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簡牘學百年的思考
初師賓
在中國近代的考古科學中，簡牘學是與二十世紀同齡、並且開展最早的重要學科之一，至今它已有整整百年的曆史了。
1901年2月至3月間，英國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在我國新疆進行所謂探險、考古，分別於尼雅、樓蘭古遺址掘獲魏晉時期木簡，揭開了簡牘考古的序幕。當時，地下出土竹木簡牘文字資料還非常稀罕，故引起不小的轟動。此後在一個世紀之中，簡牘古籍文書，猶如江河之源源不斷，層出不窮，高潮迭起，令舉世為之驚歎矚目。據不完全統計，百年來已有一百二十餘批次、總量達十八萬枚以上的竹木簡牘出土；其分布，跨長江、黃河流域的主要省區，占國土之半；其時代上及戰國，下迄宋元；其內容早已超越《漢書·藝文誌》的輯錄範圍，逸典秘籍，官私文存，應有盡有，不勝枚舉。而簡牘的發掘規模及其整理研究成果的盛況，亦屬空前。總之，在史學、文獻學、考古學、國際漢學領域與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簡牘學的建樹非常卓著，具有重要的地位、意義，已成為當今人文科學的一門顯學。
二十世紀，正是中國不斷覺醒、解放、自強和走向現代世界的變革時期。中國文化的傳承久遠、博大精深和富於智慧、創造，早曾獨步世界之林，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近代中國因國家的衰弱，列強的欺淩，這一切卻倍遭壓抑、湮沒，甚至於被貴忘了。因此，當上世紀初的簡牘古籍和甲骨文、敦煌藏經、明清檔案等先進古文明成就陸續問世，必然極大地鼓舞國人，震撼學界。應當說，簡牘學的開創階段與甲骨文、敦煌學一樣，也同樣被打上時代恪印，充滿著災難與艱辛。出土國寶被紛紛劫流海外，中國處處失卻先機。而後又連年戰爭，文化學術深受影響。故直至五十年代以前，簡牘的發現和學術進展相當緩慢。但是，我國的學者先賢，出之於拳拳愛國之心，始終以保護、弘揚民族文化精粹為己任，為簡牘學的奠基、開拓竭盡努力，堪為早期簡牘學之主流中堅。其功不可沒，自不待贅言。我要特別提到，如王國維當仁不讓，敢為簡牘研究之先。三四十年代馬衡、沈仲、勞幹等多人，在中外合作考古中力保出土簡牘主權；冒戰火和生命危險搶救居延漢簡；克服困難出版資料，以避免研究中斷。乃至五六十年代，陳夢家的繼承經學傳統，全麵攻研簡牘學方法論，等等，都是這種愛國精神、國學傳統的體現，至今也依然起到典範作用。還應提到，同時期國外簡牘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以崇尚、探求中國文化奧秘的認真態度，從事簡牘研究和著述。他們敏銳、新鮮的思維和方法，使簡牘學超越國界，具有國際的更廣泛的基礎和動力。
簡牘學的後五十年，峰回路轉，呈現生機勃勃的良好局麵。五十年代中，大陸、台灣競相發布舊居延簡的圖版和考古資料，中外學者得以承先啟後，將遺址文檔類型的簡牘考古推向更高深的層次。武威漢墓、信陽楚墓所出《儀禮》、《墨子》等，則為墓葬出土大量經典文獻之開端，其學術研究為日後積累了寶貴經驗。進入七十年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簡牘考古因國家政府重視，考古發掘的支持配合，重大發現如雨後春筍。其中，如內蒙古額濟納旗破城子，甘肅金塔肩水金關、敦煌馬圈灣、懸泉置、天水放馬灘，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山東臨沂銀雀山，河北定縣八角廊，安徽阜陽雙古堆，江蘇連雲港尹灣，湖南長沙馬王堆、走馬樓、慈利石板村，湖北雲夢睡虎地、龍崗、江陵張家山、荊門郭店等大批重要文檔、典籍的出土，依其性質、形式、內容與出土地之不同，基本可分遺址·文檔、墓葬·典籍兩大類型，各具規律、特色。以這些重大考古活動為中心和契機，不斷地帶動、促進簡牘考古的全麵發展。發掘、整理、研究的水平明顯提高，手段、方法日趨科學、完備。研究機構和人員逐漸擴大，不論國內與國外，都有相當數量的專門研究隊伍。其中，在第三代學者的帶動下，第四代已經成熟並成為主力。此一時期的資料和研究成果更是豐碩，著述如林，形成簡牘學百年來的高峰時期。在最後的十多年裏，學術的研討、合作、交流較前更為活躍、密切。關於簡牘學理論、方法的思考、探索，正方興未艾。這一切，醞釀和預示著簡牘學新的成熟繁榮時期的到來。
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國不僅以獨特的文字殊異於其它文明古國；而且，記錄、傳播文字文化的載體，從最初的形態——簡牘開始，即自成體係，獨樹一幟。眾所周知，中國發明創造的造紙、印刷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文明成就的保存、傳播進程。但紙張、印刷之前，中國自身還經曆了一個漫長的使用簡牘的階段。因其去今很遠，詳情不大為人知曉，對其重要性更不甚了了。其實用文字文化載體來概括中國文化史的全程，也隻是經曆了簡牘時代（商周——魏晉）、卷帙時代（魏——晉——唐）、印刷時代（唐——現代）共三個時期。再算上今天，可接續以電子信息時代。
我國的簡牘文書始於何時？現尚無定論。漢代小學家說聖人蒼頡作書契，時儒解釋契為券書簡牘之類，未免過早。而創於春秋、戰國之際，其說也不可取。較合理的推論，應當在中國文字已定型的商、周時期。《尚書·多士》雲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此乃周公訓示殷遺民的話，說商代有典籍冊書，是指典章製度、曆史紀年等。甲骨文的冊字為象形，豎列數枚簡條而上下橫編兩道書繩。文獻所記的西周，典、策（冊）、誥、謨倶全，皆竹木簡冊，已可容納多種文書例式。《說文》釋典為大冊。金文典字則像基座之上供列冊書。即至周末，老子為柱下史，主文秘、典藏之事。孔子修訂五經和春秋，筆則筆之，削則削之。其晚年好《易》，韋編為之三絕。可見在春秋中晚期。簡牘文書是占主導地位的，誦習、著述、收藏、整理已司空見慣。出土簡牘今見最者為戰國早期。直到魏晉時，紙張雖然早已出現並應用，簡牘卻仍相當普遍。1996年長沙走馬樓一次出土三國吳簡九萬多枚，數量驚人，即是明證。此蓋因紙貴，或中央、地方有別的緣故。因此，簡牘時代當上起三代，下止魏晉，延續達二千年之久。至於簡牘時代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和陶、石、玉、帛之書，大多屬於禱祭、紀功、典儀等專用、特例，決非載體主流，更不是典籍文獻的全貌。其中，如春秋晉地盟書，戰國及秦漢以降的帛書、石經、碑碣等，顯然都是簡牘形式的模仿和變相，均應有其簡牘稿本。所以，發現時代更早的如春秋乃至商周時期的竹木簡牘，恐怕隻是個時日、機遇和技術性問題。否則，拿昔日的泱泱文明盛況來衡量，倒是違悖事理而不可思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