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漢簡的考古發掘與研究
李永良
幾十年來河西漢簡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可謂碩果累累。不僅大陸和港台，甚至連美亂日本、法國、瑞典、韓國、英國等國家也在積極地開展對河西漢簡的研究有不少海內外學者耗盡了心血，或篳路襤縷開拓榛莽或發凡啟例、鑿破鴻。為簡牘學的建立付出了大量艱苦、創造性的勞動一批飲譽海內外的簡牘學者的名字，在簡牘學史和我國近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不少的真知灼見和縝密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已經成為簡牘領域值得繼承和研究的寶貴財，書將永遠啟迪後學。本文僅對河西漢簡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一些簡要的說明考批評。
一
地處中國西部的河西走廊從西漢武帝時期開始陸續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之後不僅成為全國政治軍事、外交、民族重大活動的舞台而且又是連接歐亞絲綢之路的通道由於當地戈壁荒漠特殊的地理條件使大量以簡牘為書寫材料的文獻經兩千多年漫長的歲月仍得以保存而且數量之多，堪稱世界之最。20世紀初至30年代，英國人斯坦因隊.Stein瑞典人貝格曼P.Bergman相繼發掘敦煌、居延漢簡轟動了世界由此促成了世界簡牘學研究的產生二次世界大戰後，國人先後在河西武威敦煌、玉門、懸泉等地又陸續發掘出土數量更多內容豐富、價值更高的簡牘文獻據初步統計迄今為止在河西地區先後發掘出土漢晉、木簡牘五萬四千餘枚其中包括1907年，英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在敦煌西北漢代長城烽隧遺址中發掘出土705枚。
1913—1915年斯氏第三次中亞探險在敦煌、酒泉西北漢代長城烽隧沿線又掘得168枚。1920年春，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外沙灘上采氣枚。
1930—1931年中瑞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貝格曼F.Bergma在今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亭障遺址中先後掘郝200枚。這批漢簡的出土地點主要分布於河西金塔以北的雙城子沿額濟納河西北至宗間阿瑪之間的漢代亭障遺址中。主要以大灣地灣、破城子三地出土居多其中，宗間阿瑪出土63簡，破城子出土4422簡，瓦因托尼出土267簡，博羅鬆治出土346簡，地點出土250簡，布肯托尼出土83簡，查科爾帖出土93簡，金關出土724簡，地灣出土2383簡，大灣出土1334簡。另外，還有20個地點也發現了少量簡贖總計約10200枚左右。
1944年夏鼐在敦煌小方盤城附近漢代長城烽隧遺址發掘枚。
195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今武威市磨嘴子清理出土《儀禮》簡冊九卷及其他少數雜簡共04枚，在第18號墓發掘出王杖十簡。
1972月在武威小西溝峴2號洞清理出土l枚西夏文木簡，在河西屬首次發現。
1972—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甲渠候官，肩水金關等三處遺址發掘出土9637枚。其中甲渠候官遺址掘得7865簡，甲渠第四隧遺址掘得95簡，金關遺址掘得11577簡。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首次發現居延漢簡以來又一次重大的發掘成粟。
1976年，居延考古隊在居延布肯托尼以北地區考古調查時采集3枚。
1977年，嘉峪關文管所在玉門花海漢代長城烽隧遺址掘得枚。
1979年7—9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敦煌西北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發掘出土1217枚，這是敦煌漢簡問世以來出土數量較多的一次1981年3月，敦煌市博物館在敦煌酥油土漢代烽隧遺址掘將枚。
1982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居延甲渠候官遺址複查原發掘現場時采集22枚。
1985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武威旱灘坡9號墓發掘出5枚晉代木牘。1986年，高台縣文化館在高台常封晉墓掘得枚晉代木勝1986年10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居延肩水候官治所地灣城遺址發掘出土1000餘枚。1987—1988年，敦煌市博物館在調查疏勒河流域漢代烽隧遺址時陸續在九個地點采集137枚。
198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武威五霸山漢墓發掘出枚木牘。
1990—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漢代簡牘18790枚。這是繼敦煌居延漢簡之後河西漢簡發掘的又一次重大成果。
以上這些簡牘大部分是原始的檔案文書和實，射於研究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和科技都是現存史料中最詳盡最真實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非常珍貴。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兩萬餘枚居延漢簡的發掘和90年代近18790枚懸泉漢簡的出土更使簡牘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由於河西漢簡主要來源於漢代長城烽隧沿線和周圍地區這又是發展和拓寬中國當代長城學研究必不可少的資料基礎，這也預示著中國當代長城學研究一個空前未有的繁榮階段正在出現。
整個河西漢簡的考古發掘工作是在異常艱苦和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夏季戈壁灘上的氣溫經常超過攝氏0度，地麵溫度中午高迸0度以上，特別是無休止的風暴和流沙不斷地擾亂、掩埋甚至破壞發掘現場常使發掘工作被迫中斷或重複進行。不論20世紀30年代，還是70年代，或是90年代，有不少學者和考古工作者為河西漢簡的發掘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的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二
河西漢簡的研究從總體上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從1907年至1950年，從1951年至1980年，第三階段從1981年至今。
第一階段是河西漢簡從零星發現向有計劃有係統地全麵發掘的過渡階段。
這個階段的漢簡研究一般是從簡牘文字的釋讀開始的，可以說簡牘的釋讀是簡牘研究的第一步，隻有在簡牘文字釋讀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根據簡牘的內容進行研究。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獲敦煌漢簡，1913年由法人沙畹研究發表了《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獲漢文書》。在河西漢晉木簡研究史上，沙畹無疑是西方最早取得成就的人。1914、羅振玉在日本發表了震驚學術界的巨著《氣沙墜簡》和一係列論文，無疑對於研究漢代西北史地及社會軍事狀況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王國維是這個階段關於敦煌漢簡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對敦煌漢簡研究的某些論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後來居延漢簡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可以說他是河西漢簡研究的開創人。隨著敦煌漢簡的不斷發現，人們自然會提出許多新問題。但是，人們不會忘記作為篳路襤縷下的王國緇的真知灼見和縝密的研究方法，永遠是啟迪後學的一把鑰匙。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漢簡文書，由沙畹學生馬伯樂研究，1931年先由張鳳發表在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下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