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秦相呂不韋主持編寫的一部著作。書中廣泛吸收了先秦諸子的思想，所以內容極為豐富。《呂氏春秋》也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的最大的綜合者，是中華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把《呂氏春秋》與《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韓非子》等著名典籍相提並論，可見在漢代，《呂氏春秋》就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史書中有關呂不韋的記載，主要見於《史記》和《戰國策》。呂不韋是河南濮陽人，曾是陽翟一帶有名的富商大賈。關於呂不韋如何踏入秦國政壇，在《戰國策》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記載，也為後人所熟知。呂不韋經商在邯鄲遇見為質於趙的秦公子異人之後，他認為這位落難的公子必定是“奇貨可居”。這樣，便有了呂不韋歸家與其父之間進行的一次對話：
呂不韋問父親說：“耕地能夠獲得幾倍的利益？”
父親答曰：“十倍”。
又問：“做珠寶生意能獲利多少倍？”
答曰：“百倍”。
再問：“要是立一個國王，安定一個國家，能夠得到多少倍的利益呢？”
父親說：“那是無法估量的。”
於是，呂不韋開始不惜花重金收買秦國王官內部的上層人物，多方斡旋而獲得成功，異人終於得以返回秦國並繼承了王位，是為莊襄王。異人即位後，也沒有忘記當時曾向呂不韋許下的“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的諾言，他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呂不韋終於在秦國成為達官顯貴。莊襄王即位三年而死，贏政以十三歲的幼小年齡繼承王位，仍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全麵主理秦國國政。這期間，呂不韋既要發動和指揮對六國的統一戰爭，又要對年幼的贏政進行訓導。可以說，呂不韋在秦國執政期間，是做出了極大的政績的。對外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為秦國的最終統一奠定了基礎。在發展經濟、改良政治等諸多方麵，他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時，呂不韋也漸漸發現了贏政為人剛戾殘暴的一麵。隨著年齡的增長，呂不韋與贏政的分歧越來越明朗化。贏政是迷信強力的。在秦國統一即將實現、贏政即將親政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呂不韋廣求士人，並親自主持編寫了《呂氏春秋》一書。呂不韋的用意顯而易見：一則是為秦國統一製造輿論，並製定出未來社會的政策、方針和路線；二則是為贏政指定一部教科書。還有一種說法，即《史記·呂不韋列傳》中所說，呂不韋是為了與“戰國四公子”一比高下而著書，是為了像荀子那樣的學者一樣而立說。據記載，呂不韋在書寫成之後，將其公布於成陽城門，並且懸千金其上，明言有能增損一字者，賞千金。顯然，呂不韋的這一行為，並不是在誇富，而《呂氏春秋》也沒有完美到不可增減一字的程度。呂不韋是有政治目的的：這既是他對秦國長期以來奉行的法家路線的一次公開宣戰，也是他的一種策略。他企圖依仗一種強大的輿論攻勢，來迫使贏政接受他的政治主張。這促使呂不韋與贏政之間矛盾尖銳並逐漸公開化。贏政親政第二年，就找借口免去了呂不韋的丞相職務。又隔了兩年，他幹脆將呂不韋遷徙於蜀地。呂不韋見回天無望，便在赴蜀途中飲鴆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