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需要開大門 社會才能有融入
特別報道
作者：羅嶼
要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發展權，就需對戶籍製度、農村土地製度、財政體製和社會保障體製等進行總體設計綜合改革
作為國內率先關注、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於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和城市融入問題。在他看來，近年來，雖然有關部門積極幫助農民工解決其在流入城市社會所麵臨的各種問題，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社會融入至今仍不理想。
“半城市化”是一種潛藏危險的社會狀態
《小康》：類似東莞這樣的新興城市，戶籍、住房等核心環節的準入“卡”在眾多青年男女頭上，這是否也成為催生一些城市性問題的原因？
王春光：在目前二元戶籍製度下，如果說農民工進城之後，就業可以有相對改變，可他們的生活仍存在不穩定性，比如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夫妻分居等問題的存在。很多已婚人群，進城之後也不可避免地處於單身狀態。
另外，由於進城農民工難以獲得與城鎮市民平等的就業、居住權利，分享教育、醫療、社保、公共服務或福利的權利，以及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利。即他們一隻腳跨進了城市，而另一隻腳還在城外，並未真正融入到城市社會中。這種身份的不確定、地位的不確定、居住的不確定，我把它叫做“半城市化”，而這種“半城市化”會直接影響農民工的行為，比如在性方麵——當地社會對他不負責任，他也可以不對社會負責，隻為自己而活。既然大家的未來都沒有確定性，但情感生理卻有需要，如果談得來，不如在一起互相有個支撐，加之現在人們的性觀念較之從前更為開放，而農民工進入城市後，也從熟人社會邁進陌生社會，對其而言，輿論方麵的約束也會減少，因此也就有了同居、臨時夫妻等現象。
總體而言，正是社會變遷、城市化、改革的滯後等原因，導致一些問題的存在。
《小康》：在您看來，“半城市化”有哪些特點？
王春光：農民工不能與當地市民享有同等市民權，其子女不能順利進入當地公辦學校學習，也享受不到當地社會救助、住房保障等方麵的社會福利；雖然政策上他們可以加入社會保障，但由於這種保障力度小，既不能為他們提供穩定的生活基礎，也不能根據其需要實現社會保障的轉移接續，導致其加入意願不強；農民工就業狀況很不穩定，等等。
《小康》：“半城市化”根源是什麼？如何消除“半城市化”？
王春光：對農民工社會政策進行係統的、整體性的改革和創新，是更好地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消除其“半城市化”狀態的迫切要求。假如讓目前在東莞的流動人口真正變成東莞人，他或許還會猶豫，他會考慮進入東莞，能得到多少？他在家鄉的利益，土地、房子會不會失去。全國也應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製，實現城鄉一體化，區域一體化。如果全國一盤棋，人口的流動會有理性的一麵，人們也會選擇，在流入地生活成本怎樣、就業成本怎樣，和家鄉的聯係怎樣。
如果從國家層麵進行調整，可以把公共服務進行重新配置，不要把好的優質資源都放在北、上、廣，而可以往中西部、中小城市更好地傾斜。把教育資源、衛生資源、社會保障資源重新進行平衡。另外還要按市場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政府要削弱在這方麵的影響。概括而言，要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發展權，就要改善對農民工的政策環境，就必須對戶籍製度、農村土地製度、財政體製和社會保障體製等進行總體設計，綜合改革。當前我國社會政策改革滯後於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民工城市化的能力，加大了其融入城市的難度。長此以往，將進一步強化農民工作為城市社會邊緣化亞群體的弱勢地位，使其“半城市化”狀態長期化、結構化，這是一種不合理甚至潛藏危險的社會狀態。
《小康》：不合理甚至潛藏危險，具體是指？
王春光：多年來，中國的社會政策並非沒有改善，但卻不足以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最基本的公平機會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能力。當生活不穩定，享受的公共服務與城市市民不一致，沒有獲得相對穩定的就業權利和保障，不能享受基本的就業福利時，他們會對社會有很大的抱怨，對政府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