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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能夠延綿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
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麵上的代代遞交。這一點，曆代嶽麓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製訂的學規、學則、堂訓、規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的行為規範提出要求，最終著眼於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尤其是後來成為嶽麓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哲學——文化人格學。因此，山明水秀、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與此相應，在書院之外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們也都非常看重書院的這一功能，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們想不出有比在書院裏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因此幾乎毫無例外地企盼著有朝一日能參與這一冶煉工程。書院，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
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想提一提朱熹和張栻這兩位大師，他們無疑是嶽麓書院跨時代的精神楷模。朱熹還對廬山的白鹿洞書院作出過類似的貢獻，影響就更大了。我在嶽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盡管他離開書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偉大詩人辛棄疾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曆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以一般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教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朱熹有著另一層麵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複於善，而不當複論其類之惡矣！”（《論語集注》）又說：“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複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認為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在這位文化大師眼中，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崇山間的座座書院，捕捉從那裏傳播出來的種種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以前曾與張栻見過麵，暢談過，但有一些學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這種探討變成書院教學的一種內容呢？一一六七年八月，他下了個狠心，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裏地朝嶽麓山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