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的科學研究
博物館性質、任務和發展方向的研究
新中國建立後的十七年（一九五○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博物館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博物館的性質、任務和發展方向的研究。博物館作為一種社會文化事業，其基本功能在於既反映社會，又服務於社會。四十年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舊中國無法比擬的偉大成就，但也曾經出現過起伏和嚴重曲折，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下，才開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上迅速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博物館如何反映社會？又如何服務於社會？這就成為需要不斷研究和探索的問題。關於這方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重點：
一、貫徹“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方針，改造原有博物館，籌建新的博物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的文化建設進入了嶄新的曆史時期。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為指導思想，改造原有的博物館和籌建新的博物館。
這一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思想，引起了人們思想和文化觀念的革命性的變革，也指導和推動著對原有博物館的改造和新博物館的建設。
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在上海《大公報》發表了《過去圖書館、博物館和考古工作的檢討》一文，文章認為舊中國的圖書館、博物館、考古工作大都滲透半殖民地及買辦階級的色彩，逃不出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一切工作都是因襲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不適合於中國的實際情況。並列舉過去的種種弊端，加以分析和批判。向達的文章反映了當時博物館界的先進看法，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在博物館的改造和建設中，博物館應該如何反映社會？服務於社會？應該有怎樣的性質、任務和發展方向？應該主要為誰服務？怎樣服務？這一係列的基本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就成了研究的中心課題。
當時在改造原有博物館的工作中，其重點是故宮博物院和國立北京曆史博物館，新籌建的博物館首先是中央革命博物館。
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故宮博物院已開始製定新的業務方針，這就是“要利用文物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啟發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並達到協助國家建設事業為工作之目標。因此，全部陳列室重新布置，不事炫奇尚異，而以教育為宗旨。陳列室之改革分新辟、改善、撤收三類，並盡量增加各種說明，改用通俗語體，以使人民易於了解。”一九六三年九月經進一步研究，確定故宮的性質為“藝術性博物館”。整頓改革的方針是“在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以普及為主的方針下，首先進行中國藝術陳列，逐步創造條件進行國外藝術陳列。”隨後確立了宮廷建築、宮廷史跡和古代藝術兩大陳列體係。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國曆史博物館《原始社會陳列》公開展出。這是第一次試圖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組織中國曆史陳列。三月，確定該館的陳列方針為：中國通史陳列應以科學的曆史觀點和方法，將中國曆史按年代、事件、人物布置陳列。另外，設立物質文化專題陳列室，對生產工具、建築、科學發明等發展過程予以係統陳列，並將考古材料作科學的陳列。同時，第一次明確提出，“陳列中應貫徹科學性、思想性、藝術性的陳列工作基本原則”。以後該館陸續組成夏商周、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等陳列。一九五八年組成了隋唐五代和近代史的陳列。宋、元、明、清的陳列尚未完成。
一九五○年三月，國立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一九五一年舉辦了以中共黨史為內容的“七一”展覽，在接待內部參觀的同時，邊開放邊修改。經過不斷地研究和修改，到一九五六年已初步組成“黨史陳列”。一九五七年九月，文化部初步提出該館方針為：由中共黨史陳列體係擴大為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整的中國革命史陳列體係為發展方向，上報中央請示。十月十八日，鄧小平總書記批示“擬予同意”。周恩來總理除同意鄧小平意見外，補充指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料收集差不多的時候，應即著手組織收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史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史料可以緩一步。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六月，將黨史陳列體係修改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體係。”
這一時期，各地博物館也進行了改造和整頓。各館根據藏品的特點和所處地區的需要及環境的條件，明確了性質、任務和發展方向。前中央博物院，確定為曆史和藝術性博物館，改名為南京博物院。沈陽東北博物館也確定為曆史和藝術性博物館，曆史方麵以東北地區曆史為主。沈陽故宮博物院確定為清初（入關前）宮廷史跡的博物館。天津原北疆博物院改為天津自然博物館。大連前資源館確定為大連資源博物館。旅順博物館確定為曆史性博物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