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曼生前身後事
專欄
作者：賀衛方
哈維曼的人生起伏見證了德國的曆史變遷。哈維曼檔案館的檔案文獻對於國民理解東德曆史所具有的價值自不待言。
我曾於2011年參觀收藏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斯塔西檔案館，了解德國如何將這類檔案用於對曆史的研究與反思。今年3月，我和張思之先生和吳思先生又訪問柏林，其中收獲很大的是參觀了哈維曼檔案館並與哈維曼協會人士的交流。
哈維曼協會以羅伯特·哈維曼命名，哈維曼是東德時期一位著名物理化學家，生於1910年，死於1982年。早年他就投身於抵抗納粹的地下活動，他們的組織名為“新開端”，設想通過歐洲國家建立一種同盟關係，共同抵禦第三帝國這類暴政。1943年，這個組織被納粹破獲，所有成員都遭到逮捕。除哈維曼外，其他人都被處死。他能幸免於難，是因為他的專業對戰爭有用。
1945年戰爭結束，他也被釋放，任教於洪堡大學。因為早在魏瑪時期就同情共產主義，他加入了德國共產黨。這位擁有在納粹時期反抗經曆的學者受到了東德黨和政府的禮遇，並獲任大學黨組織領導的地位。他還為臭名昭彰的情報機構斯塔西工作，所以應當為那個時期的一些知識分子受迫害的事件而負責。
但隨時間推移，他對東德體製以及斯大林主義逐漸產生了懷疑。他運用其自然科學知識對東德當時盛行的一些政治教條提出質疑。他的課程本來是要講授馬克思主義原理，名為“從自然科學視角看哲學問題”，但這門課卻與開設宗旨發生了背離。他的課堂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學生，經常是過道上都擠滿人，終於遭到打壓。他被開除教授職務，黨政職務也被解除，成為東德著名異見人士。隻是礙於他此前的光榮經曆，當局不敢實施逮捕或審判，隻能軟禁。昔日為斯塔西提供情報的他，現在成了斯塔西監視的對象，左鄰右舍的房子住的全是情報人員。兩德統一後，人們發現，在斯塔西檔案館裏，哈維曼一個人的檔案就有76000頁。
對哈維曼的軟禁也是由法庭決定，理由有二，一是與西方反共勢力勾結，二是違反稅收法律——他在西方出版著作，稿費沒有向東德政府納稅。聽到這裏，我們都不免莞爾。直到1980年，他的軟禁才被解除。1993年，當年作出軟禁決定的法官也受到控告，檢察官指控他篡改和歪曲法律，迫害異見人士。不過，法庭最終沒有作出有罪判決。（前次我們訪問柏林，兩位主持對於東德參與政治迫害的人士起訴工作的檢察官曾告訴我們，這類案件最後判決有罪的很少。）
雖遭受軟禁，哈維曼仍不屈不撓，繼續坦率地在西方媒體上發表抨擊當局的言論，並且幫助其他受迫害的人。不過，認真閱讀他的文章，很清楚，哈維曼的所有這些批評以及行為實際上都不是為了推翻東德的政黨和政府，而隻是為了改善東德的政治與社會，雖然他的語詞和觀點經常十分尖銳。東德對於這樣的建設性的批評予以嚴厲懲罰，無疑是自掘墳墓。
哈維曼最大的遺憾就是去世太早，沒看到東德在1989年秋天發生的被稱為“和平革命”的劇變。當然，人們沒有忘記他。1990年，名為“新論壇”的公民運動組織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協會，通過出版物、展覽、研討會等多種形式記錄與傳播民主德國時期的反抗運動，總結曆史經驗。1992年，協會又設立檔案館，全麵搜集展現那個時代反抗活動的各種原始文獻。
哈維曼協會位於施烈曼大街一座19世紀建成的樓裏。協會檔案館負責人維斯巴赫博士帶我們參觀了館內珍藏的哈維曼檔案，包括他在被納粹監禁期間在監獄裏寫的書信，甚至還有他少年時代的作業，包括他在中學時代所畫顱骨的圖像。此外，還有很多東德時代從事反抗運動的人留下的文件，例如寫在香煙包裝錫紙背麵的書信原件。字跡之細密，令人感歎不已。
這個檔案館連同哈維曼協會是一個民間機構，維斯巴赫先生說，這裏的工作人員都是誌願者。維係檔案館運營的經費來自聯邦政府的資助以及民間捐助，但沒有保障。好在這項事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持，因為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說斯塔西檔案館所藏文件顯示的是東德政府所作所為的話，這裏的文獻更多展現的是民間的言論與行為。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將這裏的檔案與那些斯塔西秘密檔案相互比照，從而對於一些人物與事件作出更確定的印證。這樣的文獻對於國民理解東德曆史所具有的價值也是自不待言的。這些年來，一些大學的博士生或碩士生選擇以該檔案館的文獻為素材寫作論文，發表的成果受到學界與公眾的深切關注。越來越多的人自願將相關文獻捐贈給檔案館，極大地豐富了這裏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