能對症，也不會有百分之百的效果。曾公認為對人也是如此，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便指其謂君子或小人，則必被刀俎。曾公就是這樣以徹悟人生之眼透視對方。或迎頭一擊，或溫柔陪笑。
■禦經一：“對症”下藥
——清高之人不重用，怪異之人要提防，曾國藩不愧是“對症下藥”的一代宗師。
用人是為了創造事業，如果不能真正辨清所用之人，那一切都是徒勞無益，不如不用省心省事。
○玩禦實戰：三種不可抬舉之徒
成功者的標誌首應是懂得用兵之道，不是盲目用人。故曾國藩琢磨對手下有一套陰陽之道。有些人沒有眼色，自命清高，以為誰都是他的腳夫，這種人不可重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曾國藩的用人智慧：
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慳舉薦，但他舉薦人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不怕難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舉，一是才高徒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的人，一是個人不願出化者。
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是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騰虎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眉生之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
第二種人如渾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差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所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消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曆之得，經驗之談。
○玩禦實戰：誓做相術大師
曾國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於治軍時期，對所選用選拔之人才，必經其當麵觀察，觀其才學之高下，道德之深淺然後定其取舍黜陟。他的相人，一從自身的學問修養出，二由自己豐富的閱人經驗出，流傳後世編為著作而可謂效驗的方法有《冰鑒》一書，內容豐富詳盡，屢為後人所推重。據《清史稿·曾國藩》傳載，每逢選吏擇將；他必先麵試目測，審視對方的相貌、神態，同時又注意對方的談吐行藏，二者結合，判斷人物的吉凶禍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傳言曾國藩善相人，預卜終身，雖不無過譽之嫌，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人將陳蘭彬與劉錫鴻推薦給他，認為他們頗善文藻，能下筆千言，而且對天下大事都頗有見解。曾氏隨即接見了這兩個人，相談已畢，曾氏對推薦他們的人說：劉錫鴻這個人看起來一臉抑鬱不平之氣，將來很可能不得善終：劉錫鴻這個人看起來一臉抑息沉著一些，將來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階、不過也不會有大作為。
後來，劉錫鴻一次隨郭嵩燾出使，擔任副使之職，但是二人的意見卻深沉不合，互相攻訐。劉錫鴻私下寫信回來，奏郭帶妾出國，並且與外國人來往密切，實在是有損我們國家的形象。郭信也彙報說劉偷了外國人的手表。當時主政者李鴻章偏袒同門的郭嵩燾，將劉撤回，並且以後再不設立“副使”這職。劉受到這樣的處罰感到十分窩火，竟向朝廷上疏說李鴻章當殺，其罪名有十多條之多。當時李鴻權傾於一時，大清國所有外交事務多要倚重李公，怎麼理會劉的“一派胡言”。於是，劉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發的命運。這樣一來，劉更加氣憤難平，口無遮攔，逢人便講李鴻章的壞話，弄得所有故交故舊也不敢再和他來往。每次設宴請客，往往無人登門，不久即鬱鬱而死。
陳蘭彬的經曆也正與曾氏預卜的不差分毫。陳後來雖經許振忠推薦來到曾氏幕下，但始終因為過於正直不肯隨俗。且為人處事勇氣不足而終無大的建樹。
據記載，觀曾國藩預決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鑒之精，尚不止此。在軍命將，說某可為營官；某人可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以功名終。皆——驗證。
實際上，曾國藩觀察人並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羅津南“貌素不揚，目又短視”，駱秉章“如鄉裏老儒，粥粥無能”，但他都能傾心結好，許為奇才。又如塔齊布，因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認真練兵，便為曾國藩所賞識。後來全力保舉他，並且說：“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說，曾國藩善於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據說曾國藩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見客人時，注視客人而不說話，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難待，由此斷人才情，百不爽一，實可稱歎。
根據人物心性才情的變化，曾國藩總結出評價人物的九大品質特征：“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敗（音bei，平正偏邪）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訣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也就是說，忠直奸邪時在於神正直明朗與否，智明愚暗的在於精清爽明快與否，勇敢怯懦的在於筋勁健與否，堅強柔弱的在於骨強硬與否，沉浮靜躁的在於氣沉定與否。
曾國藩認為，神平則質平，神邪則質邪。
觀察一個人的“神”，可以見其忠奸賢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說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質好壞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狀態。這裏談及的‘神’與“精神’一詞不完全一致，它發自於人心性品質，集中體現在麵部，尤其是體現在兩隻眼睛裏，即曾國藩所說的“一身精神，俱乎兩目”。
如果一個人的“神”侵偏狹。“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懷邪念，容易見異思遷，隨便放棄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趨利。這種人平常善於掩飾自己，往往在準備充分，形勢成熟後才顯出本性，而不會輕易發難，不打無準備的仗，是大奸大賊一類的人。這就是觀人要觀“神”的道理。
所謂“精惠則智明，精濁則智暗”，是說觀察一個人的“精”，可以識別其智慧明暗。聰明敏慧的，其“精”條達暢明；魯笨愚鈍的，其“精”粗疏暗昧。這個“精”，與“精明能”的“精”字的意義上有些聯係，但識別起來，並不容易。
古謂人有“精、氣、神”三性，“精”指一個人才智能力在氣質上的外部顯露。花氣襲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會像花香一樣有靈。品質的複雜，加上個人修養和環境、營養等因素的外在影響，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顯，特別是處於落魄頹喪時期，普通人難對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這就是需要識人者運用經驗和感覺去進行綜合判斷。許多人都有這種體驗，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聰不聰明，道理即在於此。這即是觀“精”之說。
所謂“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說，意即觀察一個人的筋，能識別其膽量。筋勁，其人勇猛有力，筋鬆，其人怯懦乏勁。
“骨硬則質剛，骨軟則質弱”說，即觀察一個人的骨，能識別其強弱。骨健，其人強壯，骨軟，其人軟弱。曾國藩在鑒識人才時認為神和骨是識別一個人的門戶和綱領，有開門見山的作用。他在《冰鑒》中說：“一身骨相，具乎麵部。”“筋”和“骨”則經常聯係在一起被用來考慮一個人的力量勇怯。
“氣盛決於躁，氣衝決於潛”：觀察一個人的“氣”，可以發現其沉浮靜躁沉得住氣，臨危不亂，這樣的人可擔當大任；浮躁不安，毛手毛腳，難以集中全部力量去攻堅，做事往往“知難而退”、“半途而廢”。活潑好動與文靜安詳不是沉浮靜躁的區別。底氣足，幹勁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底氣虛，精神容易渙散，多半途而廢，多半途而廢。文靜的人也能動若脫兔，活潑的人也能靜若處子，而神浮氣躁的人，做什麼事都精力渙散，半途而廢，小事精明，大事糊塗。該精心時精心，該累心時也粗心，不能真正靜下心來思考問題，遇事慌張，稍有風吹草動，就氣浮神驚起來。
曾國藩認為：“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激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也就是觀臉色，“色”是一個人情緒的表現，“色”愉者其情歡，“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動聲色的人，需從其它角度來鑒別他們的情緒狀態。
一般來說，“色”的含義比較廣泛，它是一個人的氣質、個性、品格、學識、修養、閱曆、生活等因素的綜合表現，與膚色並無直接聯係。一般來講，仁善厚道之人，有溫和柔順之色，勇敢頑強之人，有激奇亢厲剛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達之色。
曾國藩認為：“心質亮直，直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闌。”也就是說，觀察一個人的“儀”，能發現其素質好壞，修養高低。儀態端莊大方的，修養深厚，素質高；儀態邪頑、畏縮卑瑣的，修養淺薄，素質差。曾國藩說：“端莊重厚是貴儀”。這是“儀”的一種表現。一般來說，耿介忠直的，儀態堅定端莊；果敢決斷的，儀態勇猛豪邁；坦蕩無私的，儀態安祥嫻靜。環境的熏陶對“儀”的形成有極重要的影響，所謂的“居移氣，養移體”。就是此理。高貴環境中的人自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和儀態。這可作為識別人物的一個外部根據。
曾氏認為：“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跪嗆；德容之動，頤顆印印。”也即觀察一個的“容”，能發現其正邪與謹散。這裏的“容”應理解為“容止”，以示與前麵的“儀”相區分。一個人的內心活動，必然會在容止上有所表現，即便當事人極力掩飾，也如“羚羊掛角”，跡可錄。容止不正，其人必懷他念，這就需要考察這種人的真實動機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內心純粹，必無旁雜，不會輕易地“見利忘義”。一般而言，容止莊猛的，勇武剛健；容止沉穩的，則謹慎有節；容止二端的，則肅敬威嚴。此即為觀容。
“心如則宮緩，心蹋則宮急”：此為觀言。言為心聲，緩急之狀在於言，觀察一個人說話，能看出其性格。性情柔順和祥則說話平緩，性情急躁者，則說話直快爽捷。言語是思想的表現，也是判斷一個人表才的重要方麵。
還有一個重要的識人方麵，即觀眼，也就是由眼睛識別人物心性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諸多信息，從身體素質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靈的窗戶”之稱，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這一方麵，多有共識，在很多情況下，眼睛都是識別人才的必由途徑。曾國藩認為：“一身精神，具乎兩目。”晴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為人正派，心胸高潔寬廣；睛子晦澀的，大半是雜才、不正不純之人。因此從眼神最易判斷一個人的心性。凶惡之人目露凶光，仁愛的人目光誠懇而莊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懷奸邪的人眼睛閃忽不定，動若螢光。心無雜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鎮定有情。
莊重，勇敢的目光炯炯有神。心懷奸邪的人眼睛閃忽不定，動若螢光。心無雜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鎮定有情。
曾國藩認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為依據，可將人才分為五個層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間雜。
1．兼德、德性純粹，器識宏深，是德才兼備的完人，具備仁、義、禮、智、信五種品德，素質平靜恬淡，合於“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勁，骨植，聲清，色悸，儀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偉聖人帝王之象。這種人德行才能兩相輝，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聖人領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樣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實屬罕見。絕大多數人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具備“九征”中的部分優點，仁義禮智信五德有其二三，這樣的人屬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麼光明崇高，位次於聖人領袖，是國家器宇的棟梁之才。他們能夠輔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國，經物濟世。
與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備現實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曆代聖人帝王更多具備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學識隆於天下，但經邦濟國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論頗豐而實務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氣胸略有餘而仁義不足；唐太宗談不上仁，趙匡胤談不上義。由此來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義上是為評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個高標準。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純粹，某一方麵的能力很突出，以才聞名，不以德聞名，可稱為小雅之才。此種人才胸襟氣度都有限，適合做局部性的工作，雖不能治理一個國家，但可以獨擋一麵，作為專家管理一個局域，一個部門。
4．依似，有一征相似，實際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腫臉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備一德一能，實是亂德之輩，難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騙性，甚至有可能假做“為官以不能為能”的勢態。鑒別依似之人，應特別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產生判斷失誤，錯把依似之人當作了人才。
5．間雜，心地定性、隨風倒的人。這類人反複無常，左右搖擺，胸無定見，動如風中之草，沒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進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風，小人隨風而倒，無恒守之氣。這裏隻討論三度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論依似、間雜兩類。
五種人才的分類是：兼德：中庸之質，聖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備，棟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亂德之類；間雜：反複無常，無恒小人。
世人絕大多數都是偏才，因此，曾國落曾分析過十二種“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應用之道。其中有六種是一種“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餘六種為“內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呆伯特在其所著中結合古今現象進行了分析，這裏借以闡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種：
一為強毅之人：
“強毅之人，剛狠不和，材在矯正，失在激許。”
此種人性情硬朗，意誌堅定，剛決果斷，勇猛頑強，敢於冒險，善於在抗爭性的工作中頑強拚搏。阻力越大，個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屬於英雄豪傑一類的人才。缺點是易於冒進，驕傲於個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權欲重，有野心，喜歡爭功而不能忍。他們有獨擋一麵的才能，也能靈活機動地完成使命，是難得的將才。對此種人要注意把握他們的思想和情緒，這可能是他們有無變化的信號。三國時的魏延就屬這類人才。
二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氣有勇決，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此種人有勇力，又暴躁，兩個拳頭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強魯莽，但為人很講義氣，敢為朋友兩助插刀，屬性情中人。他們的優點是為人單純，沒有多少回腸彎曲的心機，敢說敢做敢當，有臨危不懼的勇氣，對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聽計從，忠心耿耿，赤膽忠誠，絕不出賣朋友。缺點是對人不對事，服人不服法，任憑性情做事。隻要是自己的朋友，於己有恩，不管他犯了什麼錯誤，都盲目地給予幫助。也因其魯莽，往往會突如其來似地壞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個名傳後世的急躁人，他命兒子抄詩，兒子抄錯了一個字，他邊罵邊喊邊叫人取棍子來打兒子，棍子還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兒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長，這類人的性情正在變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強，演變成敢拚敢闖的開拓型人才。又由於義氣成分的減少，個人意識的增強，加上社會提供給個人創業條件的豐富，現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減少。為朋友兩助插刀的表現也有許多變化，少了義薄雲天、慷慨激昂的刀劍影氣。
三是固執之人：
“強楷堅勁，失在專固，可以持正，難以附眾。”
此種人立場堅定，直言敢說，也有智謀，可以信賴；行得端，走得正，為人非常正統，不論在思想、道德、飲食、衣著上都落後於社會潮流，有保守的傾向；也比較謹慎，該冒險時不敢冒險；過於固執，死抱住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不肯向對方低頭。不擅長應變之術。
這種人是絕好的內當家，敢於死諫的忠直大臣；如光緒元年的吏部主事吳可讀，因慈禧太後不顧舊製，執意由四歲的光緒同輩繼位，吳可讀知慈禧不會納諫，竟飲鴆自盡，以死相諫。
四是寵闊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