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三三給我的第一封信啊”
這個結實的自我使得他即使身處淒苦現實中，也依然保持著內心的趣味，對美的欣賞和敏銳感知。
文革時，沈從文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他被派去打掃博文館女廁所，家三番五次被抄，屋子被占，藏書盡失，兒女四散。
當時和沈從文一樣遭受衝擊的不少知識分子都因不堪受辱，主動告別人世：作家老舍投湖自殺，藝術家傅雷夫婦一同上吊自盡，考古學家陳夢家自縊而死。
而潦倒落魄至此的沈從文晚上還會和“小媽媽”（他對妻子張兆和的愛稱）一起聽民樂，聽肖邦和貝多芬。
挨批鬥時，有人把寫著“打倒反共文人沈從文”的標語貼在他背上。批鬥結束後，他把紙條揭下來一看，“在我背上貼這麼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原應該好好練一練的！”
1970年，這位年近七十、血壓經常二百過頭的老病號被下放到湖北。下放出發前在家收拾東西時，他突然拿著一封信久久不願放下，“這是三三給我的第一封信啊”，說完，老淚縱橫。三三是沈從文對妻子的另一個昵稱。
到了下放地，住的破屋漏雨，有天半夜4點遇雷雨，他隻能通宵清理屋內積水，從淩晨四點忙到中午十二點，對於一個重病纏身的老人而言，疲累可想而知。而沈從文在日記裏居然饒有興趣地記錄了漏雨那晚，“時有蟋蟀青蛙竄入屋內，各不相妨”，並感歎“七十歲得此奇學習機會，亦人生難得樂事”。
後來，沈從文80歲時，在荊州看到戰國楚地絲繡的瞬間，不禁跪地讚歎：“……真是一生僅見精美絲繡，又壯觀又美不可言。”
不僅敏感於美於愛，沈從文整個後半生都處在長勤狀態。
文革時，他被下放到哪兒，都把文物曆史資料隨身帶著，見縫插針地工作。1970年初，困於重病的他一度無力繼續雜文物研究，枯寂長日。在張新穎眼中，這大概是沈從文這輩子繼1949年自殺之後，心靈最軟弱無助的時候，可算是行至絕境了，即使如此，沈從文也沒有放棄掙紮，他改道寫起了闡發文化史的舊體詩。
“這一改再改中，可見他生命的強韌、掙紮。”張新穎感慨。
到了1970年年中，放不下文物工作的他硬撐病體，繼續研究。彼時他住在破屋裏，天一下雨，屋內就水漏成災。因為擔心雨水會損毀稿件，他不敢把中國古代服飾史的書稿拿出來，就憑記憶把想到的書中要修改之處寫在小紙條上。此外，他還寫了多篇文物史研究文章，給60個博物館的陳列櫃寫了解說文稿。
碾碎苦痛成悲憫
“遭遇苦痛，多數人都會憤怒。施加於外，就是還擊；加諸自身，就是自暴自棄。但沈從文不是這樣，他是隱忍承受，並將之轉化成愛和悲憫。”張新穎說，沈從文這種獨特的“逆轉”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早年在湘西長大的經曆。
還是孩子時，他就常去城牆上看人砍頭，後來當了兵，更是見慣了血流成河的殘酷場麵。他的親人、摯友、同事、上級中多有死於非命者：他遇到過所在的部隊全軍覆沒，而他因留守後方，幸免一死的情況；也曾親自收拾過泅水而亡的摯友屍骸，為其安葬。
明白天地不仁、人心險惡的他並沒有變得麻木冷漠，反倒是多了份對苦難的忍受力，對黑暗的免疫能力，比常人更加珍惜人世間的美和溫柔。所有的慘事一旦被他落到紙上，你不會讀到一點咬牙切齒的憤恨或是撕心裂肺的哭號。
行過陰暗幽穀後，他還會想著為後來者點燈指路。
1949年底，剛從神經崩潰中恢複過來不久的沈從文就給時任上海高橋中學校長的程應鏐寫信，“到你將來負責較大，能在立法上建議時，提一提莫作踐瘋人，就很好了。”
當然，沈從文也有軟弱、妥協、驚懼的時刻。
文革結束，沈從文摘了帽子後，他的內弟張宗和寫信跟他說自己在寫字，沈從文語氣嚴厲地勸誡張：“寫字是毫無意義的消極行為，你怎麼經過那麼大社會變化，還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處？”
“那時的他心有餘悸，不希望別人重蹈他的覆轍。”張新穎說。
曾率領國軍浴血抗日的弟弟沈荃在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作為反革命處死，而在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中，沈從文最喜歡的、以她為原型寫過許多小說的妹妹沈嶽萌生生餓死。沈從文手心捏著這些燒紅的家事，除了沉默，還是沉默。
“當時他隻能沉默。”張新穎說，現代以來的中國，個人和社會、時代相比，力量的確太小。“好在，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總會消退，而弱小的個人則從曆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文/胡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