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永遠不死
悟經秘告
當日一時之見孟是，凡事不可固執，今見眾論，來外遠他們，反生疑畏之論。我自當另有所見，若不過如此謹慎些，可以不必也。誠一日不死，便有所爭，勢也。
——引自曾國藩《悟經》之一六曾國藩的感悟誠言：“內心不死，求生才有底氣”人活於世，勢在爭氣，即所謂“人爭一口氣”。有許多人皆因缺乏誌氣，而一事無成。曾國藩特別注重“堅挺其誌”，反複向其弟子們解說其說。他說：“認誌帥人，必成大事；以心養身，終為聖人。”他的這一感悟之言以作為家訓遺留至今。
悟經一：“倔強”之氣
——人人都有好勝之心，因為都有血氣。一旦衝撞，有人立即軟如一塊軟麵，望天歎然。曾國藩的信條是：“男兒自立必有倔強之氣”。
曾國藩雖是一介文弱書生，身材精瘦，一對三角眼，看起來也不十分精神。但他性格倔強，意誌堅強，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兄弟皆秉承母體甚多”。曾的母親江氏，性格倔強，不像他的丈夫曾竹亭，竹亭公在其父星岡公的聲色俱厲之下，往往“起敬起孝，屏氣扶牆，躊躇徐進愉色如初”，性格是相當儒弱的。對於長募，曾國藩最佩服的是岡公和自己的母親。兩位長輩剛強的性格，堅強的意誌給他以很大影響。在曾獲高這的仍然認為自己實不如祖父。他說：“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鹹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指星岡公)遠甚。”他甚至為祖父深深委屈，認為：“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
曾國藩曾經豪邁地說過：“故男兒自立，必有倔強之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感悟實戰：霸氣、霸心缺一不可
從曾國藩的詩文和軍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誌堅強，並非懦弱之輩。他的詩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壯語，雄奇這氣溢於筆端，堅強的性格躍然紙上，如他30多歲做京官時作的一首詩：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
湖上二月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
竟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鏟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吻草綠滿蓬瀛。
就是這寫字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曾氏在性格特點。他不喜歡纖弱陰柔的字，而喜歡強勁陽剛的字。他說：“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字體硬而瘦，正是陽剛風格的一種表現，俗話說：“字如其人。寫字雖是小事，卻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有些善於識才的人權憑一個人的字，就可看出一個大概。
鹹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8年5月26日)，曾國藩在連上4篇奏折，備受皇上嘉許之後，又上《敬吳聖德三端，預防流醉疏》，這是一篇那個時代的錚錚直言，擲地有聲的好文章。文章在對鹹豐帝歌功頌德一番之後，十分尖銳地指出了鹹豐帝可能出現的自矜才智、拒諫飾非的卑劣心態，以及朝廷可能麵臨的嚴峻政治形勢。在“伴君如伴虎”的時代，上這捋虎須的奏折，實在是耿直得可以，堅強的可以。這篇奏折被以“求言”裝飾門麵的鹹豐帝被覽後，龍顏震怒”“率其折於地”，並且“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師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說：“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鹹豐帝才稍稍息怒。
在軍事上，與太平天國作戰的初期，屢戰屢敗，多次瀕臨絕境，用曾氏自己的話語是“屢敗屢戰”，他以其堅強的意誌，頑強的作風，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險灘，頑繰地纏住對手不放，最後竟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蔡鍔說，曾國藩“出身詞林，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而其所供之役，所畢之功，比之古今名將，毫不遜色”，做到了“武功燦爛，澤被海內”，毛澤東在早年也佩服曾，說：“餘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之役而完美無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曾氏以一書生帶兵，取得輝煌的成就，其剛強的性格、堅強的意誌，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耐心體味一下曾國藩的“倔強”味道：
曾國藩無時無處不在強調這內經中的明強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是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
強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給你的信也講明強二字斷不可少。但是強字必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不撓。如果對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蠻橫，等到別人用正確的道理進行駁斥，並用事情的實際後果來驗證，有時再俯首服輸，前倨後恭，這就是京師講的瞎鬧。我也並不是不要強，隻是因為見聞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輕於要強。再者，我們正處在鼎盛的時候，屬員在外，氣焰囂張，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以接近。我們如果一味強勁，不稍稍收斂抑製，那麼屬員仆從就會不鬧出大禍不止。
明強就是敢爭，當一種判斷確定後，曾國藩從不遷就他人的意見，有主見，敢鬥爭。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權的事，就頗能代表他的明強品格。
大約從鹹豐二年(1852)十二月出辦團練至鹹豐七年(1857)二月棄軍奔喪，這是曾國藩曆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他事事草創，不斷碰壁，客軍虛懸，無權無位，兵微將寡，屢遭挫敗，既無太多的事可做，也無太多的錢養土。而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來說，充任曾國藩幕僚，雖有風險承擔，卻無看得見實際利益可言。所以，所設辦事機構較少，辦事人員也不多。這一時期的軍政辦事機構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審案局、發審局(所)、情報采編所。糧餉籌辦機構主要有行營糧台、嶽州轉運局、漢口轉運局、長沙後路糧台、南昌糧台和衡州勸捐總局、樟樹鎮勸捐總局、樟樹鎮餉鹽總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這一時期的幕僚多為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降革人員和年輕有為的血性書生，如郭嵩燾、劉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蒼、程醒生籌。
鹹豐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在湖南湘鄉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父親的死耗後，哀毀悲痛之情無以自抑，“仆地欲絕”。十六日上《報丁父憂折》，不待清政府準假，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左喪。
接例軍營大員父母喪亡，應該先行奏請開缺守製，得到朝廷批準後，才能回籍奔喪。曾國藩這次卻不是這樣，他上奏的時間是二月十六日，脫離軍奔喪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顯而易見，他奔喪回籍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這種情況是少見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馬之勞，二月十十七日給曾國藩賞假三月，在籍治喪，發給治喪費四百兩，以示恩寵，並命他於假滿後仍回江西軍營。然而，曾國藩要的是兵權，是部隊，而不是虛榮。他在《謝恩折》中發牢騷說：“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自愧調度之無方，茲又遽遭大故。自職離營，方憂懼之交深，欲陳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陳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暫時不準備回江西軍營，共中有難言之隱。因而在奏折中要求開缺守製。但清政府仍然不準，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線督辦軍務，這便使他有些飄飄然、昏昏然起來，以為他與鹹豐帝抬價、講價的時機來到了。於是六月六日，曾國藩又上《曆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在這個奏折中，他和盤托出了他為什麼不願重回江西軍營、要求開缺在籍守製的理由。奏折的要點是：
按照定例軍營職位有空缺，先從在軍人員拔補。我所帶的湘軍，多是招募來的湘勇，不僅參將、遊擊、都司、過備以上無缺可補，即如把總外委也不能遞補實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數年，有的雖然保舉至二品、三品職銜，而充當哨長者，仍領哨長薪，充當隊目者，仍領隊目薪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國家正規軍照綠營廉傣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不履任之實，長此以往，湘軍弁勇，難句“長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曆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雖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權反不如提鎮。“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國家定製，各省文武升遷罷免之權，責成督撫。督撫的喜怒，關係到州縣官的榮辱進退。曾國藩輸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的打交道，文武僚餉一事，諸如地丁漕折，勸捐抽厘，地方官從中阻撓。征收漕糧，百姓以浮收為苦。漕糧大事，循例由巡撫專主其事。身為客官，專辦兵營軍事，有勸捐憂民之實，而無能加惠百姓之事，“不敢越俎代謀，縱欲出一愷切說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信。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曾國藩從幫辦湖南全省團練開始，就用木質關防，關防上所刻大字為“欽命幫辦團練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郎之關防。”鹹豐五年(1855)八月秋初缺，又換“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自出征以來，得到皇上的命令，“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因此，外界譏嘲甚多，有人譏諷說：“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有人指責說：“不應稱欽差”；有人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折奏事。歲月既久，關防屢換，往往被人“疑為偽造”。部將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對蓋有關之公文不予理會，甚者竟將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員關押，加以2侮辱。如果現在再赴江西軍營，又須改刻關防，則勢必愈難取信於人。軍營官兵立功受獎，鹹豐六年(1856)所請“實官執照”，至今未領到。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專交曾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義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蔬則勢有所不能，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曾國藩仔細觀察局勢，認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
曾國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官位，並不僅僅為個人爭地位，主要是為湘軍爭權利，爭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慣例，藩帶的兵如此之多，作戰能力又遠較八旗、綠營為強，立下的軍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撫，功賞過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總督，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又為朝廷所不某。而恰在此時，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勢，水阱師直搗九江。長江下遊方麵，自鹹豐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為兩江總督後，江南在營日有起色，正在進攻鎮江，捷報頻傳。所以清廷便決定將長江上遊戰事責成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將下遊戰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與和春的身上。認為這樣處理，定操勝算。因此，斷然拒絕了曾國藩幹預朝廷用人大政，並撤銷了他兵部侍郎的職務，將他開缺在籍守製，削除了他的兵權。同時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楊嶽斌總統外江水師，惠潮喜道喜玉麟協同調度。這樣的結果，致使江西湘軍很快陷入了渙散狀態。後來，胡林翼雖然一度派李續宜等往江西統率湘軍陸師，依然無濟於事，而且李續賓、李續宜兄弟對清政府削除曾國藩的兵極也極為不滿，心懷退誌。
毫無疑問，曾國藩被削除兵權，瓦解了湘軍的鬥誌，渙散了湘軍的士氣，弱了湘軍的戰鬥力，使江西湘軍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麵。清軍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這時太平天國的內部不發生楊韋事變等一係列大的變故，就能用兵長江上遊，重開湖北根據地。但是，鹹豐七年翼王石達開已決心出走，太平天國的軍事力量也在下降，這真是曆史的悲劇!
曾國藩被消除兵權後，盡管受到外界的譏評、嘲笑與責罵，卻獲得了全體湘軍官兵對他的同情與愛戴，使他在湘軍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軍第一員大將李續賓致書曾國藩說：一旦攻克九江後，“或則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胡公不來，續賓同敢獨行前往?雖有厚庵、楊嶽斌、彭玉麟同誌，而水陸路數不一，且不能谘商群蚰，難言之情，願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帶我出山，仍當懇帶我歸裏”。
曾國藩人員在湘鄉，然所部將領與他書劄仍往返不絕。可以說，除曾國藩外，別人指揮湘軍是難以得心應手的。如1857年春，督辦江西軍務的福興到瑞州軍營視師，湘軍諸將待以客帥之禮。因此福興回南昌後，上奏請征兵，並說“勇丁不可用”。可見“曾家軍”——湘軍，非一般督撫、將軍所能駕馭指揮的。這期間，這家鄉守製的曾國藩進入了人生的一個“反省調整期”。他和曾國華設立了家廟，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親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幾年從政、治軍的得失，並回憶起父親曾麟書的每一次教誨。
曾國藩自被削去兵權後，無時無刻不在懷念他一手創辦起來的湘軍，“江右軍事，刻不去懷。”悔恨自己辦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我內疚”。每後想到這些，“夜間終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來，愧惶撞擾，不能擺脫”。他在籍守製一共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職失權，追切期待有著朝一日，鹹豐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線，重掌湘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