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才華初露
曹禺從小就有著不少的苦悶，好像生來就是一粒苦悶的種子。他上中學時，才不過十幾歲，他的父親就對他說：“你小小的年紀，哪裏來的這麼多苦悶？”連自己的父親都不能理解兒子的內心苦悶，說來都會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從曹禺的家境來說，他從小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裏有各種傭人：拉車的、做飯的、看門的、打雜的，還有保姆等等。生活優裕得很。按理說是不該有什麼可愁的可苦悶的；但是，他偏偏卻有著許多苦悶。他對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會有那麼多苦悶，可那時我的確是苦悶的啊！”家庭生活的優裕，不但沒有給他增添歡樂，反而成為他痛苦的淵藪了。
也許有人會說，可能曹禺先天就帶有憂鬱的血質，以致從小就憂心忡忡，心懷苦惱。這自然是說不通的。盡管曹禺的父親不能理解兒子的苦悶，但要理解曹禺的苦悶，還得從曹禺的父親的苦悶談起。原來，曹禺的父親也是一個苦悶盈胸的人。
曹禺在戲劇創作上是個天才。可是，你要從他那裏去了解他的父親，了解他的家世，他卻不能給你一個詳細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說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對他父親的脾氣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卻說不清楚他父親的確切履曆，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個性。他對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經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並不是家裏人未曾對他講過萬家的家族史，而是他從不記憶這些“家庭瑣事”。他不是故意不記，而是他的大腦不儲存這些信息。因此，當人們問起他的家世時，有許多事他說不清楚，講不出個來龍去脈，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對於這種尷尬的場麵，他總是搖著頭，喟歎一番，而終於說不出一個究竟來。有時，這使來訪者格外掃興，這確是無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時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經曆，他說他六七歲或者八九歲曾隨父親到過宣化，但究竟是幾歲，他始終不能說出個究竟來。除非你調查來一些事實材料，再問他，那也許會從他的記憶庫存中又引起一些回憶，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說個明白的。要麼，他就幹脆說，這件事你去問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記憶卻十分清晰，連細節都記得十分真切具體。他念過的書，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國總統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說，他還能用英文背下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說起曹禺的家世，得虧還有幾篇資料，還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長輩萬枚子的回憶記錄，使我們對他的家族史有個粗略的了解。這對了解曹禺，特別是了解他的父親是很有幫助的。曹禺的父親，名叫萬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潛江縣人。他一輩子都夢想光宗耀祖，實現萬家祖輩代代相傳的理想。但是，他闖蕩一生，卻沒有實現祖宗的理想和願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萬家的家世，就懂得萬德尊的苦悶了。
據說，在明朝的萬曆年間，江西省南昌府九龍街石門限萬莊，有個叫萬邦的武官，因為當時天下擾攘不安，他便宦遊到今天的湖北省潛江縣定居下來。這樣，萬邦就成為萬氏的支脈在潛江的始祖了。萬邦娶妻楊氏，萬家的子孫便在這塊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長。最初的幾代沒有什麼可考的事跡。到了萬邦的八世孫萬廷琇出生，其時正是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萬家開始有些起色。嘉慶五年（１８００），廷琇的長子時敘出生，時敘字藹五，號玨田。嘉慶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廷琇恩貢，候選州判。時敘不如父親，隻做了郡稟生，後來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十一月間，時敘給一個病人看病，大概是誤診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縊身死。從萬廷琇開始了萬家的奮鬥史，那就是靠讀書而入仕途。但是，這條道總不能如意，於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孫山，依然不能振興門庭。這樣，萬家的奮鬥史就成為失敗史。
俗話說，“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私塾先生在鄉村表麵上受人尊敬，實際上卻是地位寒微，生活貧困自不待言，也為官宦財主人家所不齒，飽嚐著世態炎涼的苦澀酸辛。這樣，一代又一代苦讀而不得發跡的家族命運，使萬德尊從小就深刻地體驗著一個貧窮人家的艱難和恥辱，萬家的失敗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從小就下定決心，憑著苦讀進入仕途，光宗耀祖，振興家業。在鄉裏，德尊有“神童之譽”。天資聰穎，又很用功，１５歲便考中秀才，一時傳為佳話。稍後，便毅然離開家鄉，到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求學。德尊一麵刻苦攻讀，一麵養家餬口。書院每月發四兩銀子的津貼，他省出一半來寄給父親，接濟家用。他常說他是“窶人之子”，“窶人”是湖北潛江土話，就是窮人。他是多麼想擺脫“窶人”的命運啊！
貧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尋一條發跡的道路。那時，可走的路有兩條：一條是讀書應試的科舉道路。這條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過了，這是一條風波險惡而希望渺茫的路。到頭來都碰了壁，還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條是靠親友的介紹去當學徒，去經商，去做幕友。但是，萬家沒有得力親朋故舊可攀。這條路實際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留學外國之風也開始興起。留學外國似乎是一條新路，但這是一條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這樣的機遇擺在德尊麵前了。麵對這樣一個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禍的機會，使他躊躇起來。在那時的人們看來，出國學洋務是很不光彩的。隻有走投無路的人才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洋人，是一條歪門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個人走什麼道路，有時並不是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的。當德尊看到科舉道路的渺茫，經商又無門徑的時候，他以為學洋務也許是個機會，能夠實現夙願。於是，便下定決心到國外去闖蕩一番，去爭得一個好前程。好在還有他的舅舅與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氣。
光緒十年（１９０４）六月，萬德尊以清國官費留學生的身份抵達日本東京。先入日本振武學校就讀，畢業後又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這所陸軍學校是很有些名氣的，在日本也算是較老的軍官學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國同學有後來成為軍閥的閻錫山，還有黃國梁等。魯迅是光緒八年（１９０２年）東渡日本留學的，魯迅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於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萬德尊也是在這種“又要維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萬德尊於１９０９年初學成回國。回國後，便被委以軍職。不過，他沒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據說，當時直隸總督端方對德尊頗為器重，任命他為直隸衛隊的標統。標統，按現在的軍職來說，相當一個團長。從萬家的家譜來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終於躋身於官僚行列之中，較之當私塾先生不知要強了多少倍。按說，他該心滿意足了吧？不，他總覺得他不該當武官，也許他就不該去習武。他那文人的習性改不過來，他喜歡舞文弄墨。因之，他當了標統不但未能使他如願以償，反而常有懷才不遇之感，在內心深處交織著苦惱和憂鬱。
萬德尊當官的年代，正是滿清政府麵臨覆滅的前夜。種種腐敗相已暴露無遺。１９０９年１月，清改年號為宣統。載灃玩弄假立憲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谘議局，以維持垂死的封建統治，鎮壓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日益加緊掠奪侵吞，清政府媚外賣國，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兩湖一帶發生旱災水災，米價飛漲，餓殍遍野，不斷發生搶米抗捐風潮，隻１９０９年全國各地群眾反抗鬥爭就達１３０多起。直到１９１１年初，全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先有震驚全國的廣州起義，繼有全國的保路風潮，而終於１０月１０日爆發了辛亥革命。在這次民主革命的大動蕩中，萬德尊並沒有被革命趕下台，當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得大總統的職位後，他也隨之成為中華民國的武將，而且不久，還被授於陸軍中將的軍銜，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鎮守使，相當一個師長。
民國之後，萬德尊之所以能夠不斷升遷，頗得力於黎元洪的提攜。黎元洪當大總統時，他還做過黎元洪的秘書。但好景不長，隨著黎元洪的下野，他也隻好棄官避居天津，從此賦閑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國初年軍閥混亂的年代，各派軍閥猶如走馬燈一樣，輪番上台表演，成者為王敗則為寇。因此，有的軍閥鋌而走險青雲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馬來。萬德尊不走運，他被混戰擠軋出來，便再無心去掙紮了。其實，他並不是沒有機會，沒有可攀的關係，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閻錫山就曾邀請他出來，但是，他不願再幹了。他沒有再出去做事，也許他厭倦了軍閥混戰的亂世，也許他覺得自己不是那種人，就像他的老同學閻錫山那樣盤踞一方成為軍閥，他不願去冒那種風險。曹禺說：“我父親做官不得意，他說他做了一輩子官是做錯了，堅決反對我去做官。雖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從來沒有打過仗，他不是那種秉性黷武之徒。”相反，曹禺說：“在我的記憶裏，他又有些軟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筆，能作詩也能寫對聯。有時又滿腹牢騷，像一個懷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這一方麵的性格，後來影響我在《北京人》裏所寫的幾個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他在天津當起寓公，抽上鴉片，那種沒落文人的習性倒使他苦悶異常，那光宗耀祖的願望也化為泡影了，他被打敗了。不是萬德尊一個人，而是像他那樣的一批人為曆史所淘汰了。他有時不甘心，可他又不願像有些軍閥那樣在亂世中去投機，去冒險，加之，他沒有冒險家的膽量，這就不能不使他內心常有一種莫名的煩惱和苦悶。他才４０歲，就覺得老之將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幾個朋友一起飲酒賦詩，或躺在煙燈前麵，在煙霧繚繞中麻醉著自己。他發脾氣，罵大街，摔東西，打下人。似乎什麼他都看不順眼，他內心苦悶極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悶又給他的家庭帶來多麼沉悶而抑壓的空氣。曹禺是這樣回憶他的父親和家庭的：盡管我的父親很喜歡我，但我不喜歡我的家。這個家庭的氣氛是十分沉悶的，很別扭。我父親畢竟是個軍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氣很壞。有一段時間我很怕他。他對我哥哥很凶很凶，動不動就發火。我總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飯，他常常在飯桌上就訓斥起子弟來。
我父親這個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龍”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來。哥哥３０多歲就死去了，到現在我還不大明了他。他們父子兩個人仇恨很深很深。父親總是挑剔他。其實，我們都是一個父親，隻不過不同母罷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親。家中空氣是非常不調和的。我父親４０歲就賦閑了。從早到晚，父親和母親在一起抽鴉片煙。到我上了中學，每天早晨去學校，下午四點回家時，父親和母親還在睡覺，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裏，整個樓房沒有一點動靜。其實家裏人並不少，一個廚師，一個幫廚，一個拉洋車的，還有傭人和保姆。但是，整個家沉靜得像墳墓，十分可怕。我還記得，我的父親常常在吃飯時罵廚師。有時，他一看菜不滿意就把廚師喊來罵一通。有時，也不曉得為什麼要罵人。我母親說他，他就更抑製不住，大發脾氣。真是個沉悶的家庭啊！每當曹禺向別人談起他的父親、他的家庭，都是這樣說的。一個如此沉悶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麼能指望曹禺有一個心情歡悅的童年生活呢？
萬德尊確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賦閑在家，經常約些朋友一起飲酒賦詩。他結識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閑人。曹禺曾對我說：“當時和我父親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爺（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還有一位叫饒漢祥。還有一位方先生，我稱他叫大方先生，曾做過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的老師，揚州人。他專門搜集各種古代錢幣，把它圍在腰中。他還教過我幾天書。他幹涉我家的事，鼓動我大哥逃走。”這裏說的周七爺，他家是天津一個著名的封建買辦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學熙，１９１２年在袁世凱的政府裏做過財政總長，曾經參加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借款２５００萬鎊的賣國借款合同，但沒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學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凱的勢力進行工業投資，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個以周學熙為首的工業財團，如唐山的開灤煤礦、啟新水泥廠、耀華玻璃廠，直到天津的華新、中天等廠，都屬於這個官僚買辦財團的控製範圍。萬德尊因為和周七爺的過往關係，也把自己的錢存到這個財團的銀行裏，因此曹禺從小也有許多機會接觸和觀察周家這個官僚買辦家庭的生活，了解這個大家族的許多人和事，甚至熟悉這個財團的興衰榮枯的變遷。曹禺說：“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們家去過。周家的擺設很氣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內。周七爺和我父親詩文唱和，喝酒。這個人非常之可愛，但我沒寫過他，現在要寫他都可以寫出來。他一邊騎驢一麵做詩，有時還騎到北京去。我父親死後，隻有母親一個人。還有一個周九爺，他那時對我家裏幫助不少，我家才能過下去。”
萬德尊把平時寫的詩文和對聯都彙集在一個冊子裏，並給它起名曰《雜貨鋪》。曹禺說：“最可惜的是，我父親的《雜貨鋪》丟失了。有十幾本，他起這麼個名字，說明他頗有些幽默感的。他的詩詞寫得很好。父親不做事了，就靠利息和房租收入，我們有兩所樓房，就前後緊挨著，把靠街的一所出租給別人，房租收入是主要的。《雜貨鋪》裏有他的東西，也有別人的東西，如大方先生，就是個才子，是個名士派。這個人很有意思，身體很結實，冬天很冷，可他家裏從不生火。他教我念書時，念他自己寫的《項羽論》。他是經常在我家吃飯的。《雜貨鋪》裏也有周七爺的東西。可惜再也找不到這個《雜貨鋪》了。我大學畢業時已經知道它的價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從這個《雜貨鋪》可以看到我父親的思想。”萬德尊並不是個完全守舊的人。平時，他還訂閱《東方雜誌》等報刊看。他對列寧十分佩服。他曾對曹禺說過：“列寧了不起，是個巨人，是個偉大的人物。”帝俄很窮，政治腐敗，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又振興起來，這點，頗使德尊感慨萬分。舊中國的腐朽的現實也常使他痛心。但當曹禺向他透露對舊社會的不滿情緒時，他們就又談不攏了。他總是叮囑曹禺：“憑著良心去做事！”不讚成曹禺陷入混濁的世事中去。他可能以為自己在亂世中不得意，就不願意兒子再從中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