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洋務外交之門徑：興辦洋務圖自強，國強外交才會強
在晚清史上，李鴻章作為一個弱國改革家和外交家，長達四十年活躍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為了維護清政府的利益，李鴻章一直在不停地努力著。在經濟上他發展洋務，走上了自強的道路；在外交上他采取了“以夷製夷”外交策略，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很大影響。
1. 洋務是自強求富之路
在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發展史上，洋務運動是其重要的一頁。而李鴻章作為洋務運動的關鍵人物，對洋務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正是在李鴻章的組織下，中國近代軍用工業在艱難中誕生了。盡管它技術還很落後，但是畢竟邁開了曆史的第一步，實屬不易。
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創建了中國第一批民用工礦企業。其重要意義在於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瓦解了封建自然經濟。對於近代教育而言，沒有洋務運動，就不會有中國第一代留學生，更不會有中國近代第一批科技人才。
洋務運動一開始的目標是通過鞏固國防來達到“求強”。於是洋務派在初期開辦近代軍事工業、創建新式軍隊、購買國外新式武器。1862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軍官一律開始學習西洋武操，各省防軍開始更換新式武器，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製炮所，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的建設由此拉開序幕。1864年李鴻章在蘇州設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製造總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設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開辦天津機器製造局，1887年丁寶禎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在李鴻章等洋務派領導人的主持下，短短幾年間，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體係基本建成，火槍、大炮、彈藥、蒸汽戰艦都已能夠在國內建造，其決心之大、動作之快令中外為之震驚，這是近代中國曆史的大飛躍，從此中國完全有能力創辦自己的資本主義工業。
由於興建軍事工業需要投入巨額資金，洋務派“百方羅掘”仍“不足用”，所以後期李鴻章認為“求富”是“求強”的先決條件。於是洋務派開始將工業範圍擴大，興辦民用工業以“興商務，浚餉源，圖自強”。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後的十餘年間，煤礦、鐵廠、繅絲廠、電廠、自來水廠、織布廠、電報、鐵路相繼建設，這些民用工業的創辦打破了西方資本在中國的壟斷，為國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銀，並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盡管洋務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其無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可是它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探索史的一部分，給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曆史經驗：閉關鎖國隻能導致落後，唯有開放學習才能適應社會發展，才能增強國力。人類的文明是全球性的，中西文明的交流是大勢所趨。雖然這條道路艱難曲折、充滿鬥爭，但是隻有堅定走下去，才能拯救清政府。開放是發展的出路，但是隻有正確認識自己，估價別人，才能夠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下去。作為洋務運動的主持者，李鴻章用自己的親身經曆給後代留下了深刻的曆史教訓。
洋務運動轟轟烈烈幾十年，最後難逃失敗的厄運。當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也標誌著洋務運動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其實，在當時那個特殊的曆史背景下，封建體製的落後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講，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封建統治的化身，他的身上烙下了那個曆史時期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烙印。清政府腐敗無能、封建落後，注定了其在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爭奪東方殖民地的大背景下必然失敗。
李鴻章是一個帶有時代和社會深刻印記的悲劇人物。他一心效忠於清王朝，一心想通過改革來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的發展，可是在封建專製的清王朝進行改革，道路的艱辛是無法想象的。後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概括李鴻章的一生。其實他的曆史功績是無法被磨滅的，他應是近代史上改革的先驅者。
2. 抓住契機，順勢而為
古往今來，成大事者往往能夠抓住機遇，順應曆史的發展趨勢，作出正確的曆史決斷，進而成為常勝將軍。而曆史也證明，隻有順勢而為，才能夠把握機會。而那些違背曆史規律的人遲早會被曆史所淘汰。
1860年，太平軍大舉進攻上海。這對於清政府來說，是一個十分不利的消息。如果太平軍攻克上海，江南的財源將會被太平軍占領。更重要的是，太平軍可以劃江而治，鞏固下遊。可是，當時清朝的兵力分布在其他戰場，根本沒有機會來東顧，上海的抵禦力量十分薄弱。經過一番考量，上海的官紳們決定“借師助剿，以夷製賊”。
上海彙集了西方列強的利益，如果太平軍占領上海，將會直接威脅他們的利益。因此，此次中外聯合一起來建立武裝組織，成立“洋槍隊”。“該軍雖身著西式武束，卻仍然是中國軍隊，它由中國士兵組成，由中國的財政維持，而且受到視清廷利益高於一切的中國軍官的管轄。”這樣，這支軍隊起到了一箭雙雕的作用。一方麵，它利用了西方軍事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麵，它還可以滿足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的共同利益。
洋槍隊的統帥是華爾，他曾經當過海軍、軍隊教官，經驗豐富，他辦事認真，一絲不苟，機警聰明，與上海的政要交往甚密。因此，大家一致推薦他為洋槍隊統帥。在他的努力下，洋槍隊采用外國先進的武裝設備和管理方式，士兵人數由起初的500人增至1500餘人。由於洋槍隊以500人的少數將10萬餘人的太平軍擊敗，創造了軍事神話。同治皇帝欽賜為“常勝軍”。這之後，洋槍隊的人員數量猛增，人員數量達到了12000人，它已經成為中國當時最強的軍隊。
李鴻章到達上海後，開始和華爾打交道。可是他發現，上海作為堂堂清朝重地，防禦力量竟然是由當地商人官紳出錢養的雇傭軍。而李鴻章率領的淮軍實力並不強。原本李鴻章想利用華爾與洋人建立交往關係，可是他發現華爾是一個狡詐的人，驕橫跋扈。常勝軍由外國軍官指揮，根本不把清廷放在眼裏。李鴻章開始擔心，日後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常勝軍必定會成為清廷的心頭之患。可是，好景不長，華爾在一次與太平軍的較量中被打死，常勝軍的領導繼任人選成為難題。英國侵華海軍向李鴻章推薦華爾的副手白齊文，李鴻章答應了，可是他要求洋槍隊由他統一調遣。然而這位美國人根本不把李鴻章放在眼裏，驕橫程度和當年的華爾一樣。最後，李鴻章借“大吉事件”將白齊文革職。這之後，英國人戈登上校接管常勝軍。戈登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帶兵有方，與清軍合作並肩作戰，獲得勝利。可是，時間一長，常勝軍的開銷讓李鴻章感受到沉重的壓力。然而這時的戈登屢次三番指責淮軍，讓李鴻章極為不滿。不久蘇州殺降事件的發生，更是激化了李鴻章和戈登之間的矛盾。戈登致信英國政府，要求其逼迫李鴻章將兵權交出。英國駐華陸軍司令伯朗也希望這次常勝軍不再受中方控製。而李鴻章憑借自己的影響力一方麵向英國人赫德求援，希望他調解，另一方麵向清政府解釋蘇州殺降事件。果然這一招很奏效，清政府完全理解李鴻章，支持他，指責戈登“不明事理”。後來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調停下，雙方達成和解。李鴻章撥給常勝軍七萬兩軍餉，而戈登繼續回到洋槍隊。然而這件事情讓李鴻章下定決心，將來有朝一日裁撤“常勝軍”。
不久戈登在對付太平軍的時候身受重傷，差點死去。隨著太平軍力量的削弱，“常勝軍”存在的意義已經不大了。李鴻章以軍餉過大為由希望解散常勝軍，向英國政府提出。其實常勝軍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雇傭軍，其解散與英國人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英國政府要求在常勝軍中的英國軍官全部撤出，同時要求撤銷戈登的職位。這讓戈登十分不滿，他向李鴻章表達了自己的憤懣，說是與其這樣，還不如解散常勝軍。李鴻章終於等來了這樣的機會。1864年，常勝軍所有的軍官受到了清廷的賞賜，而常勝軍也完成了曆史使命，在上海解散。
3. 靈活善變，及時處理難題
現實中，人們經常會遇到一些突如其來的事情，讓人猝不及防，難以應對。而聰明的人往往能夠抓住事物發展的本質，靈活處理，巧妙應對。隻有這樣，雙方之間的矛盾與誤會才會盡快解決。
1870年，中國曆史上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按照《北京條約》，被開辟為通商口岸。這以後，法國傳教士可以在天津望海樓開辦天主教堂。可讓人憤懣的是，這些傳教士根本不是來傳教，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勢無惡不作，激起了當地民眾的抗議。同年五月，天津又發生了離奇事件。教堂的育嬰堂裏三四十名嬰幼兒死亡，幼孩被拐事件發生的頻率也開始增加。經過審問，拐犯供稱迷藥是教堂中教民所送，誘拐幼童是天主教堂主使。於是天津民間有了“天主教堂派人迷惑拐賣小孩，將小孩的眼睛和心髒取出用做西藥原料”的傳聞，一時之間，民眾認為那些在野外暴露的屍體是天主教堂扔棄的。但後來，天津官府帶同拐犯往教堂對質，並無線索。可是這些舉動根本無法消除民眾的憤怒。
不久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更是激怒了民眾。法領事豐大業不分青紅皂白，竟然持槍闖入北洋通商衙門，表現出一副傲慢的樣子，對大臣崇厚公然辱罵，甚至開槍恫嚇。豐大業在返回領事館的途中遇到天津知縣劉傑，竟然開槍將知縣的侍從高升打死。當這一消息傳開的時候，民眾難以掩飾心中的憤怒，將豐大業毆斃。之後，民眾還繼續表示反抗，將法領事署、教堂、育嬰堂接連焚燒，導致法傳教士、修女、教民數十人死傷。另外還誤殺俄商3人，殃及英美教堂各一所。法、英、俄等駐華公使對於這一暴力事件聯合向中方提出抗議，同時以軍事相威脅。
清政府派出曾國藩來處理這件事情。曾國藩奉命赴津查辦教案的上諭。曾國藩深感這次事件非同小可，影響惡劣。各國一定會以此為借口，興師問罪。能否處理好這件事情，連曾國藩這位久經官場的大臣也不是很有把握。為妥善起見，他在離家之前給他的兩個兒子曾紀澤、曾紀鴻留下自己的遺囑：“外國人性情凶悍，天津民眾習氣浮躁，都是很難調和的。將來因為怨恨而產生戰爭，那就很可能導致大的動亂。我為這件事反複思考，都沒想出什麼好的辦法……隻恐怕這件事極容易引來災禍，而你們又對家事不太了解，所以囑咐你們一下，以預備不測……”由此可見，曾國藩這次去天津做了最壞的準備。
曾國藩抵達天津後，對教案事件開始了審理工作。經過一番考證，曾國藩查明教堂拐賣人口事件並沒有發生，而那些挖眼剖心的事情更是純屬謠言。然而法國領事豐大業行凶殺人卻是不爭的事實。曾國藩認為，當時中國剿撚戰爭剛剛結束，政局不穩，而且西北還在進行平回戰爭，如果此時與列強處理不好關係，導致開戰，更會讓清政府陷入僵局。因此，他決定對列強采取妥協退讓的方針。對於法國公使羅淑亞提出的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和直隸提督陳國瑞的無理要求，曾國藩態度不明，一再退讓。他上奏朝廷，將張光藻和劉傑交刑部治罪，陳國瑞在京請交總理衙門就近查辦，判處張光藻和劉傑充軍黑龍江。當這一判罰公之於眾，輿論嘩然。曾國藩一下子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其實對於這件事，他自己也覺得過重：“我這一舉動內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外又得罪了同僚，全國上下都在罵我，而這樣卻未必能使法國人滿意……”法國人要求清政府查辦凶手，於是曾國藩奏報判死刑20人，判徒刑25人。為了表示清廷的歉意，曾國藩還派崇厚前往法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