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秀節目有很多壓力和規則，很像當代中國，有時候要服從，有時候要抗爭。
采訪 邱月燁
21CBR：新作品《我就是我》與《小時代》、《後會無期》撞期了，擔心票房嗎？
範立欣：我們電影的觀影人群應該和《小時代》重合更多一點，粉絲都偏向90後，《後會無期》的粉絲更偏向80後。《小時代》非常契合當下消費主義的追求，《我就是我》是一個關於90後青春故事的真實電影，票房上不需要比，也沒法比。
21CBR：《我就是我》屬於紀錄片還是電影？
範立欣：紀錄片本就是電影，大家習慣將紀錄片等同於電視紀錄片了。紀錄片的起源其實是電影，或者是非虛構電影。我想讓紀錄片回歸到大銀幕，因為它本來就屬於那裏。
21CBR：很多商業電影院很少放紀錄片，怎麼辦？
範立欣：真實電影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類別，在商業電影院有一番作為？在國外有非常穩定的真實電影和藝術電影的觀眾群體，電影院采取長線上映的方式。我的心態很好，希望《我就是我》能成一個開端。
21CBR：為什麼想拍90後？他們在你眼中是怎樣一個群體？
範立欣：我想通過選秀節目，看一看中國90後的價值觀。選秀節目有很多壓力和規則，很像當代中國，有時候要服從，有時候要抗爭。做自己是永恒的主題，90後要怎麼做自己，我很感興趣。
21CBR：此前拍農民工主題紀錄片《歸途列車》遭遇資金難題，這次得到天娛支持，感覺輕鬆了嗎？
範立欣：要輕鬆一些，至少沒花漫長時間找錢。拍紀錄電影確實花錢，找錢的過程長達一兩年，得東拚西湊地去借，關注現實的紀錄片在中國很難找到投資。
21CBR：融資難的原因是？
範立欣：紀錄片賣不出，為什麼？因為社會壓力太大，觀眾不太願意麵對現實，隻願意花錢消遣娛樂。不過，城市中產階級和高產階級，他們想看紀錄片。
21CBR：媒體稱你為“紀錄片的苦行僧”、“中國電影的良心”等等，如何看待這種評論？
範立欣：拍紀錄片希望大家學會理性思考、觀察，不管90後、農民工，還是艾滋病患者，都構成了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一部分。紀錄片的功能是觀察和記錄社會現實，有思考和批判。任何一個選題，隻要關注人和當下社會，就沒有高下之分，跟我是不是苦行僧沒有關係。
21CBR：您算是獨立導演嗎？
範立欣：獨立導演在中國概念很模糊，仿佛很小眾、很反叛。特別對於紀錄片，好像一定要戴上獨立導演的帽子才行。國外從資金、創作兩個標準理解獨立。中國的邏輯就是錢說了算，誰出錢誰說的算。走出中國，真不是這樣的。
21CBR：之前受邀去朝鮮拍攝紀錄片《金日成：我的老師尚鉞》是怎麼回事？對朝鮮印象怎樣？
範立欣：那個片子我是攝影師，朋友帶我一起去的。那時候很好奇，想著玩玩就去了。朝鮮和50年代的中國一樣，物質匱乏，大家生活緊張壓抑，生活在巨大的恐懼之中，外國人來了又不能表現出來。
21CBR：最想拍的題材是？
範立欣：關注中國農村的題材，“三農”問題是中國最核心的問題，很想關注進城的年輕人，關注他們進不了城、回不了鄉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