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野草·題辭》
一、引言
魯迅曾對友人說，他的哲學都包含在《野草》裏①。然而，魯迅的哲學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哲學！看看魯迅在1924年9月24日寫給李秉中的私人信件，則可從中窺見一斑。魯迅在信中曾這樣袒露自己的內心矛盾：
我也常常想到自殺，也常想殺人，然而都不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②
深感自己靈魂中有“毒氣”和“鬼氣”，想除掉它而不能，可以想象這是怎樣的一種靈魂的苦痛！1926年11月，魯迅再次提到“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來，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嚐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③以“自殺”或“殺人”的方式，深入到自己靈魂深處進行自剖和反省，這就是魯迅哲學的基本範型。在“黑暗”和“虛無”的時代，“自殺”和“殺人”乃是以人生荒誕存在為前提的。荒誕給人生帶來價值的混亂，使生命失去終極意義，但它激起的卻是人生智者的反抗意誌，而反抗則又是幫助人走出絕望的唯一途徑。如同加繆所說：“我叫喊我什麼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誕，但至少我不能懷疑我的叫喊本身，我至少相信我的抗議。在荒誕經驗的內部，我得到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真理就是反抗！”④所以，在《西西弗斯神話》的開篇，加繆強調：“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隻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曆，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⑤是的，不論是“自殺”，還是“殺人”，當然不能作法律意義上的認定和評判，而應從其哲學涵義來予以辨析，尤其是應從生命哲學或人生哲學的維度來予以認識和把握。“自殺”和“殺人”在魯迅的哲學裏，所指的是一種敢於直麵“慘淡的現實”和“慘淡的人生”的生命意誌和人生態度，因為這本身就是在探討生命的內在意義和存在價值。聯係魯迅嚴於律己的自我剖析和反省精神，再細讀他的《野草》，就不難發現他之所以要以“靈魂的獨語”方式來展現他的心路曆程和精神曆程，目的實際上也非常明確，即他所張揚的生命哲理和人生哲學，實際上都是基於一個原點：那就是對“黑暗”與“虛無”“作絕望的抗戰”。⑥
魯迅收入《野草》中不包括“題辭”的二十三篇散文詩，並不是像當年創作《狂人日記》那樣，抱著“啟蒙主義”和“為人生”創作的目的，“一發而不可收”式地向著“萬難破毀”而“絕無窗戶”的“鐵屋子”進行大聲的“呐喊”，旨在引起“社會療救”的注意，⑦而是承繼著創作《彷徨》時在扉頁中所引的屈原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以“靈魂的獨語”方式，在進行緊張的內省和心靈的巡視。盡管二十三篇散文詩的立意並不連貫，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其哲學涵義和精神則是一致的，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也即這二十三篇散文詩，加上1927年4月補寫的“題辭”，乃是特定時期的魯迅的生命價值世界和意義係統的完整呈現，也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個體的心靈情感、意誌和人生哲學的完整呈現。
魯迅自謙地說他的《野草》“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的小花，當然不會美麗。”⑧其實，“慘白色的小花”意象的寓意是豐富的，無限的，並無關美麗與否。作為“靈魂的獨語”表現方式，“慘白色的小花”意象直接傳達出來的是魯迅心靈深處那一時還“難以直說”的無限意蘊。可以說，魯迅創作《野草》首先不是寫給他人的，而是寫給自己的，是以“靈魂的獨語”方式來袒露自己特定時期的心靈情感、心靈情懷，展示出他在1924年至1926年間的一段具有特殊意義的心靈曆程，同時也展現出他在遭遇人生“最低穀”時期的人生形態和精神曆程，正如他在“題辭”中所說的那樣：“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正是從這個維度上來說，細讀《野草》，我們從中不難感受到一種真正具有魯迅精神特色的生命哲學和人生哲學，以及他所一貫堅守的“特立獨行”的人格風采。
二、反抗：向著“黑暗”和“虛無”抗戰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野草·秋夜》
《野草》的開篇是題為《秋夜》的散文詩。兩株聳立在“秋夜”的“棗樹”，其意象特征所凸顯的是一種“堅忍不拔”和“反抗”或“抗戰”的意誌，而“秋夜”則是“黑暗”和“虛無”的象征。有人曾指責魯迅在語言的修辭上過於拖遝，認為隻要說“在我的後園有兩株棗樹”就可以完整地表達意思。顯然，這完全忽視了魯迅創作《秋夜》時期的特定時代和特定心境。魯迅並非要在這裏故作高深，故弄玄虛，而是要以直聳“秋夜”的兩株“棗樹”的疊句表達方式來反複強調對“秋夜”般的“黑暗”和“虛無”的“反抗”意誌。生性喜光卻置身於陰冷、黑暗的“秋夜”之中的“棗樹”，要在這種生存惡劣的環境裏獲得生存和成長，唯一的出路就是“抗戰”，就是“反抗”。反抗黑暗，反抗虛無，反抗絕望！唯有抗戰、反抗，方能獲得生存和成長的機會。
不言而喻，對“黑暗”和“虛無”的反抗，構成了《野草》的一種鮮明的主色調。在《野草》所構成的世界裏，始終有兩種意象、兩種主題交織在一起：一是“秋夜”、“灰土”、“嚴冬”等一類的陰冷色調意象和主題，二是“棗樹”、“過客”、“這樣的戰士”等一類的堅忍反抗的意象(形象)和主題。兩種意象和主題的交織，如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中“命運主題”和“英雄主題”相互交織一樣。如果說森嚴的“命運”主題象征著強權、專製、暴政和人間的苦難、厄運，它無時無刻不向人們襲來，那麼，麵對著“命運”，尤其是厄運的襲來，“英雄”將該怎麼辦？是向命運妥協，還是向命運抗戰？這取決於生命主體的態度、意誌和精神毅力。貝多芬說，當厄運向他襲來時，他緊緊地“扼住命運咽喉，絕不能使我屈服！”在《命運交響曲》裏，隨森嚴的“命運”主題而響起的是舒緩的、自信的、充滿“抗戰”力量的“英雄主題”。在厄運般的命運襲來時，“英雄”揚起的是“反抗之劍”，絕不屈服地抗戰“命運”。同樣，魯迅《野草》中的兩種意象、兩種主題的交織，所要傳達出來的心靈的意誌，自然也是一種“抗戰”的聲音，一種反抗“黑暗”和“虛無”的精神：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野草·這樣的戰士》
“無物之陣”式的“黑暗”和“虛無”，如同沉重、森嚴、陰冷、厄運一般而又無時不在向人襲來的“命運”幽靈一樣，叩響每一個人的心靈大門，糾纏著每一個人的靈魂，其象征寓意則是荒誕存在的不合理性，也隱喻著人生孤獨、虛無和寂寞的存在本質：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好處。可是我現在很恢複了些力氣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裏的，你可知道前麵是怎麼一個所在麼？
翁——前麵？前麵，是墳。⑨
——《野草·過客》
“墳”的意象依然是陰冷色調的，嚴酷而陰森，是“死亡”的象征，也是生命哲學和人生哲學意義探尋的起點。悲劇哲學家叔本華說：“死亡是給予哲學靈感的守護神和它的美神，蘇格拉底所以說哲學的定義是‘死亡的準備’，即是為此。誠然，如果沒有死亡的問題，恐怕哲學也就不成其為哲學了。”⑩因此。“墳”一類“死亡”的象征寓意，在印證存在的荒誕與不合理的同時，也將一個新的人生命題置於人們的麵前：一個舊的秩序被顛覆了，而一個新的秩序又在何方？答案一時是無法確定的。這種源自無法認知、無法確定的心理焦慮，類似於經曆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那種精神失落的過程。“秋夜”、“無物之陣”、“墳”一類的“黑暗”和“虛無”之意象，不僅象征著時代的荒誕，同時也深刻地寓意著特定時代給予人的虛妄的心理感受：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野草·影的告別》
麵對唯“黑暗”和“虛無”乃是“實有”的荒誕存在，戰士舉起的是“投槍”，其目的如同魯迅在《寫在〈墳〉後麵》中所指出的那樣：“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站著，給他們的世界多一點缺陷。”在《求乞者》中，魯迅反對“求乞”式的存在，宣稱“我不布施，我無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給與煩膩，疑心，憎惡。”如果非要“求乞”，也“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在《影的告別》中，魯迅拒絕了廉價的“光明”誘惑，寧可彷徨於無地，沉淪在“黑暗”之中，也要建構真正“全屬於我自己”的“那世界”。當然，魯迅也深知“絕望而反抗者難”，但他堅信“反抗”總要“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11}。反抗，帶來的是生命的激情，渴望的是生命的自由，同時也是要給荒誕存在的世界提供新的價值信念和行為準則，因為真正的反抗是“破”，是“立”，是在破壞舊的世界，也是在創造新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反抗絕望”的行動及其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義和人生哲學指向，則是要集中地傳達出對“黑暗”和“虛無”的總體否定，同時也是要更多地表現出一種自我拯救式的價值創造：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野草·墓碣文》
加繆說：“虛無主義不僅僅是絕望和否定，更主要的是絕望和否定的意誌和願望。”{12}自我拯救式的反抗，在於賦予“黑暗”和“虛無”以更多的生命意義，使處於“絕望”之中的“猛士”能夠獲得來自源源不斷的內心信念的強大支持，進而獲得自我的新生：
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羅曼·羅蘭在他的《名人傳》引言中曾說：“我稱為英雄的，不是思想或力量上偉大的人，而隻是心靈上偉大的人。”他認為貝多芬正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人，因而將《名人傳》的第一篇給予貝多芬。他引用貝多芬的話說：“但願不幸的人，看到一個與他同樣不幸的遭難者，不顧自然的阻礙，竭盡所能地成為一個不愧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其實，魯迅也同樣如此。反抗“黑暗”和“虛無”，造就了魯迅心靈的廣袤、深刻和偉大。在他對生命哲理的探尋和所構築的人生哲學裏，不是刻意探討生命本源和世界本質一類玄而又玄的問題，而是探討生命如何具有意義，人如何反抗“黑暗”和“虛無”而獲得人生價值的問題，也即他在小說《故鄉》所指出的那樣：“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加繆曾經高度地評價西西弗斯“永不停息”地推動石頭向山頂進發的行為，並把西西弗斯的反抗當做一種人生意義探尋的方式。加繆說：“征服頂峰的鬥爭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該設想，西西福斯是幸福的！”{13}加繆認為，我們必須認定西西弗斯的生命是幸福的，有意義的，因為生命的意義並不在於他能否將石頭推到山頂，而在於他永不停息地“推”的過程之中。其實，魯迅筆下的“過客”“永不停息”地“走”也是一樣。“過客”並不在乎能否到達終點，也不在乎終點是“墳”，還是“野百合，野薔薇”，他的人生意義全在“走”的“反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