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榮訪華拒戰爭賠償
幕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是人們最熟悉的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條款，它免除了日本的“戰爭責任”。但在其背後，卻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
上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中蘇分裂、中美關係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進入兩國的政治議程。但日本政府擔心被要求戰爭賠償，因此作種種試探；而試探最為成功的是在野黨政治家——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
1972年7月，田中角榮勝選自民黨總裁後組閣，大平正芳任外相，中國方麵期待“和式基辛格”，請竹入盡早來訪。竹入遂會晤大平、田中，要求得到政府委托，但遭拒絕。無奈之下，竹入與同黨一起拚湊了一份政府主張，7月25日秘密到北京。
據竹入義勝回憶：假戲真唱做“特使”很是心虛，所幸周恩來並沒有認真追問，自己也“沒能啟齒說出否認的話”。他著重提出三點要求：邦交正常化不能締結和平條約，因為與台灣已有和約，且外務省和自民黨多數都反對；要默認田中首相事前與美國協商；聽說中國不要賠償，請給予確認。他獲得了滿意的答複，並拿到中國的《聯合聲明要點》，史稱“竹入筆記”。
竹入在正式談判前假扮首相“特使”，得到中方草案。知己知彼的日本外交團隊在談判中壓住中國，不就侵略戰爭明確謝罪，甚至否認中方有權要求賠償，以至於周恩來怒稱“是對我們的侮辱”。但日本堅持：蔣介石政府已經“放棄”賠償，聯合聲明中不能出現“法律意義”的表達。
1972年9月，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訪華。隨後，《中日聯合聲明》發布，其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但這份“友好”沒能經得起時間考驗。進入20世紀90年代，民間戰爭受害索賠案不斷出現，日本政府均援引此條予以拒絕。中國政府希望“妥善解決”侵華戰爭的遺留問題，並指明所放棄的“不包括個人賠償要求”。
其實，關於“友好”之說，談判時就發生過外交修辭學較量。中方的聯合聲明初案是“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日方返回的對案改成了“兩國國民的友好”。於是，中方二次草案也變作“兩國人民的友好”。
這裏有兩處一字之差：一是改用“國民”的概念，澄清日本國的共同體性質；二是不承認兩國存在有“交情”“友情”之謂的“友誼”，澄清若中國不放棄賠償要求就不能結邦交之好。從後來的回憶看，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的確是抱著“如果要求賠償就立即回國”的決心踏上訪華旅途的。
1987年9月，竹入義勝就假扮特使一事請求鄧穎超“原諒”，澄清當年拿給周恩來的並非“田中方案”。他承認這是多年的“一塊心病”，但又辯解：“我並沒有打算欺騙周總理……”摘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