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前傳：革命在醞釀
為什麼是信陽
1． 想當初，一個城市在茫茫平野中的誕生，偶然性之強不亞於人類從數千萬顆精子中奪得那唯一的名額。地球實在太大，麵積委實廣博。然而偶然之中也肯定有必然，比如那個偶然的地點，一定要適合人類生活，要有方便的水源，要有適宜耕種的土地。所以在中國的地圖上，你可以找到許許多多帶“陽”字的地名：沈陽、洛陽、南陽、嶽陽、汾陽、阜陽、信陽、泌陽、沁陽、淮陽、益陽……
何為陽？陽者，山南水北是也。如果不出意外，城市的南麵必定有一條或者數條河流。那源源不斷的河水，恰如奔騰的血脈，無聲無息地滋養著生命。
水對城市的決定作用，已被人們的常識所熟知，但山的影響，似乎還不那麼明白。對於早已脫離漁獵文明的人們而言，不需要上山打獵，最多不過是上山砍柴，故而山更大程度上還是堵塞交通的代名詞，比如著名的太行與王屋。
於是城市往往都是這樣的地勢，背山麵水。
背山麵水，這是個很熟悉的詞，或者還可以叫依山靠水。然而城市非人，本身不會行動，何來背、麵之分，又何來依、靠之別？這些動作的主人，隻能是居民。而且那所謂的“背”，發揮的還真就是山的堵塞與阻斷功能：堵塞敵方交通，阻斷敵軍進攻。冷兵器時代，山的安全功能尤其明顯。
農業文明時代形成的城市，進入工業文明後盛衰有命。
衰亡的比如朱仙鎮，因為運河的滋養，它一度躋身全國四大商業名鎮，跟景德鎮、佛山鎮、漢口鎮同列，而如今除了《嶽飛傳》的讀者，木版年畫的擁躉，還有幾個人知道這個地名？
興起的比如石家莊。它的名字還真沒叫錯，直到清朝末年，它還隻是獲鹿縣下麵的一個小村莊。當時的《續獲鹿縣誌》是這樣記載的：“石家莊，縣東南三十五裏，街道六，廟宇六，井泉四。”
可憐吧？
1920年的雞公頭
朱仙鎮的衰亡是因為賈魯河的淤積。這條以元代水利專家賈魯命名的河流，可能是中國最古老的運河，有一段修築於魏惠王時期。後來她逐漸失去通航能力，加之開封也不再是首都，就像人得了心血管疾病，早晚必有一死；石家莊的興起則因為血管格外暢通。平漢鐵路在此設站時，因為此地名氣實在太小，隻得借力於不遠處的振頭鎮，取名振頭站；後來正太鐵路又要從此起頭，於是它的命運徹底改變，由村莊飛升為省會。很多人的命運遂在此而轉折。比如革命誌士吳祿貞。
在如今的地圖上，血管功能更加明顯的，可能已不再是河流，而是鐵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些黑色的線段是動脈，而綠色的線段則是靜脈；讓我們從北京出發，沿著那條最老的黑色線段一路向南，然後在河南與湖北交界處的黑點上停住。此時你會發現，這個地名是無數的“陽”中的一個：信陽。
2． 目光在此停住，這中間有無數的偶然。從小往大說，首先便是我偶然在那裏出生成長，又偶然離開，再偶然以寫作為生。這三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才會有今天的話題。別的好理解，離開需要單獨說說。對我而言，風景永遠隻在遠處，夠不到的地方。如果不離開信陽，如果沒有故鄉情結，我的注意力恐怕還是在西北或者東南。這既非因為孔雀東南飛，亦非因為西北有高樓，而是我既喜歡西北沙海樣的蒼涼，又向往東南絲綢般的溫柔。
這隻是無數偶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最大的偶然還得歸因於曆史上的某個君主，或者僅僅是封國的諸侯，信手隨便一指：“此處山清水秀，良田豐富，就是它了！”於是眾多的百姓工匠，便在此負板築城，隨即就有了秦代的城陽縣、漢代的義陽縣、魏晉的義陽郡、北周和唐代的申州、宋代的義陽軍和信陽軍（避宋太宗趙光義的諱而改名），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信陽州。
這一切，真的僅僅是偶然嗎？曆史當然不會如此簡單。如果地形地勢不支持不兼容，即便城池築好，也難以持久。曆史上像這樣隻存其名不知何在的城邑，何可勝數。信陽之所以能持續千年，一定會有地理的因素。此地位於兩個分界線上，從山而言，是大別山與桐柏山的交界，就水而論，則是長江水係與淮河水係的分野。南部的茫茫山嶺，可謂天然屏障；久負盛名的“義陽三關”九裏關、武勝關和平靖關，處於南北要衝，是鎖鑰之地。這樣的地方，自然離不開城市的後援。
這隻是信陽的存在基礎。它之所以能夠繁盛，還是因為那條黑色的線段：平漢鐵路。讓我們縮小地圖的比例尺，然後再從信陽向南，目光在那個主峰海拔僅僅八百八十一米的雞公山上定格。它是平漢鐵路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沒有這條鐵路，我可以確定不移地說，絕對不會有今天的雞公山。它恐怕早已隨著酈道元一起，以“雞翅山”的名義而沒落於曆史深處。《水經注·淮水考》雲：“水出雞翅山，溪澗瀠委，沿溯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故亦謂之九渡焉。”
1921年徐珂著《雞公山指南》
彼時的雞翅山便是今天的雞公山，九渡水即雞公山西麓的九曲河，流向西北，彙入信陽南側的溮河，最終注入淮河。
杭州人徐珂（字仲可）曾任清政府內閣中書，並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加入其幕府；後來辭去幕職，到商務印書館當了編輯。此君在袁世凱的幕府裏不知有何建樹，但作為編輯，成績倒是史冊流芳：他編過一本很有名的書，名叫《清稗類鈔》，凡四十八卷，內容涉及政治、外交、地理、戰事、文學等九十二類，時間橫跨滿清二百六十八年；他還編過一本很無名的書，名叫《雞公山指南》。這本書出版於民國10年5月，也就是1921年5月。因為時代的緣故，印製很是粗糙，但其中有這樣的字句：“雞公山，亦避暑區域之一。西人言避暑者，於廬山莫幹山北戴河之外，輒及之。”
這必定是中國四大避暑勝地的最早起源。它說得很明確，看法來自當時在華的外國人。當然還有五大避暑勝地之說，其中多了一個鼓浪嶼。然而無論四大還是五大，雞公山都占據其一，跟廬山並列。事實上，它的經曆也跟廬山的牯嶺完全相似：被外國傳教士發現和開發，隨即聲名廣布，別墅如雲，人氣日旺，最終成為避暑勝地。
在目前介紹雞公山的官方資料上，對其美景總是充滿溢美之詞。這些話都對，也都不對。都對，是說它們說的都是基本事實，並無虛誇：山清水秀，植被豐富，奇花異草，雲海遮天，霧氣蔽日，佛光時現，是旅遊尋幽、探景避暑之勝地；說不對，則是因為這些事實，是當地的普遍規律。我相信，在大別山與桐柏山交界處的無數山巒中間，都會有類似的景致。無論它外形像雞頭還是鴨頭。有些甚至比雞公山還要出色，也未可知。
雞公山雲海
但問題在於，那些山巒沒有被發現和開發。就像那些沒能碰上卵子的精子。而這一切，都歸功於那條上世紀初期開通的平漢鐵路。
發現雞公山
1． 這條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計劃修建的首條鐵路，初始設計叫盧漢鐵路，從盧溝橋到漢口；後來北端起點改為北京正陽門（前門），南端至漢口的玉帶門，由比利時公司承建，1906年4月1日全線正式通車。張之洞和袁世凱驗收之後，隨即改為平漢鐵路。這條鐵路的修建，不止是改變了哪個人或者哪個城市的命運，它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曆史。
廬山未被傳教士李德立發現並開發成避暑勝地之前，已經蜚聲四海。因為有眾多的名人題詠。最典型的，當屬李白的《望廬山瀑布》，和蘇軾的《題西林壁》。此詩一出，天下皆以不知廬山為羞。雞公山則完全不同。雖有當地文人作詩詠懷，但讓他們跟李白和蘇軾比拚名氣與影響，未免失之厚道。設若沒有外國傳教士上山爭相開發，搶建別墅，那麼時至今日，它必定還是默默無聞。
被曆史遺忘的人和事，難道還少麼？
開發的廬山的第一人是李德立，發現雞公山的“哥倫布”則是李立生。
1901年，平漢鐵路南段已經修通到應山（今湖北廣水市），與信陽一山之隔的湖北縣城。當年9月的某日，應山車站停下一列火車，幾個洋人帶著六個外國兒童和八名中國孤兒走下車廂，領頭的那個隨即指揮大家朝外搬東西。除了隨身行李和必備的生活用品，那裏麵竟然還有家具和門窗。這些東西卸下火車，又裝進幾架牛車。那幾個洋人連同十幾個孩子，也分別坐上去，吱吱扭扭地一路向北。
那個領頭的洋人，便是雞公山的發現者，挪威籍美國人李立生。外國人到中國傳教，不但要取個中國名字，或者穿中國的大褂、戴中國式禮帽，有時甚至還要買條晚清時代特有的假辮子，壓在帽子底下，裝模作樣地披垂下來。李立生是此人的中國名字，其本名叫丹尼爾·納爾遜（Daniel Nelson），挪威人。北歐國家挪威靠海，很多人以捕魚為業，早年的李立生也在漁船上幹過七年。
1882年，後來在信陽曆史上留下自己深刻腳印的馮玉祥，剛剛出生於河北保定；而同樣在信陽曆史上留下自己深刻腳印的李立生已經三十一歲。他大約厭倦了漁民和船員生活，於是便到美國淘金，當農民。這個挪威人移民美國的背景，是當年美國頒布了新的排華方案，對華人充當勞工做出種種限製，提高了門檻。李立生大約天生就是上帝的仆人。據說某一天他在倉房頂上勞作時，就像佛教禪宗的頓悟那樣，突然得道，覺得自己應該獻身於主的事業，於是便以五百美元的價格賣掉房產土地，帶著妻子和四個孩子，不遠萬裏到了中國。
李立生
這是1890年的事情。那一年裏，張之洞為籌備平漢鐵路建設，而在漢陽興辦的鐵廠正式上馬；河北霸縣勝芳鎮東台山村某個姓韓的窮秀才家中，則有一個男丁降臨人世。當時誰也意識不到，這孩子將來會獨霸一方，同時也會在信陽曆史上留下一筆。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韓複榘；再往北去，最終會成為直係軍閥頭目的曹錕，早已結束令人不快的鄉間販布生涯，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到毅軍充任哨官（連長），而他的同鄉霍元甲，則依舊忙於與人比武，爭奪津門第一的寶座。
李立生到達中國的第一站是上海。然後“倒行逆施”，逆流而上到了漢口。他耳邊一定沒有漢陽鐵廠乒乒乓乓的敲打聲，即便有也是充耳不聞，因為他滿腦子都是福音，都是唱詩班童聲的哈利路亞。後來他又搬到光榮的城市武昌，開始學習漢語。1892年，在漢陽兵工廠開工興建的轟隆聲中，李立生到襄樊、老河口、太平店一帶考察。他本來想在老河口“開荒種地”，可當地人對此不是反應冷淡，而是反應強烈：抵製。無奈之下，他隻好退而結網。1897年，李立生的目光終於轉到了離武漢三鎮不遠的信陽和桐柏。他分別到兩地探看一番，最終敲定。
無論從數字組合還是從實際影響來看，1900年都是中國曆史上極度重要的年份。那一年裏，無數人口念咒語、喝下其燒成的紙灰，便相信自己刀槍不入如同神人，於是揮刀霍霍，撲向外國人傳教士。不僅要殺外國人，家裏點了洋蠟燭、身上穿了洋布，甚至口談洋務者，也是二毛子，也要殺。這場風潮，是八國聯軍進北京的直接導火索。而義和團要殺的，首先就是傳教士。義和團主要在北方活動，在遠離北方的信陽，隻有政治地震的輕微震感。就在當年農曆六月，光州（治所在今天信陽市光山縣。下轄4縣都屬於信陽市）也有餘震產生，所謂的“光州教案”。三聯書店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信陽地區誌》是這麼記載的：“1900年農曆六月，光州及所屬4縣文武童生數千人彙集在光州北城貢院投考。基督教內地會牧師艾旭蓄意幹擾，收買地痞流氓在試場內外汙辱民眾，宣傳反儒，美化基督教。童生們忍無可忍，於十二日奮起反擊，痛打艾旭，並將其驅逐。次年六月十一日，清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宣布光州文武考試停考5年。”
李立生沒有頂風而上撞槍口的打算。他回美國休息了八個月。等運動平息，又一個回馬槍殺到東方，準備在信陽大幹一場。
2． 承建鐵路的比利時公司想方設法降低成本，因此平漢鐵路上的火車時速，不過每小時十到十五公裏。從漢口搖搖晃晃地到應山，計算行程估計要五個小時左右。然而剩餘的大約四分之一路程，牛車之上的李立生，卻需要五天。吱吱扭扭聲中，他們翻山越嶺，越過天險武勝關，最後出現在他跟前的，是一條不寬也不窄的河，溮河。這群人在溮河南岸的三裏店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李立生在那裏購買一塊地皮，次年建好住房和教堂，後來又建了教會小學，總算有了一塊傳教的小型前進基地。
瀕臨大西洋的萬島之國挪威，本土屬於亞寒帶針葉林氣候，首都奧斯陸的年均氣溫隻有7℃。李立生從故鄉到他鄉，生活上必定有諸多不便，氣候的不適應便是其中之一。武漢是全國聞名的四大火爐，可是到達信陽後他沮喪地發現，氣溫並不比武漢低多少。在信陽的第一個夏天，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他的小兒子李敦禮（丹尼爾）甚至患了熱病，一度有性命之虞。
新店火車站老照片
在此之前的1885年，英國傳教士李德立已經借中法之戰中國新敗的機會，強迫九江當地官員簽訂城下之盟，徹底解決了雙方之間長達十年之久的土地糾紛：他以低廉的價格租下廬山長衝穀一帶的四千五百畝土地，租期簡直就是個外星數字，九百九十九年。得手之後的他一定無比得意，便用涼爽給那片土地命名：cooling，音譯為牯嶺。
李德立苦心尋找避暑勝地的訴求，大約是所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共同願望。於是到信陽的第一個夏天剛剛結束，李立生便開始了自己的發現之旅。不知道他是否讀過《信陽州誌》，從而得知雞公山的存在，還是曾經道聽途說過，總之1902年的10月，他已經開始行動。正巧，平漢鐵路已經修通到信陽，雞公山腳下設有一站，名曰新店。他不必再度體驗中國的古老文明牛車，可以借助當時的先進科技——平漢鐵路上時速不到二十公裏的火車。
這是當年的10月21日，馬上就要霜降，雞公山上應當已有深沉的秋意，不時可見簇簇紅葉。李立生並非單槍匹馬，他帶著一個同伴兒，嚴格地說是同道，在汝寧府傳道的教士施道格。當時的車站肯定不會有節約紙張的意識，但卻有集體票。他們倆買的便是集體票。在新店車站下車，兩人隨即開始爬山。
這的確是個探險。到異教徒的國度去傳教，本身便是探險。在後來的有關回憶中，知情人這樣說道：
“他們的目的是想找一個像牯嶺一樣的山溝，接近山頂，適合避暑居住。”“第一次去雞公山可以說是一次探險。……上山沒有像樣的路，隻有羊腸小徑”。好在山勢並不如想象中的那麼險峻難行。到達頂峰時，他們發現那裏地勢比較平坦，適合居住。而且他們在那裏還發現了農舍。這強化了他們的判斷。至少水源不成問題。
唯一的疑惑，是無法確定這裏夏天的溫度。這個疑問沒有別的辦法，隻有靠時間本身來揭開謎底。於是二人相約：明年讓我們從頭再來。
次年大暑過後的8月4日，這兩個充滿開拓精神的教士，再度結伴而行，朝雞公山開去。與此同時，兩個注定要在茫茫人海和時空交錯中命運相遇的人，不知不覺間在各自調整人生軌跡的角度。那一年，山東蓬萊秀才出身的吳佩孚，投考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測繪科，被錄取，從此開始了與段祺瑞糾結一生的師生和敵友關係，因為段祺瑞“兼充武衛右軍（後來的北洋陸軍）各學堂總辦”。
這次踏勘，李立生和施道格的打扮不像教士，倒像驢友。他們帶足兩天的食物和水，以及露宿用具，當然，溫度計必不可少。老照片顯示，當時雞公山下正在修築為鐵路供水的蓄水池，攔淤鐵軌架上的“漢陽鐵廠1903”字樣，十分清晰。其攔水壩使用水泥澆築，當地百姓稱之為“洋堰”。李立生和施道格穿越散亂的施工現場，隨即消失在蒼莽的綠色之中。
前度李郎今又來。雞公山道上的曲折，想必不會那麼多了吧。二人輕車熟路地爬到山頂，詳細勘察地形，在想象中安排自己的房屋，一切似乎都是那麼完美。尤其完美的是，他們順利地找到了泉水，就是如今的寶劍泉。
二人在山上轉來轉去，發現了一間簡陋的房屋，裏麵空無一人，不知道是否屬於常來打獵的獵人。這免除了二人的露宿之苦。他們到底是教士，而非驢友。那時的他們，想必沒有今天這樣便捷舒適的睡袋吧。
請注意，就在這個簡陋的山間小屋的位置上，後來矗立起了雞公山商業溝（Business Valley）最熱鬧的俱樂部。
次日早晨，李立生醒來後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查看溫度計。其實不必看數字，他早已胸有成竹。這一夜的涼爽，便是無言的證明。搭眼一瞧，刻度停留在76華氏度上，略低於25攝氏度。比山下的信陽縣城，至少要低七八度。
這想必是雞公山有史以來的第一組溫度測量數據。這個數據改變了雞公山的命運。使它從無數的山巒中脫穎而出，青史留名。
溫度低，有水源，山頂平緩，可以建房。既然如此，剩下的一切懸念全無，隻消重複李德立在廬山的故事。
避暑勝地外交風波
1． 三上雞公山時，李立生身邊又多了個同道，同樣也是傳教士的安德魯·馬丁遜（Andrews Martinson）。他跟李立生和施道格一樣，也來自挪威。異鄉故知，他們真可謂誌同道合。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在山上建別墅避暑，自然也要統一行動。
當時雞公山上的居民寥寥無幾，田地和山場一半屬於湖北應山縣東篁店的葉接三，一半屬於信陽州的張、盧、陳等幾家所有。李立生必須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關於這幾個“哥倫布”的購地經過，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是李立生於當年9月15日首先以156.25兩紋銀的價錢，從葉接三手中購得長1.5公裏、寬約1公裏的“隨田山場”，並向當時的信陽知州曹毓齡交稅建房四棟，次年竣工；次年7月，施道格又出資562.5兩銀子，從張君仁等五戶百姓手中買到土地，“東西南北，均約三裏，內附水田四十一畝”。此時信陽知州已經換為徐佐堯，施道格納稅之後建房兩棟。
第二種說法是，他們將買來的土地分成三十三份，每人十一份，自己建房之餘，向外發售。
在雞公山西北大約三十公裏的賢山上，有處景點名曰梁王壘。那是梁武帝蕭衍擔任齊朝的黃門侍郎時，帶兵跟北朝軍隊作戰留下的遺跡。在皇帝位置上被侯景困於台城而餓死的蕭衍，一生說過無數的話，但隻有這句話透過曆史的網眼，而被我記住：假如給我十年時間，讓我從容治理天下，我一定要讓黃金跟泥土同價。
實踐證明，蕭衍不過是個封建帝王，到底本領有限，不比今人。他的宏大誌願，隻有今人可以做到：從北京到二線城市，哪裏的土地不當黃金賣呢？至於百姓買不買得起房子，那在另外的賬本上計算。不過客觀地說，今人炒地皮的水平，遠遠比不上李立生。因為今人多靠強製，比如行政中心遷移，附屬設施機構不來也得來，地價想不漲都不成。李立生他們可不是這樣的。他們沒有強製別人的能力，那也違反上帝的意旨；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個是動口，利用各種渠道，廣為宣傳；一個就是動手，自己率先垂範，蓋出房子來讓你們看看。
先說動口。
李德立開發廬山的第一步，也是這樣動口。在各種各樣的西文報紙上，在各種各樣的聚會場合裏，他們都不遺餘力地推廣自己的發現：這裏涼快，弟兄們來吧。因為地理的緣故，信陽曆來就是水旱大碼頭武漢的後花園。那裏的華商洋商，夏天無人不想清涼。於是李立生他們手中的地皮，很快便轉賣了出去。
再說動手。
在1925年出版的、專供教會區使用的《雞公山導遊手冊》中，記載有上述“桃園三兄弟”開創基業時的詳細情況：“李立生先生在1903年秋天開始建房。起初用土坯建造簡易小屋，但不能令人滿意，在暴雨中兩牆倒塌。李立生先生實驗著燒磚，第一窯就在美文學校附近。他的房子於1904年竣工。其後，馬丁遜先生采用他的經驗，就近建了第二幢磚房。施道格怕雞公山山勢太低，但還是建了303號房，謹慎地在兩個屋脊之間搭棚拉線，以防北風。一天，北風吹掉了在花園裏拉了安全線的屋頂鐵皮。”
李立生和他的先驅者李德立，在這樁成功的地產生意中賺了多少，曆史沒有記載。可以想象，那不會是小數目。但看到這裏，我認為如果撇除政治和主權因素，他的確應該賺。像這樣的先行者，理應獲得豐厚的回報。我不是基督徒，但卻不得不佩服教士的精神。他從不整天泡辦公室，也不是完全依賴網絡。他要自己發現，自己動手，第一個吃螃蟹。1904年，他們甚至把全家都搬上了雞公山。尚未開發的雞公山，上山的路口處自然沒有抬轎子抬滑竿的農民工，甚至工具本身都需要他們自己動手：他們“帶來柳條編的轎子，用繩子把轎子綁在抬轎的轎杆上”，孩子則綁在“後麵的小柳條椅子上”。可以想象，對於孩子們而言，那是一段充滿刺激和尖叫的快樂旅程。但是後來住帳篷的日子，肯定不那麼舒服：在房子沒有竣工之前，他們隻能棲身於帳篷。
2． 單絲不成線，獨木難成林。要想將雞公山開發成為避暑勝地，鬧不出點動靜、吸引不了眼球，肯定不行；但是動靜太大、眼球太多，又難免帶來麻煩。這就是李立生他們麵臨的困境。而當時山上的情形，又跟今日的房地產亂象極度相似。蜂擁而上，偷稅漏稅。比如1905年，在郾城傳教的美國教士饒裕泰購買熊姓山場五畝，施道格再度購買五六畝二手土地時，便都沒有報稅。“起初，他們尚在信陽州報稅建房，但並未注明是教會公產；接著，蜂擁而來的外人根本不向官府投契，便大量購買山巔的土地”。到1905年年底，山上已經出現英美俄法日等國的各式房屋二十七處之多。
奏報鄂豫邊境雞公山購地建屋案辦結並善後事宜(檔案，陳夔龍－湖廣總督，軍機處檔折件，光緒34年09月21，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此事終於引起了湖廣總督、參預政務大臣張之洞的關注。他立即上奏朝廷，要求“以失領土罪有司，轉飭鄂豫督撫交涉收回所買土地。”當時河南的最高長官是作家
張愛玲的叔叔、巡撫張人駿（河北豐潤人。任兩廣總督時曾經巡視南海諸島，故南沙群島西部有處島礁被命名為人駿灘，目前被越南侵占）。因為清朝體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省向來不設總督。張人駿接到諭旨，曹毓齡和徐佐堯“於教士購地時，並不詳查，遽予稅印，又未據實稟明，實屬異常疏忽。奏請一並暫行革職，仍令隨同妥慎辦理，以觀後效。”
一句話，讓二人暫行革職，戴罪立功，交涉收回土地。
根據當時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外國人隻能在通商口岸居住，不準在其餘地區置買產業。信陽那時雖然開通了鐵路，但顯然還不是“對外開放城市”。教會出於傳教需要，可以在通商口岸以外建房，但必須注明是教會公產，不能署教士和奉教者姓名。一句話，房產證上不能落私人的名字。
條約規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奈何弱國無外交。領事們也有說辭：現在說這些，早呢？我辦手續時，你為何不提要求？既然不提，那便是默許！因此他們認為，當時你未提出異議，至少算你失察，現在添注“教會公產”不就完了嘛，何必收回？
政府對付不了洋人，卻能對付百姓，於是強令原先的主人收回，奈何很多人賣地的錢已經花光，哪裏還能吐得出來？更何況還有洋人從中作梗！於是“有畏罪而逃者，有瘐死獄中者”。經過兩年的談判磋商，到1907年冬天，才好不容易最終達成協議，簽訂《租屋避暑章程十條》。內中規定，西人所購土地，無論交稅與否，均由中國贖回；在三百四十七畝教會公產地之外，劃出土地九百二十三畝，作為西人避暑官地；已建房屋，均由中國估價贖回，仍然租與西人居住。鄂豫兩省分別成立森林公司，買下除此之外的全部土地，徹底杜絕民間交易。整個雞公山，最終形成四個區域：教會區，避暑官地區，河南森林地，湖北森林地。
有個人人耳熟能詳的詞叫法不責眾。大麵積違法的最終，必定能以某種方式迅速洗白。雞公山上的土地交涉也不例外。最終的結果是換湯不換藥，外國人得實惠，中國人要麵子。因為“各房歲修之費，較所納租金，不敷甚巨，豫鄂兩省，歲賠不資”。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光算經濟賬。
加強管理的辦法就是設立機構，是否變得臃腫那是後話；反正雞公山成立了工程局，辦公地點就在今天的馬歇爾樓（編號為豫20，俄商所建），負責整修房屋和道路；山上還成立了警察局，負責治安；郵局電報局也隨之出現。所有費用，均由鄂豫兩省分擔。
曆史上的馬歇爾樓
法律障礙解除之後，雞公山的開發隨即漸入佳境。避暑官地區的土地很快便被瘋搶一空。1918年，經外交部批準，河南交涉署擬定《河南租地章程》，成立租地局，跟工程局合署辦公，開放部分河南森林地對外出租，分為四塊，很快又被全部租出。雞公山，這個原本應該涼爽的避暑勝地的熱度，可以想見。
這種熱度吸引了無數的人，其中就包括雞公山頤廬別墅的主人靳雲鶚。河南森林地“對外開放”那一年，此人已經出現在信陽，並且帶著一團人馬。
1918年的中國大背景，是護法戰爭；國際大背景則是一戰結束，德國戰敗。看來戰爭絲毫沒有影響雞公山上眾多山民的情緒。
秀才練成革命黨
1． 既然雞公山的一切都來自於平漢鐵路的影響，那我們還是從鐵路全線通車的1906年開始吧。底層風暴山雨欲來，上層寒冰哢嚓作響。那一年，末代皇帝溥儀降臨人世，他剛剛滿月，《民報》便與《新民叢報》展開激烈的論戰，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分歧已不再羞羞答答。這注定了溥儀必將經受風雨。而國人對待滿清政府的態度，可以從一本剛剛發行的新書上看出端倪：《官場現形記》，作者李伯元。這大約是如今已經被跟風至死的官場小說的開山鼻祖吧。
如今回望那個時代，以及偉大的辛亥革命，我們情緒的基調恐怕還是不滿：它來得太遲、進展太慢、後果太不明顯。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怎麼就不能在一夜之間，像脫掉一件舊衣服那樣，甩掉落後的一切，而置身世界列強之林？
一句話：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國人隻恨不能日進千裏。
然而第三隻眼睛看到的情形、傳輸給大腦的感覺，卻截然不同。在華傳教多年的狄考文（CalvinMateer）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今天中國的情形，恰與四十一年半前我初到中國的情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那時一切都是停滯不動的，如今一切都是充滿生機的。……不久的將來，大有可觀。”
另外一個中文名字叫丁章良（W.A.P.Martin）的傳教士，總結了1900年至1906年中國的變化之後則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一項運動，正在中國展開。”
傳教士富於開拓精神，新聞記者感覺敏銳，他們的觀察和結論或許有些誇張，但問題在於，刻板的官員也有類似論斷。在華長達半個世紀的英國人、中國聘任的總稅務司赫德，對中國變化的評價甚至更加激進。
1906年，朝廷宣布十年內禁絕鴉片，九年內立憲。再加上此前的廢除科考、創立新學，等等等等。那些年的中國，跟當代中國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不斷會有新的改革措施推出。誰也說不清楚，明天朝廷又會搞出什麼新花樣。這些改革措施現在看來無關痛癢，但在當時卻絕非小事。當然，這並非促使那些外國人得出上述積極結論的唯一原因。事實上，他們有更加廣闊的信息來源渠道，更加豐富的合成係統。隻是可能誰都沒想到，清政府用於改良的諸多措施，最終會加速自己的倒閉。
比如廢除科考。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各地紛紛招募新軍。袁世凱計劃在全國練成新軍三十六鎮（師），每鎮編製一萬兩千五百人，每省一到兩鎮。武昌起義時，剛剛練成二十個鎮和十幾個混成協（旅）。新軍跟水師、傳統的地方武裝巡防營，無論服裝、裝備、編製還是待遇，均有明顯差別。清廷本指望新軍能給自己保駕護航，誰知道他們突然間槍口轉向。對於這一點，朝廷並非毫無感覺。1908和1910年，陸軍部大臣蔭昌兩次跟美國駐華武官交談時都說過，他們知道大多數新軍軍官和士兵反滿；英國駐華武官也承認，清政府花費巨資培養出來的，是一支反滿的軍隊。
以辛亥革命為例，眾所周知，武昌起義的根本力量，便是張之洞編練的湖北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共計一萬五千人左右，其中有革命黨兩千人，經過革命黨聯絡、運動而同情革命的，約有四千；真正反對革命的不過千餘人，其餘都持觀望中立態度。張之洞一手培養出來的張繼煦，在《張文襄公治鄂記》中稱，新軍“多富於知識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革命黨人，正是張之洞“素所培植之學生”。張繼煦對此不勝感慨。
那麼新軍為什麼會成為革命黨的主力呢？我們不妨從其來源略作分析。
1905年末，武昌北邊的黃陂縣招收九十六名新軍，其中廩生十二名，秀才二十四名。何謂秀才？按照當時的製度，正式的科舉考試分為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會試和殿試在京城舉行，其中會試類似高考，決定終身，第一名為會元，但緊接著的殿試隻排名次，不再淘汰，兩者其實是一個考試的兩個部分。殿試放榜稱為甲榜，也稱甲科，分為三個等級，一等三名賜進士及第，分別為狀元、榜眼和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等若幹名賜進士出身，第一名為傳臚；餘下的賜同進士出身。會試一般春季舉行，所謂“春闈”。鄉試在京城以及各個省城貢院舉行，考中者為舉人，第一名解元，放榜稱為乙榜，又稱乙科。
先後通過鄉試和殿試的，便是所謂的“兩榜進士”，是當時官員出身的正途；如果殿試會試和鄉試全部第一，同時是解元、會元和狀元，便是所謂的“連中三元”。這個概率不高於彩票中大獎。清代二百六十八年，整個信陽市共考中進士二百五十一名，其中僅有狀元一名，固始縣的吳其濬。他也是整個河南省唯一的狀元。
然而要想參加鄉試，首先得通過院試。院試合格者便是秀才，也稱生員。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大事。革命家陳獨秀十七歲時，便和哥哥陳慶元同時高中秀才，消息傳出，不僅“母親樂得幾乎掉下眼淚”，而且幾家富戶都爭先恐後托人說親。“光州教案”中的那些文武童生，參加的便是這樣的院試——已經考中的秀才，每三年也要重考一次。如果《信陽地區誌》中的記載沒有歪曲事實，確實是教士挑釁在先，那麼童生們做出強烈的反應，就完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