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住在戰敗國日本的冰心，一直時時刻刻地關心著國內形勢的變化。“在那裏，我通過在香港的朋友給我秘密地寄來幾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讀，我也偷偷地收聽解放區的廣播。”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傳到了東京。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又傳到了東京。冰心和吳文藻，還有他們的三個孩子，聚集在收音機旁，傾聽著這一來自祖國的喜訊。“1949年10月，祖國解放的消息傳來，我感到了畢生未曾有過的歡樂。”
“從這時起，他們夫婦倆和同在東京任職的謝南光、吳半農兩位進步人士，出於愛國赤誠，經常聚會交換情況，下定了回到解放了的祖國去的決心。”
1951年的秋天，美國的耶魯大學以優異的待遇邀請冰心夫婦去彼校擔任教授職務。冰心和吳文藻看準了這是一個離日返國的最好機會，於是他們立即表示應聘，“並以先到香港做些準備工作”為理由，從東京經橫濱，來到了香港，“然後冰心全家便由港秘密乘船轉到廣州。”“1951年，我們終於輾轉曲折地回到了朝氣蓬勃的祖國。”
冰心在回到了祖國以後，曾經寫文追憶過她在日本時的心情，以及她離開日本時的心境。尤其是她在橫濱碼頭，登上了輪船之後，看到的一隻漂在水上的木屐，更是引起了她的許多聯想。戰後的日本人民，處處麵臨著苦難，冰心經常看到的，是悲哀憔悴的老人和老婦，痛苦憤怒的工人和農民，憂鬱彷徨的青年和少女，他們每個人的腳上，都穿著一雙嘎達嘎達作響的木屐。每逢冰心夜晚無眠的時候，她聽著樓前走過的嘎達嘎達的木屐聲，就會同情地遐想：“苦難中的朋友！在這黑魆魆的長夜，希望在哪裏？你們這樣嘎達嘎達地往哪裏走呢？”因此，當她登上了歸國的輪船，又看到了海上漂著的一隻日本人民穿在腳上，風裏雨裏寸步不離的木屐時，雖然她歸國的決心早已下定了，雙腳已經踏上了回國的歸途，但是麵對著這隻漂浮的木屐，與日本人民的惜別之情卻又油然而生，她對著這隻木屐悄悄地自語：“我苦難中的朋友！你怎麼知道我要悄悄地離開？你又怎麼知道我心裏丟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腳下的朋友？你從岸上跳進海中，萬裏迢迢地在船邊護送著我？”
關於冰心全家在東京時準備回國的情況，她在回國以後所寫的短篇小說《回國以前》裏，也透露出了端倪。她用作品中的“我”——一個住在東京、向往祖國的女青年，和“我”的表兄、作品中的祥哥——一個熱愛祖國、具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對於“我”的父母決定從東京到美國去，並把“我”也帶到美國去上學，表示堅決的反對，而當作品中的那位“林先生”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不是去美國，而是回北京的時候，“我”才喜出望外地看著父母親笑容滿麵的麵龐。“林先生”繼而又向“我”解釋了過去未曾把真相泄露出來的原因：“不說到美國去，他們能拿到台灣的簽證嗎？能離開日本嗎？這事情你可不能說出去啊！現在你放心了吧？”那位因為“我”要去美國而不再理睬“我”和“我”的全家的祥哥，當“我”悄悄地告訴他，他們是回北京的時候，態度也發生了急驟的變化：“他就十分驚訝而又高興地看著我。他用兩隻手使勁地握住我的手，難過地說：‘你們回去了，我呢？’”“他仿佛變了一個人，衝天的怒氣沒有了，但是同時頭也垂下了，眼光也憂鬱了，我從心裏同情他！”
經過了深思熟慮，經曆了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北京的冰心，看到了她從小就如此熟悉的地方所發生的巨大的變化，內心感到非常的興奮。她說：“回到祖國，回到我最熟識熱愛的首都，我眼花繚亂了！幾年不見，她已不再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擻，容光煥發了。”那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曾經是她三十年前在學生時代，與同學們一起，排成長隊，遊行示威走過的地方；如今，那昔日的黯舊的城樓及荒涼的廣場，已經變得金碧輝煌，明光四射了。她所熟識的故宮，天壇，北海白塔，仿佛也都換成了新的模樣，在她所喜受的北京特有的藍色高空的襯托之下，顯得格外的莊嚴美麗。然而，最使她感到驚奇、新鮮的，還是首都與祖國的人民：
一踏上了我摯愛的國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廣大的工農群眾，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瘡痍初複的大地上，歡欣辛勤地勞動，知識分子們的舊友重逢，也都說：“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獨立的今天，我們要好好的改造，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地為新社會服務！”
冰心回到了北京之後，立即受到了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和愛護，周恩來總理親自在中南海接見了冰心和吳文藻。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冰心參加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之後，又於這一年的春天，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
祖國的新麵貌，和新的人，新的事，都使冰心的心中充滿了歡欣，創作的靈感如一股股清泉，奔騰流泄。她寫散文，寫小說，寫詩，歌頌北京城，歌頌天安門，歌頌人民大會堂、曆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北京車站、民族文化宮這些新建築，歌頌十三陵水庫，歌頌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歌頌改天換地的農村新麵貌，歌頌福州的工藝美術，歌頌祖國文學藝術事業的繁榮。在歌頌祖國大好河山的同時，她也歌頌著在這塊土地上勞動、建設的新人：新一代的“麵人郎”，十三陵工地上的英雄民工——小五虎，南口農場的農工，大連港務局的碼頭工人，十七八歲的蘋果臉姑娘，三門峽工地上的青年勞動者。無論從作品的題材、內容，還是從感情、筆調等等各方麵來看，冰心這一時期的作品，都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是因為時代變了，社會氣氛變了，對作家的要求也變了。
新中國的老作家冰心，她在寫作“今天”的時候，往往也與“昨天”相比較。她在歌頌她所熟悉的天安門時，就不僅寫到了天安門的今天，也寫到了天安門的昨天：“古老的天安門和‘不願作奴隸’的中國人民，是共過患難的！在它破舊荒涼的時代，它看見過蜂擁入城的帝國主義強盜，它聽見過敵軍的車馬碾過踏過的聲音。它也看見過萬千熱血的青年，舉起如林的手臂，揮舞著白浪似的紙旗，它也聽見他們發出的震天的怒吼。這巨大的聲音從天安門前迅速地蕩漾開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中國。”
她在寫到她的故鄉和出生地——福州時，也不忘記與過去的福州相比較。回到祖國之後的冰心，曾經象她在十一歲時那樣，又一次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州。當她為闊別四十四年終於再見的故鄉，而寫作散文《還鄉雜記》時，她雖然象過去一樣寫到了故鄉的大自然，寫到了它的秀美的山峰，青蔥的樹林，芬香的野花，平坦的公路，同時，她也寫到了故鄉的農民。不過這些農民的形象，不再象是她曾經在小說《還鄉》中描寫過的那些痛苦而又麻木的農民了，而是健康、歡快，正在從事著改變家鄉麵貌的創造性勞動，麵貌完全嶄新的，可敬而又可愛的新型農民了。她還寫到了故鄉的解放軍戰士，這些戰士是威武、健壯、嚴肅、活潑的新一代，他們與冰心過去曾經描寫過的那些和藹的兵丁，不重要的軍人，寫日記的軍官等等，渤海灣裏的海軍官兵，也已經有了絕對的不同。
那些寫到海外華僑的作品，她更是不忘對比今天和昨天，象短篇小說《在火車上》，她在歌頌福建農村的變化，和新社會對華僑子女的培養時，更是花了不少的筆墨，來描寫解放前福建農村的貧瘠，和海外華僑背井離鄉艱苦創業的艱難，同時也用了不少的篇幅，來描寫華僑子女在海外家中的嬌養，以及在北京學校裏的成長和進步。
然而，回到祖國以後的冰心，著筆最多的，恐怕還是她所喜愛的兒童。正如她自己在第二次文代會期間所說的：“在總的路線中，我選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願為創作兒童文學而努力。我素來喜歡小孩子，喜歡描寫快樂光明的事物，喜歡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如今在這萬象更新的新中國的環境中，舉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潑的兒童，有的是快樂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輝燦爛的遠景，我的材料和文思，應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創造正麵藝術形象，表現新型人物，讓新中國的兒童看到祖國的新生的、前進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們做一個有教養的、樂觀的、英勇剛毅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