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臉觀無風景處
悟經秘告
但凡謂之人者，請取出良心來辦事，金銀不如性命顏麵要緊，隻此兩句粗俗之語，能行，諸凡保己身協當也，若不能此，便批示千百言錦繡文章，又有何益?
——引自曾國藩《悟經》之五十曾國藩的定悟變言：“側臉觀無風景處”人活於世，講求保麵，尤其是男子丈夫。因而更當懂得當退則退，再謀良策的道理。這其中的“迅”字，便有其一定的講求。一味敗退，勢必造成敵高的乘虛而入。曾國藩為儒將，也是軍事家，他認為，較量會有勝負，如若伴進實退，明進暗退，則便可情怨退身，保全自己。
悟經一：進退的步伐
——明進暗退，悄然隱身。以他人之勢，全自己之事，且不露破綻，這便是曾國藩的進退步伐。
曾國藩對進退之道別有體悟。他說：身當時任，首先應是造就自己進取的資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種堅忍和執著，用知識和學問來武裝自己的心靈。
○定悟實戰：看好貓頭鷹閉著的那隻眼
曾國藩平生愛好學習，從少年至老年期，沒有一天不讀書。他所受書籍的影響，是非常的巨大而且深厚。他所說的：“心靈不牽執於物，隨遇而安，不為以後的事操心，專心過好現在，對於已經過去的事不長依戀。”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處世之道，而曾國藩竟然能在讀《易經》時體會出來。曾國藩受書籍的影響，實在是非常的深。
對於人生的進退，最易成兩種錯誤的行為，一是盲人騎瞎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棄的沉淪。曾國藩雖善於忍讓，但也有不願退卻的時候，如拒交關防一事，則看出他也有爭的一麵。
曾國藩為軟差大臣鎮壓撚軍，當時劉秉璋作為輔佐軍事的襄辦之官，獻防守運河之策，於是清軍在河岸修起長牆，阻止撚軍馬隊渡過，試圖把他們圍在一個角落裏聚而殲之。李鴻章在江督行署，力爭不可，親自給劉秉璋寫信說：“古代有萬裏長城，現在有萬裏長牆，秦始皇沒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後遇到公等為知音。”顯然帶有嘲諷的味道。劉秉璋率萬人渡運河，接到李鴻章的公文，說糧餉缺乏之能夠增兵。李鴻章事事進行幹涉，大多像此類事情一樣。並且時常上報情況，條陳軍務，曾國藩很不滿意李的這種做法。等到時間長久，軍無戰功，清政府讓李鴻章接替為統帥，曾國藩感覺慚愧，不忍心離去，自己請求留在軍營中繼續效力。李鴻章接任後，急忙派人到曾國藩駐所領取欽差大臣的“關防”。曾國藩說：“關防”，是重要的東西；將帥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著要拿去，弄沒了怎麼辦?況且我還留在這裏。”李鴻章派客人百般勸說，讓他回到兩江總督之任上，曾國藩也沒有答應。有人給李出主意，並調停說乾隆時西征的軍隊用大學士為管糧草的官，地位也與欽差大臣相等。曾國藩故意裝作不懂，說：“說的是什麼?”劉秉璋說：“現在您回到兩江總督之任，就是大學士管糧草的官職呀。”李鴻章又私下告訴他說：“以公的聲望，雖違旨不行，不是可以的。但九帥之軍隊屢屢失利，難道不懼怕朝廷的譴責嗎?”曾國藩於歸，從此絕口不談剿撚的事。李鴻章接替為統帥，也沒有改變曾國藩扼製運河而防守的策略。後來，大功告成，李鴻章上疏請求給從前的領兵大臣加恩，曾國藩僅僅得到了一個“世襲輕車都尉”，因此大為惱怒，對江寧知府塗朗軒說：“他日李鴻章到來，我當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國藩在此理進退關係問題上，則是該進時進，當退時退。在曾國藩啟程不得已赴兩江總督任之時，途中觀者如堵，家家香燭、爆竹拜送，滿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關。申刻行船時，遂將郭嵩燾所纂《湘陰縣誌》閱讀一遍，以抑止自己複雜的心情。睡後，則不甚成寐。“念本日送者之眾，人情之厚，舟輯儀從之盛，如好花盛開，過於爛漫，凋謝之期恐即相隨而至，不勝惴粟。”後三天，他每日隻看《湘陰縣誌》，並將此誌寄還。從第四天開始上半日處理文件，見見客，下半日與晚上便開始抓緊時間讀《國語》、《古文觀止》。午了他經營多年的江寧，離開自己血肪相承的胞弟，悵悵如有所失，內心十分不安，隻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愛的書籍中得到安慰與休憩。同治八年(1869)一月九日，曾國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諭，所奏報銷折奉旨“著照所請”，隻在戶部備案，毋須核議。這等於說，一些人原抓住曾國藩軍費開銷巨大，要審計查帳，現在一紙聖旨就將此事一筆勾銷，不再查他的帳了。曾國藩為此大受鼓舞，認為這是清政府對他的特別信任，空前恩典。諭旨使他“感激次骨，較之骨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因而便又有點心回意轉，雖慮“久宦不休，將來恐難善始善終”，但不再要求辭職了。此時，雖然眼蒙殊甚，可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但看書的勁頭更足了，轎中、宿店的旅途之中，竟將《戰國策》、《左傳》反複閱讀，他似乎要在陛見皇太後、皇上之時，陳述自己的中興大業之策劃了。
進就要有爭。無獨有偶，曾國藩的得意弟子李鴻章為了自己的“進”，則更頗有心計。當然他爭的是有利於自己“進”的人才。
○定悟實戰：從政之謀與征戰之智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之後日見拖遝萎靡，人才日見寥落。自從康熙、雍正廣興文字獄以後，那些讀書人士早已然若寒蟬，宛如驚弓之鳥。除了朝夕孜孜以讀四書五經等應試人股文以外，就是吟風弄月，對現實中的淒風苦雨、水深火熱不敢有半點微詞。《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聲名僅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日‘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光以來，世風柔靡，實本於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質直，即不容。有無名於賦一剪梅說：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廉恭。其三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源俄，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雲：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溢文忠，也文恭。”
這裏所說的曹文正公即曹振鏡，是道光一朝最得寵的宰相。曹振銷的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昏暗柔靡，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虛偽，奉迎附和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
曾國藩誕生於嘉慶十六年，那正是十九世紀的開始，而大清王朝的國勢，則剛剛由乾隆時代的高峰走上了下坡路。那個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弘曆，除了窮兵繳武、發動多次不必要的邊疆戰爭，耗財無數之外，晚年更是遊宴無度、怠於政事，權臣和正瑁申,乘弘曆年老衰邁，竊權專擅，政治徹底腐敗。
當時天災亦甚為嚴重，民不聊生。道光年間黃河下遊時常決口，河南一帶饑民極多，此外淮水變亂常生，南北運河時常出酒，兩岸堤牆塌卸，民無寧日。加上貪官汙吏的侵吞迫害與橫征暴斂，逼得百姓紛紛造反。在曾國藩出生前後的二、三十年間，各地民變迭起，同時，帝國主義列強開始對華侵略，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等等戰爭連續發生，內憂外患，使得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曾國藩就處於這個一個時代，一個政治黑暗、軍隊腐敗、社會不安、天災流行、內亂外患交相逼迫的時代。但曾國藩的仕途卻是一帆風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正應了“亂世出英雄”之說。他做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朝廷命官，其言行一是為了追求功名，光宗耀祖，一是為了報效皇恩，維護其既有的統治地位。他的思想言行自有其階級局限性，但他的為官之術與為人之道還是頗值得後人深思借鑒的。
曾國藩仕途上的順利發展幾乎可以用“平步青雲”來形容。他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中進土，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七年即超鍋內閣學土兼禮部侍郎銜，又過兩年又升授禮部有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遺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十年七遷，連升十級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於深山，出身農門的曾國藩來說堪稱“朝為田舍郎，喜登天子堂”。升遷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在升任內閣學土時寫信對他的祖父說：“六月初二日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傳郎銜，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擺不次。”又不無自得地對他的弟弟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年中進士十年而得內閣學土者，惟王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以及餘三人”。在他給朋友的信中，他說得更坦白：“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中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什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
曾國藩升騰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個人勤奮於煉，在士林中有一定聲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而後一條尤為重要。
這一時期，曾國藩在學術問題上除了向唐鑒、倭仁、劉傳瑩等人請教外，還經常與吳延棟、邵錢辰、何桂珍等人進行討論。這些人多為治理學者，雄劉傳瑩詔湘辰治漢學，劉屬古文經學派，邵為今文經學派，他們在京師都頗有名氣。所以，他自己也說“在京頗著清望”。這也是他得以迅速發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沒有穆彰阿的援引，無論他多麼勤奮好學、聰明能幹，要在十年內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頗為洞悉內情的王罔運就堅持認為，曾國藩的迅速發跡，主要得力於穆彰阿的扶持。
穆彰阿，字鶴肪，滿州鑲藍旗人，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鴉片戰爭時的投降派。後來有人評論穆彰阿說：“在位三十年，亦愛才，亦不貪，惟性巧佞，以欺惆蒙敝為務”，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來即實行中央集權製，但皇帝個人專製程度並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請朝，丞相有相當一部分權力。自宋以下，相權漸創、君權日重。及至清代，事無大小皆由皇帝專決，相權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帝嗣位後，“尤慮大權窮落，必擇謹善之上佑治。故一時才臣半遭廢斥”，而惟與曹、穆“有水乳之合”。
曹振鎮“性模棱，終身無所啟沃，入對但頌而亡。又最忌土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擠之使法”。曹振鎮死後，穆彰阿繼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轍。他最善於窺側道光皇帝的意向，進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黨同伐異，無所不用其極。鴉片戰爭時他打擊抵抗派陷害林則徐，極力慫恿道光皇帝對英妥協投降，就是施展這種手法。
穆彰阿‘咱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幾複試，殿試、朝考、教飛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待。國史、玉謀、實錄堵館，皆為總裁”。多年來，他利用衡文大權，網羅黨羽，培”、增親信，遂致“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相傳羅博衍與何桂清、張布同年中進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張、何皆附於穆，而羅不肯。庶吉士散館三人一起考上，羅又不去拜見穆。“次日忽傳旨，羅停衍年紀太輕，不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實，當年羅十九歲，張十八歲，何桂清隻有十七歲，張、何二人的歲數都比羅忄享衍小。
據說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僅羅停衍“一人而已”。對於這次罕見的更動，時人皆認為係“穆所為，”並有“其權回天”之感慨。
曾國藩的機遇與張帶相類似，隻是時間稍後，機會也來得晚些，曾國藩戊戌年會考中，正總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選有師生之誼，時有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又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與賞識，處處受到關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譽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似乎成為曾飛黃騰達的起點。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則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要員。前後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一些移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曾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回：“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見仆某偷之日：“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辰八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是曆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日：“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曾國藩“馬？？向用矣”。
曾國藩對穆彰阿也十分感激。穆彰阿罷黜後，曾國藩每過穆宅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後，曾國藩赴極直隸總督赴天津辦理教案，恐自己再無機會進京，又專門寫信令其子曾紀澤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兒子穆薩廉致意。
道光三十年，鹹豐皇帝對穆彰阿的懲處，曾雖受穆的知遇，但因政見不同，不算穆黨，絲毫沒有受到牽連，但卻使他失去一個有力的後台，從此以後，每遇到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皇帝身邊也很少為他說話，辦起事情來也就很難再象以前那樣順利。整個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他時冷時熱，忽信忽疑，久久不願把地方督擾大權交到他手裏，致使曾國藩在政治上事事刺手，處處碰壁，可能與此有關。
當曾國藩供職京都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在他的家書中，常可以看出他對時務的關心，北京在當時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一切所見所聞，自然要比旁省尤其是湘鄉山區要多得多。
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都已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準備下的學問拿出來應用。後來，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得勝，令洪、楊一般人都頗為驚異。其實，隻要知道他十多年來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心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以知道曾國藩的成功，不是僥幸得來的了。
當時掌理全國庶政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清代的政清利弊、官場風習、山J！！形勢、民生疾苦與武備良蔬。曾國藩這時已由內閣學上升為禮部有恃郎署兵部左侍郎，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說：“今日所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者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接著他提出激勵振作之法，“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有這一道奏流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人才之所以消沉泊沒，有其透澈的認識，而對於人才之培養，更有其獨到之看法。
其餘各疏，如《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對於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問題，也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時的時弊，都有全麵深入的了解。在這些奏流之中，最具重要性的，還是他在鹹豐元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流，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的精神以及他敢為敢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手亂事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因為此流的重要性如此之大，所以我們有必要加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