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點值得一提。據說，尼古拉二世的頭顱至今還在，它被放在一個10升容量的巨大醫用玻璃器皿中，裏麵盛著防腐液。頭顱已麵無血色，臉上的絡緦胡子也沒有了。當年尼古拉二世被槍殺後，他的頭顱被運到莫斯科保存起來，先放在革命博物館，後移到原克格勃地下室的保險櫃中。
戴高樂安葬前後的珍聞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大片領土被德國攻占，巴黎陷落，貝當宣布投降，法國處於危亡之中。戴高樂在此危機時刻領導法國人民同侵略者展開了英勇鬥爭，並最終取得勝利，挽救了法國。戰後，他又領導著法國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戴高樂忠於自己的祖國，英勇無畏，不惜奉獻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1959年，他出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後，曾對他的文化部長說：“我將來不是被暗殺就是暴卒。”有人說，這是戴高樂對自己死亡的讖語。1962年，戴高樂同意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獨立後，一些極左分子組織了對戴高樂的暗殺。1962年8月21日，戴高樂乘車前往庫布萊軍用機場，途中，一輛黃色旅行車迎麵開來，車內的一夥人，突然向他的座車開槍。司機急忙加速奔駛，此時，又從橫街駛來一輛藍色汽車，車內又有人向他猛烈射擊。兩次襲擊，共發射150多發子彈，其中有14發擊中座車，有2發擊中輪胎，但戴高樂乘坐的特製的雪鐵龍轎車，具有很強的防彈功能，車門沒被擊透，車胎也未被擊穿，隻有一顆子彈擊破了座車的後窗，子彈在離戴高樂頭上幾英寸的上方穿過。後來，戴高樂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令人難以置信的僥幸，我們誰都沒有中彈，那就讓戴高樂繼續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職責吧！”
戴高樂沒有死於暗殺，最終死於他讖語所說的“暴卒”。
1969年，戴高樂辭去總統職務，他拒絕政府按規定對退職總統提供的費用和宅邸，回到家鄉科隆貝，靠自己的稿費生活。1970年萬聖節那天，戴高樂曾去科隆貝雙教堂附近的公墓掃墓，在女兒安娜墓前他說：“我就想安葬在這裏，”並風趣地說：“公墓的門太小了，將來我來這裏以後，也許會有人來看望我，到那時候需要拆牆再開一扇門。”他散步的時候還說：“在科隆貝壽命真長，80歲了，壽夠長的了。”沒想到，1970年11月9日，在80歲生日即將到來之時，他突然猝死在自己的書房中。這也許就是戴高樂讖語所說的“暴卒”。這一天，他正在辦公室寫他的《希望回憶錄》，中午還接見了一位農業家。傍晚，約6點50分，他在書房的一張桌子前坐下來。突然，人們聽見他痛苦地慘叫了一聲，人們急忙跑進書房，發現他麵色蒼白，沒有一點血色。當醫生趕到時，他已經沒救了。他死於動脈瘤破裂。他死後，他的夫人要求政府立即公布他的遺囑。這份遺囑是戴高樂在18年前的1952年寫下的。當時它被保存在總統蓬皮杜手中。遺囑於第二天下午刊登在《法蘭西晚報》上。遺囑寫道：我希望在科隆貝雙教堂為我舉行葬禮。我的墓地就是安葬了我的女兒安娜的那塊墓地，我妻子將來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裏。碑文是：夏爾·戴高樂（1890－）。別的什麼都不要。我不要國葬。不要總統、部長、兩院各單位和行政、司法機構參加……
遵照戴高樂的遺囑，葬禮安排得非常簡單，棺木是最普通的，僅值63美元。靈柩由一輛軍用汽車運到雙教堂前，由本村的青年抬往墓地。沒有號聲，沒有哀樂，甚至在雙教堂舉行的彌撒，也沒有悼詞。但當他的靈柩放入墓穴時，在巴黎卻有50餘萬人冒著大雨，雲集到凱旋門下，在雄壯的《馬賽曲》樂聲中，對他進行深深的哀悼。戴高樂被安葬在雙教堂附近的一個小小的公墓裏。他的墓是用修馬路的石頭砌成的，高出地約半公尺，呈長方形。他女兒的墓就在他的旁邊。戴高樂去世之後，他的夫人將他留下來的幾乎所有的物品都銷毀了，怕被別人拿去當紀念品。她不要政府津貼，也拒絕子女供養，而是住進了天主教基金會辦的養老院。
戴高樂不讓人拍攝他的葬禮，但法國巴黎競賽畫報社的攝影記者維爾茨卻冒著風險，動足了腦筋拍下了戴高樂葬禮的一些照片。維爾茨兩年前就探知戴高樂死後將葬在科隆貝雙教堂附近的公墓，為此他提前租下了與雙教堂毗鄰的一個穀倉，說是供他周末度假使用，實際上，他在裏麵搭起了腳手架，在牆上開了一個小洞，裏麵安放了照像機，準備拍攝戴高樂下葬的照片。舉行葬禮的那天，維爾茨租了一架直升機和一輛摩托車。他讓他的助手索埃乘直升機去拍送葬照片。葬禮開始時，索埃乘直升機突然出現在雙教堂附近的上空，迅速抓拍了一幅覆蓋著三色旗的戴高樂棺木照片和幾幅送葬照片。當官方兩架直升機跟蹤過來時，索埃乘坐的直升機便飛向了公路。索埃將膠卷從飛機上扔給了等在公路上的摩托車駕駛員，駕駛員隨即開車回了報社。索埃雖被官方逮捕，但膠卷已無法追回。維爾茨在穀倉也成功地拍下了戴高樂靈柩放入墓穴的照片。照片第二天就在《巴黎競賽畫報》刊登了出來。這是人們意料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