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刊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輝林《夜半抄家記》一文嚴重失實，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及名譽誹謗，僅舉幾例如下：
第一，牛文說：……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於8月初通過選舉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國第一個紅色政權”——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
北京大學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接見時，指示由我負責組建並用巴黎公社選舉方式產生，領導校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並不是一級政權組織。
北大不存在以我為首的左派團隊。1966年“5·25”大字報是哲學係尚未到農村參加四清的幾位教員和幹部，響應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的號召，根據北大長期在左傾思想領導下，曆次政治運動(如反右派、反右傾、社教運動……)中，群眾的積怨而寫的大字報。這反映了相當一部分群眾的意見。寫大字報的這幾個人並不是一個什麼組織，曾有人說：“當時我們都下去參加四清了，如果在校我們也會簽名的，那就不是七人大字報了。”
江青、康生在北大群眾大會上是講過“張承先工作組走後，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的話，但北大文革委員會不是“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成立的”，而是在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同誌親自領導下，於9月9日選舉產生了42名正式委員和10個候補委員組成的。(見《北京大學紀事》第651頁)
第二，我沒有叫薑同光給牛輝林打過電話，讓他派北大紅衛兵到我家攆吳概之子女為首的在我家鬧事的紅衛兵。
我知道吳概之的兒子與兩個學生一天上午到我家來過，當時我不在家，回家後是保姆彩蘭告訴我的。王夢蘭也證明。此後，我再不知道也沒有見過吳概之子女帶領一夥紅衛兵來我家鬧事。我的兒子放學回家吃晚飯，也沒有見到這夥人。那就用不著讓牛輝林用大汽車把他們拉走了。
第三，陳葆華不是我的秘書。她沒有陪我到牛輝林的“北大紅衛兵總部”辦公室(當時是叫紅衛兵聯絡站)，當然沒有我對他那長篇談話。
其實牛輝林抄吳概之家的全部情況，陳葆華早已向我彙報過了。她跟著去就是看管牛輝林不要出大問題的。當時吳概之由兒媳(穿著軍衣)攙扶著應對牛輝林抄家的行動。文件櫃已經由他的單位查封，但牛輝林還要啟封檢查是陳葆華阻止的，紅電話機已由單位停機，根本沒有我叫“陳葆華同誌讓你半夜拉吳概之到中組部門前的大街上批鬥”的事。
第四，牛輝林說我讓北大派人把吳氏兄妹倆送到中南海去交給總理和“康老”教育。我沒有中央的電話也沒有這種資格叫總理來管理吳概之的子女。康生我從來不稱他“康老”。
第五，牛輝林的文章把我寫成一個品質惡劣的小偷，不僅偷走了吳概之的古董古玩等珍貴物品，連筆、墨、紙、硯都偷。吳概之的親朋好友肯定都知道他沒有這些東西。他從來不寫大字更不玩古董古玩。1968年軍隊抄家證明我家沒有抄出一件珍貴的物品。牛輝林還說，劉亞樓將軍送給吳概之兒子結婚的貴重禮物“一隻女手表”我從吳概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壞後交還。純屬子虛烏有。
第六，牛輝林還說：“……成了整肅對象的聶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計調離北大”，又說聶元梓“認識吳概之老人後，便把調離北大給老人做秘書作為嫁給老人的條件。”把我說得那麼低三下四。這是牛輝林毫無根據的猜想。
吳概之沒有秘書，家中的工作人員隻有一個司機、一個廚師。沒有警衛人員更沒有警衛軍官。
第七，牛輝林說“老人帶她回湖南老家結婚度假(婚假是中組部長安子文在老人家中當著聶元梓的麵給陸平打電話要的)”。肯定的說，沒有一個南征北戰幾十年的高級老幹部回農村老家結婚度假的。這事隻要問一下兩個人的單位就清楚了。牛文寫了很多有聲有色的細節，好像他在身邊看到了一樣，其實都是虛構的。
第八，我從來沒有說過吳概之是彭(德懷)黃(克誠)分子大黑幫。
抗日戰爭中我們在前方都是在彭總率領下與敵人戰鬥的，黃克誠不僅是我的領導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戰爭中，無醫無藥，我的生命處於危在旦夕時，是他派軍區吳部長給我開刀挽救了我。我怎麼能說他和彭總都是大黑幫呢，而且我還與他夫人唐棣華同誌一起工作，她是區委書記我是區委副書記，他倆都是我感恩不盡的領導人，有人這樣的造謠誣蔑使我十分的痛心。
第九，“5·25”大字報不是我個人寫的，牛輝林說的“不知當時在北大做秘密調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軼歐給了他什麼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後來親自批示的‘5·25’大字報”。沒有聶元梓這張大字報也會產生，毛主席決定對“5·25”大字報的批示廣播，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目的決定的，與曹軼歐無關。沒有曹軼歐和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誌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同樣會被批示廣播的。
2009年4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