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給予哲學靈感的守護神和它的美神，蘇格拉底所以說哲學的定義是“死亡的準備”，即是為此。誠然，如果沒有死亡的問題，恐怕哲學也就不成其為哲學了。
動物的生存不知有死亡，每個動物隻意識著自己的無限，直接享受種族的完全不滅。至於人類，因為具備理性，所以必然產生對死亡恐懼。但一般而言，自然界中不論任何災禍都有它的治療法，至少有它的補償。由於對死亡的認識所帶來的反省致使人類獲得形而上的見解，並由此得到一種慰藉，反觀動物則無此必要，亦無此能力。
所有的宗教和哲學體係，主要即為針對這種目的而發，以幫助人們培養反省的理性，作為對死亡觀念的解毒劑。各種宗教和哲學達到這種目的的程度，雖然千差萬別互有不同，然而，它們的確遠較其他方麵更能給予人平靜對死亡的力量。婆羅門教或佛教認為：一切生滅，與認識的本體無關。此即所謂“梵”。他們並教導人們以“梵”觀察自己。就此點而言，實比一般解釋：“人是從無而生”、“在出生之後始而為有”的思想高明得多。
因而，在印度可發現安詳就死和輕視死亡的人，這在歐洲人的眼中簡直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為歐洲人太早就把一些根據薄弱的概念強迫灌輸進人們腦中，致使永遠無法接受更正確合適的概念，這實在是很危險的事，其結果就像英吉利某些社會主義的墮落者和德意誌新黑格爾派學生的否定一切，陷入絕對形而上的見解，高喊：“吃罷！喝罷！死後什麼也享受不到了！”也許他們就是因為這點才被稱為獸欲主義吧！
然而，由於死亡的種種教訓，卻使一般人——至少歐洲人，徘徊於死亡是“絕對性破滅”和“完全不滅”的兩種對立見解間。這兩者都有錯誤，但我們也很難找出合乎中庸之道的見解，因此，莫若讓它們自行消滅，另尋更高明的見地吧！
我們先從實際的經驗談起。首先，我們不能否定下列的事實：由於自然的意識，不僅使人對個人的死亡產生莫大的恐懼，即使，對家族之死亦哀拗逾恒。而後者顯然並非由於本身的損失，而是出於同情心，為死者的遭遇大不幸而悲哀。在這種場合下，如果不流幾滴眼淚，表示一些悲歎之情，就要被指責為鐵石心腸不近人情。基於此，若複仇之心達到極點，所能加諸敵人的最大災禍，就是把敵人置於死地。人類的見解雖因時代場所的不同，經常有所變遷，唯獨“自然的聲音”，卻不拘任何角落，始終不變。
從上述看來，自然之聲顯然在表示“死亡是最大的災禍”，亦即死亡意味著毀滅，以及生存的無價值。死亡的恐懼實際是超然獨立於一切認識之上的；動物雖不了解死亡是怎麼回事，但對它仍有著本能的恐懼。所有的生物都帶著這種恐懼離開世界。這是動物的天性，正如它們為自我的保存，時時懷著顧慮一般，對本身的破滅亦常生恐懼。因此當動物遭遇切身的危險時，不但對其本身、連其子女亦加以小心翼翼的守護，不僅為了逃避痛苦，亦為對死亡的恐懼。動物為何要逃竄、顫抖、隱匿？無非動物的生存意誌使它們力圖延遲死亡而已。
人類的天性亦同，死亡是威脅人類的最大災禍；我們最大的恐懼來自對死的憂慮；最能吸引我們關心的是他人生命的危險；而我們所看到的最可怕的場麵則是執行死刑。但我要特別強調，人類所表現的對生命的無限執著，並非由認識力和理智所產生；它們反將認為眷戀生存是最愚蠢不過的事，因為生命的客觀價值是非常不確定的——最少它會使人懷疑存在究竟是否比非存在好。經驗和理智必定會告訴我們，後者定勝於前者。若打開墳墓，試問問那些死者是否想重返人世，相信他們必定會搖頭拒絕。蘇格拉底亦有類此見解，即連笑口常開的伏爾泰也不得不說道：“生固可喜，但‘無’亦佳。”又說：“我不知道永恒的生命在何處，但現在的生命卻是最惡劣的玩笑。”
人生在世，隻是短短幾十年，比之他不生存的無限時間，幾乎可說等於零。因此，若稍加反省，為這短暫的時間而太過憂愁，為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瀕臨危險而大感恐懼，或創作一些把主題放在死亡的恐怖、使人感到惶恐驚懼的悲劇，實在是莫大的愚蠢。
人類對於生命的強烈執著，是盲目而不合理的。這種強烈的執著充其量隻在說明，求生意誌就是我們的全部本質。因之對意誌而言，不管生命如何痛苦如何短暫、如何不確實，總把它當做至高無上的瑰寶；同時，也說明了意誌本身原本就是盲目、沒有認識力的——反之，認識力卻可暴露生命的無價值，而反抗對生命的執著，進而克服對死亡的恐懼。——所以通常當認識力獲勝、得以泰然自若地迎接死神時，那些人就可以被我們推崇為偉大高尚的人。反之，若認識力在與盲目求生意誌的對抗中，敗下陣來，而一心一意眷戀著生命，對於死亡的逼近極力抵抗，最後終以絕望的心情迎接死亡，則我們對這樣的人必表示輕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