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從年輕時代起，就致力於研究病菌，造福人類的艱辛工作。他首先取得的成就是對炭疽病的研究。在當鄉村醫生期間，他多次跟炭疽病打交道。1873年的一天，科赫在森林中看到一隻死鹿。科赫根據鹿血的顏色，立即判斷出鹿是患炭疽病死的。他取回血樣，一頭紮進實驗室仔細地進行觀察。他看到鹿血裏粗大而透明的杆狀、線狀和線團狀的有機體，縱橫交織，腦子裏就出現了一個問號，難道這就是炭疽病病毒嗎？
為了證實這個問題，科赫進行了艱辛的實驗工作。在這一段時間裏，他隻要聽說奶牛或其他牲畜死亡的消息，無論路途多麼遙遠，都要趕去親眼察看。每次都帶上一大堆試管，取滿了死去牲畜的血液，然後幾小時幾小時地坐在顯微鏡前連續觀察。他從屠宰場裏，弄來新鮮畜血與病畜血液進行對比。他在白鼠的尾巴根上割開一個小口，注入患炭疽病動物的血液，徹夜不眠地試驗。第一隻白鼠死了，科赫就把這隻死鼠的一小滴血注射到另一隻健康的白鼠身上。他這樣反複地做了三十次，三十隻小白鼠都是同樣的結果。這時他才斷定，這些杆狀物是炭疽病菌。以後．他又通過大量試驗，研究這種病菌的生長和傳播情況。在這些日子裏，他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地工作，身邊的人紛紛議論：“我們的大夫真有點神經質了。”
1876年，科赫受布雷斯勞大學的邀請，去那裏講學。他隨身帶去裝有小白鼠的籠子和一架顯微鏡。整整5天的時間，他的講學沒有空談，沒有長篇大論，而隻是一直表演著他的實驗，簡要地說明他的研究過程。科赫這種務實的工作作風給布雷斯勞的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得一致好評。
不久，科赫就把他的這些試驗，寫成了一篇題為《炭疽病病原學：論炭疽病杆菌發育史》的報告，刊登在《植物生物學雜誌》上。這篇論文，意義重大，現代細菌學和征服傳染病的鬥爭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1880年，科赫到帝國衛生局工作。他給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務是改進細菌學的研究方法。他發明了用固體培養基的“細菌純培養法”，首先采用染色法觀察細菌的形態，並運用這些方法首先分離出炭疽杆菌、結核杆菌和霍亂弧菌。借助這種固體培養基可以測定空氣中、土壤中和水中的微生物，可以準確判斷各種病毒是否存在，是進一步研究微生物的鑰匙。
初戰告捷，大大鼓舞了這位年輕的科學家，他決心乘勝追擊，一生與病菌為敵。以後，他致力於結核病原、傳染途徑、治療藥物以及人畜結核病的區別等課題的研究，向結核病宣戰。那時，結核病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的健康，歐洲國家每七個人中就有一人死於肺結核。人們隻知道肺結核可怕，並且會傳染，卻不知道它的病原體、傳染途徑。科赫在實驗室裏埋頭試驗、細心探索：他給動物做試驗，對它們觀察記錄；他製作了近三百種結核菌樣品，給各種樣品染色，他的雙手被染得五顏六色，揮發物使手上布滿了皺紋；他無休止地反複觀察和思考，有時回家競走過了自己的家門，甚至還迷了路；他在死於結核病的患者身上觀察細菌；他從獸醫所、動物園的病畜、死畜中提取標本。
1882年，科赫在柏林生理學協會上，報告他的研究成果《論肺結核》。報告吸引了與會的科學家，會場非常安靜，隻有欽佩的目光，沒有爭論的聲音，這在柏林生理學協會的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科赫不僅是個天才勤奮的科學家，同時還是一個熱情善良的醫生。他一生致力於征服各種傳染病，哪裏有傳染病，他就戰鬥在哪裏。1883年6月，埃及發生了霍亂，科赫作為醫療隊隊長，奔赴埃及，隨後又趕到印度，與病魔和死神奮力拚搏。甚至聖誕節之夜，他也在通宵達旦地工作。此後多年，他往返奔波於歐洲、亞洲、非洲的許多地區，為征服各種傳染病而竭盡心力。
科赫為人類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科赫的一生，始終遵循著1865年在哥廷根當學生的時候，寫在解剖比賽試卷頁眉上的那句諾言：“永不虛度年華。”
閱讀點睛：時間就是生命。善於珍惜時間的人，才能把握住人生。永不虛度年華，才是成功的基礎。時光如流水，一去不複歸。人生不過短短幾十載，隻有把握住時間的人，才不會碌碌無為。
劉東生的遺憾
魏強
劉東生，出生於遼寧省沈陽市。著名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由於對科技的貢獻，劉東生和王誌偉共享了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獎勵資金500萬。他63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74歲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85歲獲得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國際“泰勒環境成就獎”。80歲上下，足跡仍遍布南極、北極和青藏高原等“地球三極”。
劉東生六十年潛心研究，被譽為“黃土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