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於十五日下野之後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洲事變中軍的統帥”文件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
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12月22日張學良上蔣總統電：“公（蔣）今旋裏，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麵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
就在國民政府孫科給張學良發出“死守錦州”命令的同時，身為參謀總長的朱培德就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指出：“錦州至多隻能守一個星期，而且關內無兵可援”，所以對於東北戰局，他以軍人立場認為，“一條路是不顧一切以赴之，另一條路便是和日本議和”。
當時的錦州，國民政府一再要求張固守，張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說：“日軍傾全國之力，而我僅一域之師”“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不斷去電請示援助。當時日本在天津有駐屯軍，山海關有守備隊，山海關方麵還配有海軍艦艇。錦州之戰以前，日本即發動“天津事變”，被東北軍鎮壓。在兩國沒有全麵開戰的前提下，這些日軍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隻是關東軍，華北的日本駐軍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實際上，華北的日本駐軍有一個秘密配合關東軍圍殲錦州所駐東北軍的計劃，隻是被關東軍方麵拒絕。東北軍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失利後，錦州駐軍擔心退路被截斷，在沒有後方支援的情況下陷於背水一戰的境地。
同時，東北方麵也質疑粵係的抗日態度是否真實，因為其外交部部長陳友仁，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變”期間曾到日本向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議，要與日本合作以打擊蔣介石，並準備出賣滿蒙的權益以換取日本對廣東提供一批武器。不過幣原喜重郎反對日本軍人這種做法的，雙方沒有談攏而作罷。粵係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共發了三個“死守錦州”的命令，張學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請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請援無下文：“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當時孫科已經出任行政院長，但財政部長黃漢契卻無財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東北軍前方的強烈抗議，奉命守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隻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
然而，略顯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道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一？二八”事變後，廣東軍奮起抗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時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的汪精衛，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並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班請救兵。張學良以他的方針回答道：“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不肯出兵。
當時張學良的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
在那時一期《獨立評論》曾刊登熟悉熱河和華北戰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撰寫的《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京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
我們真正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和北寧路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隻留一部分軍隊在山海關、秦皇島、天津等處；在這些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後，也預備從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別退至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軍隊應該從速進到朝陽、並且積極籌備朝陽、淩原，平原、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峰、古北、河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軍力不能進攻。隻要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隻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劃，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時據守熱河的軍閥湯玉麟是張學良的父執輩，擁兵自重，根本指揮不動，也不允許張學良部進入熱河，甚至有降日傾向。蔣介石建議張學良迅速解決湯，但計劃泄露，為避免大戰之前先內訌，爭取湯積極抵抗，張學良隻能暫時將所部布置在熱河外圍以穩住湯，並派去張作相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