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聽取別人意見，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慈禧對於中國近代交通事業，特別是興建鐵路，由開始反對懷疑到後來支持，其中固然與對外戰爭的屢次失敗有關，但這不能不算她的業績，總起來看，慈禧在這方麵做到了聽人意見。
列強在1868年“修約”期屆之時，更加緊了活動，企圖將其攫取鐵路修建權的陰謀塞進“修約”條款之內。總理衙門奕預見及此，於1867年上奏兩宮太後說：“明歲更議條約，彼必互相要結，強欲增入約內……應若何先事規劃”，使其達不到目的，以杜後患，飭“有地方之責者，請共商之”。接著慈禧諭令各有關督撫大臣對此發表見解。
在慈禧的指示下發起的這場討論，參加的人數多，規模大，談論問題也較為細致深入。與議者約為十八人，都是總理衙門大員和各省督撫。起自1867年10月12日，迄於1868年1月16日，經曆了近三個月時間。其主要意見有：第一，強調“民情不便”以相抵製；第二，突出“就小民生計與之理論”；第三，認識到“如其有成，亦中國將來之利”，可以自辦。
然而，坐慣了皇家車輿的慈禧當時並不能認識到鐵路的重要性，這次討論也隻是停留在認識水平上而已。
進入19世紀70年代，中外雙方都把興辦鐵路提到實踐的日程。洋人以修建淞滬鐵路為開端，中國則自築台灣基隆礦區鐵路為起始。兩者修鐵路的目的有某些差別，洋商更多的從經濟利益上考慮，兼及軍事；清政府則更主要地從軍事國防方麵著想，經濟利益仍置於次要地位。
早在1865年，英商即組織了淞滬鐵路公司，請築上海至吳淞約三十裏的鐵路，被上海道應寶時所拒絕。英商並不甘心，過一段時間又向新任關道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吳淞道路的請求，以此誆騙上海道。沈秉成以既非鐵道而是一般修路，當即允準，但明確表示購地事由英人自行解決。
工程於1876年1月間開工，進展順利，2月中旬即鋪軌達四分之三，由名為“引導”號的機車進行試車，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真正行駛火車。這轟動了鄉裏，並引起上海道馮光的關注，隨即照會英領事麥華陀，聲言“先誆準租路，忽興此舉，由欺偽勉強而成”。要求禁止。往返爭執多次，麥華陀允許暫時停止行駛一個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
英公使館派漢文正使梅輝立赴滬與馮道談判，過津與李鴻章麵商，此前慈禧曾命李鴻章妥商歸宿之法。李主張買歸自辦，梅當麵雖亦以為然，但到滬與馮光麵議時，卻堅持中國買回後仍交怡和洋行承辦。結果由中國以白銀28.5萬兩買回。南洋大臣沈葆楨始主自辦，繼則決定拆除，鐵軌設備運台灣交由丁日昌，準備在台灣修建鐵路時使用。
洋務派不僅在淞滬鐵路的交涉上與列強針鋒相對，且在築路行動上也是與洋商同步進行的。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形勢所迫，李鴻章主張盡快仿造鐵路、電線，以鞏固海防。他去找恭親王奕，極力講解建設鐵路的好處，請求先修北京至清江這段，方便南北運輸。奕表示讚成，奕要求慈禧做主定此大計。
大約就在英人修築淞滬鐵路的同時，台灣基隆礦區於1876年秋建築了一條輕便鐵道，利用海岸坡度由礦井滑行至海岸邊。雖未用機車牽引，卻是中國自己的第一條鐵軌道，應認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1876年初被授為福建巡撫的丁日昌，乘機擬定了一個發展台灣鐵路的宏偉計劃。他親赴台灣進行考察，於是年冬向清廷上了十害、十利和七不必慮的奏折。總理衙門做出“舉辦鐵路為經理全台一大關鍵，尤屬目前當務之急”的結論上報清廷中樞，“請飭下丁日昌審度地勢妥速籌策，務當力為其難，俾安內攘外，均有裨益”。並落實了經費。看樣子，清政府對於在台灣築鐵路的決心是很大的。
然而，工作進展很不順利，主要原因是款項缺乏，原先答應的款項並未到位。台灣修鐵路在當時雖未果行，但意義卻很重大。主要的一條就是衝破了不許築鐵路的禁區。
在中國修築鐵路的主張盡管暫時遇到了挫折，但實際上，這個時候中國境內正在修築一條著名的鐵路——唐山至胥各莊鐵路。
1875年，李鴻章派唐廷樞籌辦直隸開平煤礦，開平煤礦資源豐富，但要將煤從唐山運往天津的唐山至胥各莊一段，地勢陡峻。為使這段交通無阻，1879年，唐廷樞提議修建唐胥鐵路。由於李鴻章的支持，加以擬修的鐵路頗短，離京師尚遠，慈禧暫且應允。中間曾停工。
1881年6月，開始鋪軌，年末竣工。1882年初，唐胥鐵路啟用，用騾馬牽引車輛，時人戲稱為“馬車鐵道”。
不久，開平煤礦全麵投產，騾馬牽引力小，速度慢。為不使原煤積壓，礦方隻得采取應急措施，組織工人利用礦場起重機鍋爐、豎井架鐵槽等舊材料，試製成一台輕型機車，取名“龍號”。這台中國自製的首台機車，牽引著百餘噸的煤車，頗為快捷。鋼軌上“鐵龍”奔馳，“馬車鐵道”成了真鐵道，風聲四播。“行車未久，都中言官複連奏彈劾，謂機車直駛，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在這種情況下，慈禧降諭禁止機車行駛。
慈禧解除禁令，機車熄火數月後，恢複運行。因煤產量增加快，礦方又購進2台英國輕型機車，擴大運力。
開平煤礦的英籍工程師金達任唐胥鐵路工程師，他為該路確立了1.435米的軌距（與英國的軌距同）。清末大部分鐵路采用這種軌距，後被清政府定為中國的標準軌距，延用至今。金達還是“龍號”機車的設計者。
唐胥鐵路長9.2公裏，單線，軌重每米15公斤。線路雖短，卻是中國自建並保存下來的第一條鐵路。
1883年7月，李鴻章請醇親王奕主持興辦鐵路，說如果海裏有鐵艦，陸上有鐵路，外國就不敢輕易稱兵恫嚇了。第二年，徐致祥遞上奏折，說中國如有以修鐵路之說試探者，應該治罪，隻要恪守祖宗成法，固結民心，清朝即可永保天命。又說主張修鐵路的是“媚夷之人”。慈禧乃下詔申斥，說徐致祥不平心論事，輒敢肆行警詆，著交部議處，徐致祥被降三級調用。而禦史張廷燎居然不以為戒，再遞奏折，繼續反對造路。
1886年，李鴻章不顧頑固派的反對，把開平運煤鐵路展至閻莊，全長約85華裏。同年醇親王奕巡視北洋海口，李鴻章與之商訂將該路展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由奕出麵奏準動工興建。於是，成立了中國鐵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辦，開始募款動工，於1888年10月築成。同年11月，奕又奏請修築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獲得了慈禧的批準。結果又引起頑固派新的反對浪潮，紛紛上奏彈劾，向洋務派修築津通鐵路的計劃一齊開火。
洋務派有奕撐腰，亦不甘示弱，同頑固派展開激烈的論爭，洋務、頑固兩派各執一端，論爭愈演愈烈。慈禧便於1889年2月4日發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撫就修築津通鐵路問題“各抒所見，迅速複奏，以備采擇”。在各省督撫複奏過程中，兩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以盧漢鐵路代替津通鐵路的折衷方案，為各方所接受。於是，慈禧乃於同年10月用光緒名義發布上諭，同意張之洞意見。不久，張之洞由兩廣調湖廣總督，開始著手籌建蘆漢鐵路事宜。洋務、頑固兩派長達十年關於修築鐵路的論爭，還是以洋務派獲勝而告結束。很顯然，慈禧最後一道懿旨，還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務派。
西苑鐵路的修建首先是修路之爭的產物，法商之“殷情報效”亦在於爭奪中國之路權與鐵路車輛與設備市場。但鐵路一經建成，慈禧親身領受了新式交通工具的便利，便從猶豫不決，轉向支持修路派的主張。從這個意義上看，西苑鐵路亦應在中國鐵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甲午戰爭失敗後，1895年7月，慈禧再發上諭，說當此創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嚐膽之時，要求各省將軍、督撫將修鐵路等事及時舉辦。同年11月，指出鐵路為通商惠工要務，朝廷已經定議，必欲舉行，派胡為津盧鐵路督辦。盧溝橋至漢口之線，如有富商集股至千萬兩以上者，準其設立公司興築，辦有成效，必當獎勵。1896年4月，又稱盧漢鐵路隻有商人承辦，官辦督率，不許外國商人入股。同年10月，接受王文韶、張之洞的建議，設立鐵路總公司，命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公司事務。從盧漢鐵路辦起，再辦蘇滬鐵路、粵漢鐵路。
1898年2月，批準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紳商承辦粵漢鐵路，又批準容閎建立公司辦理津鎮鐵路。接著，還命地方官員保護所轄地區的鐵路、電線。鐵路所需物資一律免稅。1898年6月，又督促盛宣懷等將盧漢、粵漢、寧滬各路迅速開辦，說“再事遷延，責有攸歸”。1901年11月5日，派王文韶、翟鴻督辦關內外京榆鐵路。12月30日，命岑春暄、錫良早日開辦山西、河南兩省之鐵路。1902年1月12日，派王文韶為督辦路礦大臣，瞿鴻為會辦大臣。關內外鐵路改派袁世凱接收督辦。
1902年8月15日，派袁世凱督辦津鎮鐵路。1905年3月，袁世凱奏報關內外鐵路竣工，候選知府詹天佑等各有升遷，外國工程師金達賞二品頂戴。5月16日，開設鐵路學堂於唐山。5月22日，袁世凱上奏籌款自造京張鐵路。24日，派陳昭常為京張鐵路總辦，詹天佑為會辦兼總工程師。1906年，設置郵傳部，統一管理全國的鐵路。1908年7月8日，又發上諭督促，指出鐵路為交通大政，利商、賑災、運兵、轉餉，開通風氣，振興實業，都要依賴鐵路。這些年來，各省官辦鐵路，都能按期竣工，成效昭著，紳商集股，多無起色，命郵傳部選派官員，確實勘查，如果繼續坐誤事機，惟郵傳部及有關督撫是問。
聽人言，可少犯錯誤、不犯錯誤，這樣就接近正確，是明智的！
切忌追逐功名
有些人，拚命為別人賣命，自以為可以得到什麼好處。針對這種人，雍正認為：“切忌用自己功名性命為他人填無厭之壑”。所謂“私下事亡盡可照看你一生”，是雍正對官吏利欲熏心的批評，也指出了一種出路。
雍正深深明白父皇康熙是個睿智的君主，稍有不慎，定會露出破綻，就可能招致康熙的打擊。所以他采用了“暗渡陳倉，巧中取勝”的心智。
外示柔和，內裏卻暗動作。既然皇位是誌在必得，那麼雍正就不會坐失良機。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既是兵法中的原則，同時也是政治鬥爭的原則。允被廢後，雍正在韜光養晦的同時，已經悄悄動作上了。隻不過他並不像其他皇子那樣大張旗鼓，恰恰相反，他隻是積極而秘密的為自己做著種種準備。因為隻有這樣才不會被康熙察覺，隻有這樣才能夠保全自己，不為兄弟們攻擊。
雍正的這種心智，在他與心腹戴鐸的通信中可見一斑。當時，戴鐸寫道：
當此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奴才雖一言而死，亦可少報知遇於萬一也。謹據奴才之見，為我主子陳之：
皇上有天縱之資，誠為不世出之主；諸王當未定之日，各有不並立之心。論者謂處庸眾之父予易，處英明之父子難；處孤寡之手足易，處眾多之手足難。何也？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處眾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爭，彼有所勝，此其所以為難。而不知孝以事之，誠以格之，和以結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間，無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無所疵，其諸王阿哥之中，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為忌，無才者以為靠。昔者東宮未事之秋，側目者有雲：“此人為君矣！”此雖草野之諺，未必不受二語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時之小忿而忘終身之大害乎？
至於左右近禦之人，俱求主子破格優禮也。一言之譽，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讒，即可伏禍之根。主子敬老尊賢，聲名實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為皇上之親信者，不必論，即漢官宦侍之流，主子似應於見麵之際，俱加溫語數句，獎語數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賜，而彼已感激無地矣。賢聲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論誰得而逾之。至於各部各處閑事，似不必多予聞也。
本門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難報答，尋事出力者甚多。
興言及此，奴才亦覺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損，受利受益者未必以為恩，受害受損者則以為怨矣。古人雲：不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況主子以四誨為家，豈在些須之為利乎！
至於本門之人，豈無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櫝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長，何由表現！頃者奉主子金諭，許令本門人借銀捐納，仰見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懇求主子加意作養，終始栽培，於未知者時為親試，於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門人由微而顯，由小而大，俾在外者為督撫提鎮，在內者為閣部九卿，仰藉天顏，愈當奮勉，雖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嚐非東南之半臂也。
以上數條，萬祈主子采納。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學問淵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徹，豈容奴才犬馬之人萏蕘之見。奴才今奉差往湖廣，來往似需歲月，當此緊要之時，誠不容一刻放鬆也！否則稍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學素俱，高人萬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勢難中立之秋，悔無及矣。
戴鐸的信，無疑是在當時情況下，給雍正開出了一服處世靈丹，也即行動綱領，這表現在哪呢？
一、它一針見血的指出與聖朝的君主相處實屬不易，建議雍正對君主應以誠孝相待，因為誠心和孝心最能博得君主的好感。對眾多手足兄弟，則更應該以誠相待，團結兄弟，大度包容，使有才能的不嫉妒，使無才能的向你靠攏。
二、要雍正破格優待皇帝身邊的人，因為他們的話會很快傳到皇帝耳中，不要得罪人給自己種下禍根。此外還要他盡力拉攏朝中一切官員，但不要輕易賜人金帛，以免被人抓住把柄。
三、讓雍正暗中培植黨羽的策略，這是最厲害的，而雍正也是按照這個策略做的。
如年羹堯，此前曾是雍正府邸的下人，因雍正的舉薦，而步步高升。到戴鐸寫這封信時，年羹堯此時已位至晉川陝三省總督，手握重兵。同時，雍正為了拉攏年羹堯，還娶了他的妹妹為側福晉，這種君臣兼郎舅關係，能不使年為其忠心效命嗎？
再比如寫這封信的戴鐸，原是雍正府中的一個奴才，因得雍正的賞識而成為福建知府。此後，雍正又進一步鼓勵他：“將來位至督撫，方可揚眉吐氣，若在人宇下，豈能如意乎？”
雍正這種暗中許官的做法，恰到好處地利用了人類的貪婪心理，將戴鐸更加牢固地拴在自己這駕奪儲的馬車上。
利用相同的手段，雍正使戴鐸在幾年之後榮升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錦則位至河南開封道台，他手下的另外幾個得力幹將，如沈廷正升為蘭州知府，哈爾齊哈任清江理事同知、博爾多官至內閣中書侍郎……
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雍正將自己的心腹手下逐漸安插到政府各部門，使他們占居了國家要職，成為雍正最終奪取皇位的中堅力量。
而這麼多中堅力量的培植，卻無人知曉，可見雍正的心智有多深，一般人是難以做到的。
少為聲譽小利存私
不計名利的人，是會有的，但是又有多少呢？雍正在禦批中反複強調：“少為聲譽小利存私”，即是要告誡那些貪圖私利的人應該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可私心太重。
《禦製朋黨論》是為打擊年、隆、允等人提供法紀依據或理論根據而寫的一本書，這也反映出雍正不但不能容忍年羹堯狂悖無禮，同時更不能容忍他結成朋黨危害朝廷政治清明。
那麼雍正是如何打擊這一幫子文人的呢？下麵看看打擊汪景和錢名世的案子。
汪景是浙江錢塘人。此人頗有才華，但仕途卻不得意。因此才投到年羹堯門下，靠阿諛奉承取得了年羹堯的信賴。年羹堯在平定青海叛亂之後，汪景祺曾善意提醒過年不要居功自傲，並做了一篇《功臣不可為》上呈年羹堯。汪在該文中說：庸君聽說兵荒馬亂就懼怕了，因此他必須依賴得力大臣平息叛亂。但是，他認為能夠平息叛亂的功臣一定就能作亂，仍然會威脅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功勞越大的人越會遭到庸君的妒嫉甚至殺害。這樣，不立大功反而更好……
在查抄年羹堯的府邸時，雍正偶然得到了汪景祺的這番言論並查到了汪景祺對年羹堯的許多諂媚之詞。諸如他稱年是“宇宙第一偉人”，又說曆代名將郭子儀、裴度等人的功績“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冥，蓋有天地以來，製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汪景祺甚至不惜以譏諷康熙來恭維年羹堯，說是“皇帝揮毫不值錢”，就是說皇上隻不過動動三寸不爛之筆，會寫一點詩文罷了，年羹堯比康熙帝還要有作為。
雍正在看到江景祺的這番言詞後非常震驚。當時他說：“朕輾轉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儆？”
很明顯，這是雍正在為自己辯護，他堅持認為殺戮功臣是迫不得已的，主要還是因為他們居功自傲，無視國家法律。假如不殺他們，就使法典棄廢，沒法維護國法了。
自然，雍正內心裏雖非汪景祺所作的《功臣不可為》一文，但他抓的卻是汪景祺誹謗康熙的罪名——即汪景祺所言的“皇帝揮毫不值錢”。這樣，汪景祺被定了個大不敬罪，被處了斬刑。
殺人不過頭點地，與汪景祺相比，錢名世受的處罰簡直是生不如死。
錢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錢與年羹堯原沒什麼瓜葛，但是，此人頗善奉迎，曾借名為年羹堯賦贈過幾首諂媚詩文，把年羹堯比作周代的大將召伯、漢代名將衛青和霍去病。年羹堯平定青海後，錢名世還鼓吹為其立碑，並在一首贈年的詩中寫道：“鍾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意即允進兵西藏康熙皇帝為他立了一碑，年羹堯平叛成功也該再立一碑。
錢名世怕人讀不懂，還作注解說：“公（指年）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
原來，在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曾督兵入藏，康熙帝為他特立“平藏碑”。當時年羹堯任四川總督，佩定西將軍印，參予了調兵入藏之役。錢名世認為，應立碑於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後，表彰年的功績。
當時，錢名世不過是從五品的清閑翰林；發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見毫無政治影響，更何況以同年贈詩，也不該有什麼問題吧。
總之，錢名世可抓的辮子就這麼多，雍正大帝反複斟酌，決定還是不能輕易地放過他。
雍正大帝自有他的道理，懲創錢名世，絕不是有意和他個人過不去，而是他的所作所為代表了官場中一種惡劣的風氣——妄自揣摩，趨附權貴。如果聽任其蔓延，就會助長朋黨之風，威脅皇權。
就以年羹堯而論，他就借著受到皇帝眷寵，大肆招搖，而大小臣工竟以年大將軍為權勢之所在，集於他的麾下，結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年黨。
使雍正大帝深受觸動的有這樣一件事：雍正二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後，帝加封一等公爵，當年年底，年羹堯入京陛見，九卿、督撫級的大臣竟跪在廣寧門外大道旁迎接，甚至體製尊貴的王公也有下馬問候的。
在這一群諂媚權臣的無恥之徒中，雍正大帝最為警惕的是某些“名士”。