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作者：劉愛平
韓愈說過一句話：“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意思是說，事情做好了，則誹謗由此而生；德行崇高了，則毀譽由此而來。我們又常說：“高處不勝寒”。其實，兩者顯擺的是同一個道理。因而，“饞毀”之術雖遭千夫所指，但“饞毀”之人仍然是層出不窮。這說明“饞毀於人”雖無道義，但“饞毀之術”卻也有毀城摧林的功效，不然，許多人也就不會肩擔罵名而無悔前行了。當然，有“饞毀者”就有“反饞毀者”，兩者總是在交替裏反複出現，把人搗騰得糊塗，把曆史也搗騰得繁複。不同的是，前者往往被人斥責為小人，後者卻又往往被人褒揚為君子。其實，“饞毀者”與“反饞毀者”的較量並非可以如此簡單定性的，無論前者還是後者，一般都懷惴著個人目的，陰暗的或者陰險的，否則，這兩者就不可能共同擁有一個“饞”字了。要說真有什麼差異，那便是“反饞毀者”有時可能比“饞毀者”更具智慧和勇氣，因而，一旦“反饞毀”得手，其殺傷力和破壞性將是無比慘烈和殘酷。
西漢有個不得不說的人，此公就是袁盎。他原本隻是一個門客，文帝即位時，擢升為中郎，有“無雙國士”的雅號，所以，我們不必懷疑他的才幹。他一生可謂在沉沉浮浮，大喜大悲中度過，留給後人的說辭頗豐。不過，他也是一個“反饞”高手，他有兩次表演，就堪稱為經典。
景帝即位後，袁盎的宿敵晁錯得到重用，因此，他步步被貶，直至閑賦。即使如此，他也難得淡出對手的記憶。景帝三年，以吳王劉濞為首發動了“七國之亂”，袁盎曾任過吳相，受過吳王的賄賂，晁錯便借機煽動群臣：袁盎包庇吳王，說他不會反，現在吳王造反了，應判袁盎預知反叛之罪。袁盎得知消息後，驚恐萬分，但他已削職為民，不可能有機會向景帝當麵陳情，就連夜拜見大將軍竇嬰，請求引見。竇嬰與晁錯亦是宿敵，便暗中幫忙。袁盎知道，威脅他身家性命的是人而不是事，隻有通過“反饞毀”除了那個人，事息己則安，因此見了景帝便說：不必擔憂，吳可破。景帝問有什麼良策？袁盎就說，削奪封地，是晁錯之錯，隻要斬了晁錯，吳楚七國得到了安撫，則可以兵不血刃而天下太平。袁盎此番話，正是吳王劉濞叛亂宣言中“清君側”的策略，而景帝也正因吳楚兵勢強大，心存懼怕，於是不久，便下旨將晁錯腰斬於長安東市。晁錯肯定是冤死，因為“七國之亂”並沒有因此而平息，如此，隻是讓袁盎成功地實施了一次“反饞毀術”而已。
如果袁盎的這一“反饞毀術”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絕地反擊，那麼，他的再次“反饞毀”行動則更能夠折射出他超人的智慧。袁盎權傾朝野時期，當然容不得人詆毀，但偏有一個叫趙談的宦官難得識趣，常在文帝麵前對他說三道四。袁盎很憂心，於是就有人給他出主意說，與其被動，不如主動，找一個機會與趙談公開一戰，當眾羞辱他！如此，他再巧舌如簧，皇帝也不會相信他的饞言了。袁盎覺得此計可用，便開始尋找機會。某日，漢文帝出宮，趙談照舊同車陪伴，此時的袁盎靈光一現，隻覺得機會來臨，便赴上前去，跪地而語：我聽說有資格和天子同乘一輛車的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傑，陛下怎能與一閹割之人一起乘車呢？漢文帝與宦官同乘一車，大概隻是平日裏親近的原故，聽此一說，覺得理占三分，便笑著讓趙談下車。趙談又氣又恨，但無他法，隻得哭啼著下車而去。至此，饞言的趙談領教了袁盎的“反饞毀術”，自知鬥不過，從此不敢再言袁盎之是非了。
所以說袁盎的兩次“反饞毀”是經典之作，是因為前者讓他在逆境中剪除了異已並重新攫取了權力，大有力挽狂瀾的氣勢；後者則在他權力的巔峰期成功地讓左右噤聲，大有孤掌可鳴鳴也悅耳的風采。不過，這裏並不是讚賞袁盎。“饞毀”可惡，“反饞毀者”又未必可敬，看似在以求自保，但也一樣藏匿著險惡用心，不然，他袁盎又何必畏懼別人的“饞毀”呢？
“饞毀”可以殺人，“反饞毀”也可殺人；“饞毀”者殺他人殘自己，“反饞毀”者殺他人也傷自己。兩者開始各異，結果未必不同。晁錯沒有善終，袁盎後來不也被梁王所殺，死於非命嗎？所以，如果“饞毀”是一種永恒的現象，“反饞毀”的人就未必一定要窮追猛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