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012年中國都市化進程的焦點、界點與對策
特稿
作者：耿波 餘茜
摘 要：都市化進程是對城市實踐的動態描述，在學術研究相對滯後的前提下，動態觀察亟需在場，從“節點事件”到“焦點問題”再到“界點特征”，是對都市化進程動態觀察的三個遞進層次。2012年中國都市化進程凸顯八大“焦點問題”。2012年，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年度“界點特征”，體現為“建設新型城鎮化”決策的提出，使得本年度中國城市發展發生了“國家導向型城市”模式對“社會導向型城市”模式的截斷。“截斷”的真正含義是兩種城市模式的“逆勢相合”，即“國家導向型城市”表麵上截斷了“社會導向型城市”的自然發展，但兩者以“自下而上”的城市建設為契合點，實現了協同合作，這也是對中國古典城市“他治”與“自治”協作傳統的繼承。明確當代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的過渡性、複雜性與“中國特色”，是未來中國城市建設的首要問題。
關鍵詞：焦點問題；界點特征；城市發展模式；逆勢相合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3）-07-04（8）
都市化進程已成為世界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在中國，都市化進程正成為推動國家奮進與民族崛起的主體力量。在此前提下，都市化進程必然地成為了當前中國學術研究的重心。然而，中國都市化進程研究卻麵臨諸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學術研究的滯後思維與都市化動態發展之間的矛盾。都市化進程本身即是對城市發展實踐曆程的動態描述，現場性、前沿性與多元性是都市化進程的主要特征，而當前都市學術研究的話語邏輯，則傾向於對研究對象的滯後把握，以此尋求學術研究的客觀性，這造成了主流學術在當代中國都市化進程中的失語，同時也使得都市化進程在實踐上缺乏話語引導。
在學術把握滯後的情況下，對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動態觀照亟需在場。都市化進程的動態觀照，意在通過對都市化實踐的現時跟蹤、長時分析，呈現中國都市發展在單位時間中的焦點問題，並在當代城市發展的整體背景下，確認中國都市發展模式創新的界點特征。而實現對都市化進程“焦點問題”的把握，又建立在對單位時間內都市化“節點事件”，即引發極大輿論關注並包含內在都市化發展邏輯的標誌性事件的深度分析上。這樣，以都市化進程中的“節點事件”為基礎，從“節點”到“焦點”再到“界點”，由“現象俯瞰”到“趨勢把握”再到城市發展模式的“深度研判”，層層深入，都市化進程的動態觀照在凸顯其動態性與現場性的前提下，保證了觀照的客觀性，成為具有合理內涵的研究方法。
2012年，中國都市化進程發展凸顯八大焦點問題，其界點特征則體現為本年度中國城市出現了“國家導向型城市”與“社會導向型城市”兩種發展模式的逆勢相合。
1 2012年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八大焦點問題
1.1 城市“非一線地帶”缺乏針對性調控政策
焦點之一：城市政策調控傳統上過於集中在城市化程度發達的“一線城市”，“建設新型城鎮化”的國家決策又將政策調控引向農村向城市過渡的城市化邊緣帶，造成中國城市發展中的“非一線地帶”缺乏針對性政策，成為中國城市發展政策調控的“擠壓帶”，城市問題日益凸顯。
節點事件：“‘建設新型城鎮化決策’提出” 。
分析：城市政策調控是中國都市化發展的主體動力。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在區域發展中的聚集效應越來越明顯，區域“一線城市”與城市“一線領域”成為政策調控的重點。2012年，“建設新型城鎮化”國家決策的提出，又將城市政策調控的重點投向了農村向城市過渡的城市化邊緣帶，這使得覆被廣闊、其實是中國都市化進程主體的“非一線地帶”（即大量的市、縣級城市）缺乏針對性政策，成為政策調控的“擠壓帶”。
1.2 城市用地模式改變為城鄉平衡發展提供了可能
焦點之二：“建設新型城鎮化”推行改變了城市用地的傳統模式，農民土地確權與盈利模式的改變使“土地”從單純的生產資料變成了農村抗衡城市化擴張的資本力量，也為當代中國城市化建設真正實現城鄉平衡發展提供了可能。
節點事件：“‘建設新型城鎮化決策’提出”；“201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
分析：2012年，“建設新型城鎮化決策”的提出是中國都市化進程的頭等大事，這為中國城市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但也引發了對城市新一輪無序擴張的憂慮。2012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明確提出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限製或者強製農民流轉承包土地。同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分組審議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據悉，本次修改刪除了現行法第47條中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以及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的內容。2012年底的兩大政策動向，前者促進了農民土地確權，後者為農民提升土地盈利主動權提供了保障，扭轉了前此城鄉二元結構中“土地”被廉價侵吞、城市借此無序擴展的傳統，使“土地”真正有可能成為農村與農民抵製城市侵吞，確立城鄉平衡的資本利器。
1.3 敞開國門辦城市麵臨機遇與挑戰
焦點之三：世界城市建設的中心從發達工業化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中國城市發展伴隨中國崛起而進入世界城市競爭之林，敞開國門辦城市成為中國城市發展新的機遇和挑戰，城市發展如何避免全球工業化所引起的二度傷害，實現特色發展，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命題。
節點事件：“《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1-2012）》指出亞洲大都市繼續崛起，中國競爭力指數逆勢上升”。
分析：201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編撰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1-2012）》發布。報告指出，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競爭力總體上比 2009-2010 年度有所下降，其中歐美城市競爭力指數降幅遠遠大於其他地區。全球經濟格局的轉變導致世界城市格局發生變化，世界城市的重心由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向發展中國家新興城市轉移。《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1-2012）》的觀察結論，確認了中國城市的世界崛起。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競爭僅發生於國家不同區域間；中國城市邁入世界城市競爭舞台，其積極意義在於敞開國門辦城市，可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其消極性則在於，中國城市可能因此會成為西方工業化轉移其不良因素的被動載體，遭受繼此前“全盤西化”後因全球工業化產生的二度傷害。敞開國門辦城市，關鍵在於如何在全球城市競爭格局中，走出自己的特色，建設“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已成新的命題。
1.4 城市安全麵臨失控
焦點之四：城市安全正從可控向不可控局麵發展，國計民生等重大領域問題頻頻爆出，因“人禍”而引發的城市安全引發了廣泛的“安全陰謀論”與“安全消費主義”，城市安全正麵臨失去民眾信心支持、頃刻釀成巨禍的關頭。
節點事件：“湘魯豫破獲食用地溝油生產銷售團夥案件”；“白酒行業塑化劑事件”；“醫藥行業毒膠囊事件”；“環保部指出我國2/3城市達不到空氣質量新標準要求”；“消費‘末日危機’”。
分析：2012年，食品安全領域頻頻爆出特大新聞，“湘魯豫破獲食用地溝油生產銷售團夥案件”，白酒行業在“塑化劑事件”中幾乎全軍覆沒，而醫藥行業的“毒膠囊事件”更揭示出中國醫藥界的層層黑幕。其實，自新世紀以來，在媒介監督的推動下，中國城市公共安全危機的暴露已成常態，但本年度公共安全危機卻進入新的境地。與此前相比，本年度公共安全危機揭示出的“人禍”之烈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發生在人們想當然認為最不會有問題的領域，且所涉多是維持生命生存的基本要素，由此引發了社會輿論中廣泛的“安全陰謀論”，人心搖撼，誠信危殆。不僅如此，2012年，傳言“末日危機”將於本年度降臨，信以為真、誠惶誠恐者處處有之，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商家、媒體推動下的“消費‘末日危機’”居然大行其道，這似乎不宜簡單地視為人們麵對災禍時的達觀，因為為數不少的“末日危機”消費行為其實是發生在信與不信之間，暴露出因為公共安全的日益危重而導致人們的鴕鳥心態及放棄性心理。
1.5 新媒體輿論監督效應出現悖論
焦點之五：新媒體的輿論監督效應獲得官方意識形態的正麵肯定，“正當舉報”成為政府引導新媒體輿論的發展方向，但“正當舉報”同時造成了新媒體暴露力量的弱化，由此造成了新媒體輿論在“正當舉報”與“失當暴露”上的自我衝突。
節點事件：“中共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七次會議公告指出要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製，發揮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在促進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分析：2012年，中共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七次會議公告指出，要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製，發揮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在促進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積極作用，這是媒體輿論的監督作用首次獲得國家肯定，意義重大。伴隨中國社會媒介的發展，尤其是新媒體的突飛猛進，媒介監督近十年來日益活躍，其所取得的社會認同與寄望度越來越高。特別是近幾年，通過網絡爆料而被揭示出的貪腐事件呈逐年增加趨勢，在此前提下，國家給予媒介輿論監督正麵肯定，為其“正名”，是順勢而為，為更好發揮媒介輿論監督效應提供了權威支持。但伴隨對媒介輿論監督的“正名”，政府有關部門也指出，應同時加對強媒介輿論的“正當”性管理，引導媒介輿論遵循監督程序，提倡實名舉報。這是對當前媒介輿論中非理性現象的校正，不無道理，但不少觀察者指出，媒介輿論監督的動力即來自媒介匿名行為的激情，強調媒介監督的“正當舉報”勢必會弱化其暴露力量，但對媒介監督行為中的非理性如不加遏製會造成更多的“失當暴露”，損害媒介監督的公信力。因此，伴隨國家對媒介監督的“正名”，如何解決其“正當舉報”與“失當暴露”的內在衝突成了關鍵問題。
1.6 中國城市研究的重心向下在所難免
焦點之六：建設新型城鎮化的國家決策，以農村向城市轉化的城市化邊緣帶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中心地帶，體現出重心向下的決策思維，這與當前中國城市研究中關注發達城市與典型城市化問題的主流趨向有所錯位，中國城市研究的重心向下轉型在所難免。
節點事件：“‘建設新型城鎮化決策’提出”。
分析：2012年，“建設新型城鎮化”國家決策的提出，已成中國都市化進程的最重要事件。“建設新型城鎮化”國家決策將中國城市建設的焦點引向了農村向城市過渡的城市化邊緣地帶，將“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土地產業化”問題提升為中國城市化的焦點問題，體現出眼光向下的決策思維，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當前中國城市的學術研究形成了錯位。中國城市研究，以城市規劃學、城市社會學、城市公共管理學以及城市區域發展研究為主幹依托學科，在問題立場與關注角度上，體現出較多關注發達城市化與典型城市問題的趨向，自上而下的學術慣勢較為明顯，這與“建設新型城鎮化”所體現出的眼光向下決策思維並不般配，因此，在國家決策的引導下，中國城市研究的重心向下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