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隨著入住東莞的廠家越來越多，用電進入緊張狀態，“那時候，由於供電不夠，斷電的情況時常發生，許多在此開廠的港商都特意從香港購回發電機，以備不時之需。”這段曆史在現在看來可能有些不可思議，而確實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於是，鄧獻倫先生為滿足當地用電所需，加入投資了發電廠，保證當地工廠的正常運營。
八十年代末，東莞雁田的用水問題又突顯出來。隨著工業汙染的加劇和人口數量的激增，雁田村民一直使用的地下水資源無法保持清澈。當地政府又找到鄧獻倫先生，問其是否能在當地投資水廠。不過，當時開辦水廠的權利並未開放給外資（鄧獻倫先生為港商），最後通過協議，鄧獻倫先生放棄了公司法人的名份，第一期以一千萬元金額投資，修建了一個儲水七千噸的自來水廠。現時他笑說著，“建水廠，完全是出自對家鄉的感情投資，因為開辦水廠時，法人代表不是我，意味著從法律上講，我是什麼也沒有。”不過這並未打消他的投資熱情，對於赴港發展之時的他就有這種想法，“賺了十元錢能拿回八元錢投資家鄉，反正是養育自己成長的家鄉，即使是虧也是虧給家鄉人。”不計得失的心態，鄧獻倫先生一直將家鄉所急所需放在首位。
隨後，他又應當地需要，先後進行了第二、三期的自來水建設，至今達至了十萬噸水量的儲水量，總投資金額一億五千多萬元，滿足當地居民和工廠的生活生產之需，讓雁田人喝上了放心水。類似感情投資的事例，在鄧獻倫先生的身上不止這些，例如他在九十年代初期投資清遠的電站、天津的水廠，以及好友黃百鳴先生的電影等等。“感情投資，最主要是擺正心態，這樣才能助人助己。”視之澹泊，得之豐厚。總的來說，鄧獻倫先生在得失之中達及平衡，還略有收獲。於他而言，不正好是一種最好的饋贈嗎？
“獻叔”的家鄉奉獻情結
現時，鄧獻倫先生對家鄉雁田所做的種種，為人們津津樂道，還被人們親切地喚他為“獻叔”，其喻意有兩種：一取其名字中的“獻”，二是讚揚其對家鄉的無私奉獻之情，同時來自社會及鄉親的各種嘉獎亦迎麵而來，麵對接踵而至的各種榮譽，他自覺責任與壓力參半。
“對家鄉的建設，我矢誌都希望做到最好，做好之後隻需得到社會的一點認同就可以了。而其中的曲折和壓力，肯定是會存在的，因為一有做不到的地方，各方的譴責也會不請自來。”背負對家鄉的一種責任，鄧獻倫先生兢兢業業做好手中的工作。而到現在，當地的一些年輕人，享受著便捷的交通、清徹的自來水時，恐怕想象不到當初修建各項基建之時的辛苦，籌建自來水廠時的複雜，自然有些人也不明白，當地人們為何親切地叫鄧獻倫先生為“獻叔”。
今日今時，鄧獻倫先生待人仍是十分和善，沒有任何架子，擁有很好的人緣。他說，“雖說我做的生意並不大，但人緣是十分好的，這可能歸結於：從社會中取得一點財富時，如何把這些財富放到社會裏去回饋社會，回饋家鄉。”一路走來，他都是如此，在生意場上亦受到更多的歡迎，有可能歸功於這樣的信條：“正視自己在家鄉投資的成功與失敗，即使是虧損亦是虧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想我年輕的時候，兩手空空，就這一點，能使我大膽放心地投資家鄉。”
關心青年人的發展
對待員工，鄧獻倫先生從來都是看好勤奮之人。他說，“人要往前看，東西是永遠學不夠的。隻要是勤奮之人，沒有什麼是做不到。”在此，他說起當年在貨櫃碼頭打工時的情形。“七十年代的香港與內地是兩個級別，在內地工資三十多塊，隻固定完成份內的工作即是，不需額外動腦筋，而香港人的步伐很快，後麵的人會不斷地推著你走，若你走得慢了，他們就會嫌你阻著人家前進。”當年，近百萬年輕力壯的內地人湧入香港，為香港帶入了大批的勞動力，同時也被香港社會看不起，被香港人稱為“阿燦”（源於八十年代港劇《網中人》的阿燦，特點有：土、窮、傻），工資亦比香港人低一大截。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以及無緣由的輕視，使得鄧獻倫先生剛去香港一年就想著回家。然而，老板與他的一次談話使他下決心繼續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